编辑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得发表文章，或者在报刊杂志上，或者印成单行本，编辑工作的作用很大。同志们都是编辑，编辑有很多工作上的困难，希望召集一个会争鸣一番，谈谈这方面的问题。这很好，作家协会来组织，讲习所的负责同志主持，谈了以后还可以在《人民日报》或《文艺报》发表。
过去中宣部对编辑方面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最近已有人在报纸上批评。对文化部也有很尖锐的意见，比如说文化部象“武化部”，“文化”太少，“武化”太多，这就是说文化部的工作很粗暴。总的说来，从中央到地方在这方面都有缺点，经过这次整风，在地方上对编辑工作人员要重新作些规定，一定要改进这方面的状况。首先一点，要求党委关心编辑，让编辑多参加一些会，能看到党内的文件，使编辑和党委通气，知道党的意图。毛主席一再强调第一书记要管思想工作，思想工作当然也包括了领导刊物，有许多事情不能光靠宣传部，宣传部只是中央的一个办事机关，它不能够独立的发号施令，而且也不应该独立的发号施令，必须通过党委第一书记。如果党委第一书记不抓起来，就不要说是宣传部，更不要说是文化部和文化局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改变，很多地方的第一书记在亲自出马抓思想工作，报纸上天天有报道，所以今后同志们的工作要好办得多。
其次是搞编辑工作的同志怎样改善和作家的关系，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编辑和群众的关系要通过和作家的关系。编辑和作家的关系好，能团结许多作家，作家文章发表的多，刊物和群众的关系也就扩大了。茅盾同志说得对，编辑和作家要互相尊重，首先是编辑尊重作家，作家也同样要尊重编辑。对于稿子一般就不要改，过去有一个时期大改，同当时的整个环境有关系，今后就不应该再是这样。
再一个是编辑本身的提高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也包括象我这样的人，都迫切需要提高自己。同志们在这里学了几个月，将来回去还必须在工作中继续学习，要争取做一个比较有学问的编辑。我们许多人——老革命、共产党员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是靠政治，老革命当然是好的，光荣的；但要把今后的工作做好，就不能光靠政治，同时还必须有知识。我们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今后要靠知识吃饭。共产党员在各个岗位上，比如做剧团团长，他必须懂得戏剧；做大学校长，他必须能够讲课，做报刊的编辑，他必须能够写文章。现在的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当剧团团长的不懂戏剧，当大学校长的不会教课，当报刊主编的不会写文章。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不然就不可能领导起科学，这是当前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当编辑的也要有这样的决心，至于工作忙，可以设法挤出时间来，象改稿子一类的事就少做点。挤出时间来看书，多下去跑跑，接近群众和了解群众。
同志们的意见是对的：一个是领导，一个是同作家的关系，再一个是本身的提高，这几个问题不解决，编辑工作就搞不好。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大家参加革命以后，大概还没有见过报纸上可以这样大大地“放”，这样公开地批评共产党。这对我们必然会有所感觉，或者感到过瘾，或者感到痛快，也可能担忧，也可能不高兴，我不知道同志们的思想情况怎样，我估计也会有上述的各种感觉的。因为这种情况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面对这样的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新的方法，在我们党内不是一下子能够接受的，很多同志担心这样搞下去又怎么得了，岂不是天天要挨骂吗?所以毛主席说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在我们党内的干部中，有百分之九十是不懂得的。这十六个字提出已经相当久了，为什么毛主席在今年二月最高国务会议上还要讲这样的话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正在大变化的形势缺乏敏感，认识落后于现实的发展。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两次革命——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三个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个改造中，农业合作化是主要的环节，全国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几亿农民从个体经济转化为集体经济，纳入了社会主义的体系和轨道。小生产者没有了，个体经济失去了市场，所以资本主义也非得改造不可，资产阶级敲锣打鼓庆祝改造是有原因的。倒不是个人崇拜，主席英明的地方正在这里：当我们党内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合作化抱着怀疑和主张收缩时，主席就决定要很快的推动农民进入社会主义，接着就搞资本主义改造。这不要说太远，就是在前年我们也是不敢讲这问题的。当一九四九年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时，我们究竟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说还没有定，尽管政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直到合作化以后，才最后的定下来，农民再要从集体经济回到个体经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农业合作化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它使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定下来，同时使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也巩固了下来。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形势，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资本家虽然还在拿定息，但已被固定下来，今后只有越来越少，所以剥削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都是从阶级斗争中训练出来的，打日本，打蒋介石，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都是打阶级敌人，愈是老干部，搞的时间愈长。阶级斗争最主要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很多老干部是从武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逐渐的搞斗争和群众运动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也就是说我们思想上习惯了这一套，习惯了对付敌人。当然，现在敌人还有，在国外有帝国主义，在国内还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这究竟是极少数。今天我们面对的绝大多数都是自己人，是人民内部，很可能他受了敌对东西的影响，有一些敌对的思想和情绪，但他不是敌人。面对这种新的情况，我们就得采用新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新形势下的新方法之一。这种新方法是我们过去不熟悉的，我们习惯的一套是整敌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在这上面也适用，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东西就当作敌人，恨不得整他一下。至于对自己人要说服，要讲道理，在他脑子里还缺少这样的反应。
我们必须把这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严格的区分开来。这两种矛盾有时容易区分，有时又很难区分，尤其是在思想是敌对的而又不是敌人的情况下。这时如果不注意，就很容易犯错误，肃反运动中出偏差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对待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和方法是不同的：对敌人是以“力”压人，对人民内部只能以“理”服人。对敌人根本不能讲什么道理，试问同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还有什么道理可讲?至于对人(496)民则决不能用压力。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对我们是新的，在我们思想上还没有很好的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在历史上就有，比如我们党对军队订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要吃老百姓的饭，要住老百姓的房子，这里面当然有矛盾。党一方面订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号召老百姓拥军优属，这样就调和了军队和人民的矛盾，使我们的军队得到人民的拥护。过去虽然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时主要是打敌人，人民内部矛盾还比较次要。现在敌人基本上消灭了(这是从国内来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提到了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值得我们严密注意的重要情况。所谓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社会阶级的大变动。几亿农民从个体经济进入集体经济，资产阶级从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大变动不可能不在我们的思想上表现出来，现在不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思想落后于现实，就是一般人民也是思想落后于现实的。农民走上合作化了，但思想还停留在个体农民的阶段；资本家变成了劳动者，但思想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也有很大的变化，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其中确也有些粗暴的地方，从最近发表出来的意见，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方面有着抵触的情绪，这种情绪发出来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要说“春寒”?这在他们看来这七八年的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感到有些“初春”气候。现在大家正争论是“春寒”还是“春暖”，根据这几天的情况，他们可能感觉到暖和一点，也许有些共产党员会感到“寒”了一些。
知识分子总是依附于一个阶级的——或者是地主阶级，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过去所有的老学者，都是依附于地主阶级的。后来的一些新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这些人，则是(497)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训练出来的，即使是老一点的共产党员，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在实际斗争中七磨八磨，但原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一定全都磨掉。现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知识分子过去的阶级基础也没有了，所以上海方面有人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的意思是说你们不必再谈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因为资产阶级的基础已经没有了。其实，基础没有了，思想还是有的，而且还会长期存在的。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阶级的大变动，一定会反映到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来，而人们对它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也是很自然的。
现在知识分子中有许多意见，包括资产阶级思想和毒草，还是压制它，还是让它放出来?他们过去的阶级基础没有了，最后总是要依附到无产阶级来，你这个社会主义基础采取什么态度?还是让他的“毛”附到我们的上面慢慢地来改造，还是把他一脚踢开?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起很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抓紧好呢，还是放松好?我看是放松的好。我们越放松，他们越靠近我们，我们越抓得紧，他们越感到不舒服。他们的基础没有了，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可是你这个社会主义又搞得他如此难受，这是没有好处的。在走什么道路——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还没有最后决定，反革命分子还没有肃清，资本家还在剥削，那就只能是一家独鸣；没有那时候的一家独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百家争鸣。
现在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几亿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大放，把人民内部的民主扩大，越扩大人民内部的民主，就越能团结。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要团结，社会主义就会垮台。有人说，只要团结工农就够了，你知识分子我们就要压，这样行不行呢?对于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来说。只要几亿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只要把农民问题解决得好，问题就简单。中国社会主要靠农民，历史上人民起来造反主要也是农民，农民要是拿起枪来那可真厉害的。至于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不如农民厉害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造反如果不同农民结合，恐怕不仅是三年不成，而是永远不成，在中外的历史上，就找不出秀才单独造反而成功了的例子。知识分子只有嘴巴厉害，笔厉害，其他是并不厉害的。所以我们要放心，不要怕天下大乱，只要农民拥护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为只要农民拥护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放，我只依靠基本群众，就不把你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当然，你一定要压他，他也没有办法。但是，只依靠基本群众而不依靠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团结一切积极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阶级敌人打垮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同自然界作斗争，把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放在先进的技术基础之上，我们现在是革落后的“命”——革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命”，而要革这样的“命”，就要团结全国一切人，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来积极参加建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不能摆脱落后的现状，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必须团结知识分子，动员他们一起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我们自己培养大量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准备十五年的时间)，同时发挥老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同他们搞好关系，使他们在参加建设中，逐步变成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
第三种情况。我们党是代表人民的，党和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党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人民日报》讲一句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呢?不要说《人民日报》，就是《文艺报》讲一句话也是不得了的，《文艺报》要批评某一个教授教得不好，第二天学生就会责问，你就教不下去。党的威力相当大，我们过去就处于这样的地位，事实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党在决定的。这几天报纸上好多民主人士提出批评，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或有职，有责而无权。事实也确是这样，在政府机关里很多问题都由党组决定，不要说政府机关，就是人民团体如作家协会等单位，也都是共产党员所包办的，这是老实话。当然并不是根本不听取党外的意见，问题是他们最后还是听我们的话。这样就形成党内的人有职有权，或者职还超越他的权；党外的人有职无权，或者有职、有责而无权。这种情况要改变。现在批评的目标都集中在我们共产党身上，这是应得的，谁叫你包办?包办就得挨骂。最近民主党派都批评共产党，这也是合理的，因为民主党派是被领导的党，共产党是领导党。我们党是大党，威望高，影响大，而在这个时期中，的的确确有许许多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原因很多，如对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经验，长期习惯于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再还有是做了官。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吗，共产党员作了官，他的意识习惯和情感就慢慢的象一个官的样子，别人也把他当作官看待。
以上讲的都是新的形势，是过去没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面前摆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领导这个建设是我们共产党，这个党在全国有很高的威信，同时也的确有许多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决定了“大放”的方针。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义，我们最初是估计不足的，这说明我们的思想落后于现实。很多同志包括省市的负责同志，“左”的味道很浓，拿我自己来说也是如此。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成了一个盖子，我在初看的时候，也只觉得文章有些简单化，看不出有多大的问题。所以这篇文章如果不是在这个时候出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它是运气不好，刚巧碰上，正当我们要“大放”的时候，他们来开第一枪，这个第一枪不好开，有时候开好，有时候会开坏，于是就成了典型。据我知道还有一些同志比他们地位还要高，也写了文章，问题还要严重，可惜没有发表出来，不然就又碰上了。所以我们不要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简单，相反的复杂得很。我们说政治上高或低，主要看你能不能看清形势和环境，编辑是做思想工作的，我们要做一个有政治头脑的编辑，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得形势和环境。我们有些人政治就是不高，看不见形势的变化，甚至到现在还有抵触。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主要也是针对这方面：二月开最高国务会议，三月开全国宣传会议，到四月还不见《人民日报》发表什么东西，同时对陈其通等的文章也不表示态度。主席说办报首先要联系环境，不联系环境，根本不管世界发生什么变化，那就是“书生办报”。
当然，也不是听到一点东西马上就搞，我们要能辨别环境，要知道政治气候。所谓知道政治气候，就是要看到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变化，要看到阶级关系的变化。要象人们对待自然气候一样——随着天气的冷热增减衣服。一个人政治的高低，决不在于他多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而在于这些地方是否敏感，在于能否从环境出发去影响环境。拿刊物来说，它必须在社会上起作用，如果你讲的话十年以前或十年以后都适用，那人家可以不看你的刊物，过十年再看也还不迟。也许你认为你的东西是“永久真理”，其实“永久真理”是没有的，刊物要反映时代的浪潮，“永久”的东西是不可能离开时代的。只能这样说：反映时代有深浅之别，如果你根本不反映时代，那就绝对不会有永久性。
现在我们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出来，一般人有两个最大的顾虑：一个是毒草可不可以放?一个是人民闹起事来又怎么办?在这方面，我们的认识是一步步加深的。比如毒草可以放，在中央没有讲这个话以前，我是不敢讲的。事实上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第一，从政治上看，对人民只能允许他言论自由，对人民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既然如此，他要讲唯心主义，他要放资产阶级思想，你又有什么权利禁止他?他又不违反宪法，宪法上并没有规定不许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宪法上规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就是唯心主义，既然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又不准他讲唯心主义?所以只好让他讲，除非他讲反革命的话。再退一步，甚至于讲反革命的话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北京舰空学院一个学生贴了许多反动标语，“清华”一个学生说要杀几百万、几千万人，当然首先要杀我们这些共产党。就是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也没有抓他们，甚至也没有开除他们，还是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当然，这种反动的话就不必登到报纸上去。总之，如果他要放毒草，你不能禁止他，只要言之成理，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艺术水平，就得让他放出来。
第二，毒草和香花也确实难以区别。如果我们对任何来稿都登，那还要编辑干什么，有个收发就行了。总得有个标准。可是对于作品中不好的阴暗的东西，有时容易辨别，有时却不容易辨别。所谓毒草，我的看法就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是否算毒草，我看还可以研究，不然毒草未免太多了。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非常少的，往往是，又有点马克思主义，又有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似毒非毒的东西比较多。正因为是些似毒非毒，你就难以区别，你就难以定出一个香花和毒草的标准。
第三，既然香花和毒草的标准难定，你要禁止毒草的时候，往往把香花也禁止掉了。香花和毒草常常联在一起。我们发动大家创作，他可以创作出好作品，也可能创作出坏作品，如果下一道命令只许出好作品，不许出坏作品，能够做到的话，我也举手赞成，问题是做不到。所以你要香花，就得让毒草同时放出来。毛主席说，要在田里种庄稼就没有办法不让它出草，香花和毒草同时出来是辩证的。毛主席批评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忽略了对立物的统一，事实上的确如此。世界上的事物是两个对立的相反的东西，互相矛盾的事物又互相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办法的，你不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你只能在矛盾中去扶植好的一面，并逐渐克服坏的一面。人也是如此，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这个人聪明能干，可是又有个人英雄主义；如果去掉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变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再如那个人是老好人，老好人当然不坏，可是另外一面他没有用，不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常见的，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等是互相变化着的，主席一再说过：只有好的，没有坏的，那是不可能的，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再说有了毒草对香花也没有什么害处，香花和毒草可以比较，可以竞赛。假如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香花，香花也就不存在了。假如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也就没有正确的东西了。假如世界上的人都是美的，都好看，都漂亮，就没有丑的，没有丑的就不能比较，不能比较就没有美的人了。所以高尔基说他读了不少坏书，对他很有帮助。这话很有道理。我们如果指导青年读书的话，不一定要给他开书目，让他自己去看各种各样的书，不一定要全看好书，光看好书，就分辨不出哪些是坏书。
香花和毒草难以定出标准，香花和毒草只好同时让它放，是不是说我们编辑就可以不动脑筋了呢?不是的，在“放”的当中，编辑还是要动脑筋的。
现在的情况《人民日报》胆子还是小，就数《文汇报》胆子大，什么都放，什么都不怕。当然，也是我们让它这样做才做的，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共产党事先不讲一句话，它还是要怕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放”出许多东西来，我们还要继续“放”。在最近的“放”当中，共产党发言的人比较少，《文汇报》上一篇文章“将”了我们一“军”，说“你们共产党的人为什么不敢讲话，是不是教条主义还没有解放?”这个话很厉害，但仔细研究一下也不一定对。当然共产党应该讲话，不过不一定要在报纸上讲。现在是党外的人讲的多，在党外的人中又是中派的人讲得多。为什么他们敢讲，就因为他是中派，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可以不怕。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可以发现右的骂共产党的意见也开始在出来了，或者说不是骂，就是话说得厉害，比如说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搞错了，镇反、肃反搞错了，某些共产党员做校长没有能力，象木头一样。还有人说共产党的领袖是好的，就是下面人坏，顶讨厌的是那些想入党的人，整天搞汇报，鬼鬼祟祟地象特务一样。还有人不同意《人民日报》对雷海宗的发言加按语，天津方面就有人认为这是妨碍“放”。现在看起来按语似乎加得重了一些，加还是要加，不然共产党变得太客观主义了；但不必加得那么多。右派的意见就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要让这些意见出来，不要因此而紧张。中国长时期来是封建统治，解放前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几年来我们又是一家独鸣，所以今天让这些意见出来是好的。也许有人问，右派的意见出来了有没有危险?我们说没有关系，右派的意见会受到批评，中间派的人会出来批评。现在报纸上发表的意见，照我看来大部分是正确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是不好的，但也要让它出来，使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不好的意见。左派的共产党员现在慢一点讲话还是可以的，不然会给人一种感觉：你们讲了七八年了，我们讲了才不过七八个星期呢。对放出来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慢慢的来讨论。我们党现在已开始整风，这种党外的压力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如果党外没有这样的压力，要想改进我们的工作是困难的，这种压力对推进我们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消极的东西也有，但主要是积极的)。
以上是关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在行政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是许多同志想不通的，比如允许人民闹事，允许罢工罢课。当然，这个问题很清楚，我们不提倡人民闹事，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提倡的是大力克服官僚主义，要尽可能的防患于未然。但如果已经闹起来，那就让他闹，这一条不少同志在思想上有抵触。事实上，如果闹事的群众是正确的，你共产党员还是得站在群众方面。我们现在要大放，要习惯听取不同的意见，要等待人家来反对我们，要能听得进去，并能分辨这些东西。中央把整风提前是有原因的，因为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来，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会议以来，整风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原来想到明年才全面开始，但是形势变化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所以中央决定提前整风。事物的发展是很有意思的，你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必须在党内打通思想，整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就是毛主席说的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不然是放不出来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替党的整风提供了条件，整党要社会上来整，现在百家争鸣已经发动起来，也就造成了整党的环境。要社会风气改变，首先要党改变，因为我们党是执政的。我们把反官僚主义放在第一，是因为现在官僚主义最厉害。与提前整风同时，中央另一个重要决定，就是领导人参加体力劳动，对这件事情，不但在国内，就是全世界都是很注目的。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可以改变社会风气，使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提高一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有保证。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完成民主主义革命要困难得多，十五年前的一次整风，保证我们胜利完成了两个革命；十五年后的今天又来一次整风，是准备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打下基础。整风的意义就在于此。
现在的官僚主义非常严重，近来报纸上天天在揭发，大家一定都已看到。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口，所有的国家机关都是用过去老解放区的办法——“干不干，两斤半”，全部包下来，又袭了苏联的一套，工作分得很细，干部只能进不能出，不象资本主义国家或国民党那样，干部可以不要。机关衙门化，一个部里有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局长、副局长、处长……，机构庞大，行政人员比业务人员还多，而且只能升，不能降，这种状况长此下去是不得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要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家机关的一些制度恐怕得好好研究改变一下。
宗派主义也是非常厉害的，最突出的表现在文化战线上。许多老干部和解放以后培养起来的新干部，对老人都很不重视。年青的讲师和助教在大学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的编辑也都是年青的，做了不少工作，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有许多年青人看不起老人，对老人怀有宗派情绪，这也是事实。他们不知道比起学问来年青人要差得多，我们年青的编辑能比得上王统照、郑振铎那样的老编辑吗?我看是很难比的。你们读了多少本中国古书，读了多少本外国书?能不能看古文，能不能看外国文?这些当编辑的都该懂，编辑不能看古书，古典文学的稿子来了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克服宗派主义和骄傲情绪，向老人学习。上海有人批评年青艺人不重视老艺人，所谓老艺人，就是象袁雪芬那样四十岁上下的人，这是事实，他们认为解放后为什么一个好演员都出不来，就是一些年青人只靠政治，只靠聪明，不虚心向老人学习。解放后出了一些有为的年青作家，有些青年同志的评论文章的确写得不错，但年青人的社会经验决不及老作家，他们读的书还是不多的，现在我们的修养还没有摆脱主要是看苏联作品的状况，这种状况不摆脱，我们的水平就不能提高。这不等于说苏联作品不该学，苏联作品是应该学的，苏联和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都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的，但光学苏联作品是不够的，何况它里面确也有些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
要消除宗派主义，首先要下决心向老人学习。每一个同志所在的地方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老人，但不一定知道，倒是外国某地出了一个什么人物反而知道，这是很糟的。也许你那个地方没有新文学家，但老秀才总是有的，象念古文，点破句等何尝不可以向他们请教。现在我们好象有点满足于自己的知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下决心读书，不要只看小册子。我们所以有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同我们的看书少，经验少有很大的关系，决不是我们主观上要搞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你要讲话，你要写文章，但就那么些东西，于是就只好讲一些概念。
说到领导，现在当然是党在领导，党有没有领导得好?我看没有领导得好，真正领导一定要是内行。在文学方面左翼文学运动开展得早，党的力量比较强。在科学方面就差了，共产党的科学家非常少。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编辑应该是政治性较强的作家，他可以少写点文章，但他必须会写文章。现在的状况是不健全的。所以我们想对中央建议，凡是能做实际工作的人，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编辑、学术研究等等，就尽量减少他的行政工作，我们要建设文化，要把马克思主义队伍的核心在思想战线上建立起来，就必须由真正有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学问的人组成一支坚强的力量，然后才能解决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据我估计还没有改变，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在科学界、文艺界……等等方面培养许多专家，在目前则是努力克服宗派主义，不要再轻视老人。他们也是中国人，不过过去没有参加革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一生专心搞一门东西，搞了几十年，中国人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难道只有共产党员才有智慧，他们就没有智慧吗?
主观主义不要说了，主要是教条主义，厉害得很，一定要去掉这些东西。
高级干部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是中央的创造。乡和合作社的干部，本来就不应该脱离生产，高级干部每星期有那么半天义务劳动是很必要的。所谓联系群众，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怎样去打成一片呢?为什么有些作家到下面体验生活时不能同群众打成一片呢?我认为一定要从劳动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不然永远只能打成“两片”。因为工人农民的生活主要就是劳动，建设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劳动。最近即将召开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就讲六个字——学习、劳动、团结，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劳动，团结也只能在劳动中去团结。列宁说：“共同劳动就是共产主义”，又说：只有在劳动中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几句话是非常精辟的。并不是说领导干部都要去种地，至少你要有种地的经验，然后才能体会他们的感情，他们也才会把你当作自己人。我们领导上的有官僚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和劳动脱离，所以参加一点体力劳动是很必要的。在脑力劳动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中央将要规定，凡是当学校校长的一定要兼教课，共产党派到科学研究机关当院长，所长的一定要参加研究工作，你不能研究物理，化学，你总可以参加研究中国革命史。领导干部担负一些与业务有关的劳动，有很多好处，做校长的兼教课，他就不会光去想人事、财务等等方面的问题，他也会考虑教学上有些什么困难，并想出办法来解决。总之，对于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过去是改造别人的，现在先要搞一个思想改造，并且也来一个“劳动改造”，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等东西去掉，使党内党外面貌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是难以推动的。
同志们提出过去几年为什么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前面已经讲过。至于是否还可以稍早一点开始，当然稍早一点开始是可能的，但总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才能提出来，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
刊物是一家，还是百家?我认为刊物既是一家，又是百家。刊物在“百家争鸣”中是一家，同时在刊物上又要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这样可以使刊物活跃。如果办成圈子比较小的同人刊物，当然也可以，象现在的《诗刊》和将要在上海出版的《收获》，就都是同人刊物。至于同人刊物是否会形成宗派主义和一家独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如果是协会的刊物(包括各地的分会)，我认为是要办成百家争鸣的，不能是谁编谁就独裁。因为协会的刊物要对协会负一定的责任，它一方面要有独立性，协会不去干涉它；另一方面又多少要能代表协会。我个人觉得刊物还是办得更广泛一点好，这并不会影响刊物的质量。
有同志提放出了《吻》和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后，各方面进行围攻，是不是会妨碍“百家争鸣”?《吻》这样的东西可以登，登出来以后也可以批评，错误的东西不批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在于批评的时机和方式，问题在于不能采取那种围攻的态度。
茅盾同志说现在的编辑部还是“半开门”，没有别的含意，就是批评我们的刊物开门还开得不够。
前几天有位“法新社”的记者同我谈话，他说你们共产党报纸上天天讲矛盾，“主义”很多，这样是否走的路太窄，一不当心就碰上了什么“主义”? 我说“主义”讲得过多、帽子加得过多确是不好的，至于共产党员走的路窄不窄，要看这个共产党员是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他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头脑中有主观主义，那么他的路就比较窄。我们要寻找正确的道路，因为我们要对人民负责，我们走错了道路受损害的是人民。只要是正确的道路，即使有危险，很狭窄，我们也乐于走。
对于陈其通、钟惦棐等同志要不要检讨，现在也是议论纷纭的。钟惦棐现在还是《文艺报》的编委，曾经有人主张不要他当编委，我们觉得这不妥当，不能因为犯了错误连编委也不让他当。至于陈其通同志，现在还是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副部长，他想写一篇检讨，写一篇作用还是有的，免得别人误会被撤职了，被打入冷宫了。但我觉得要写就写一些自己的感受，有多少感受就写多少，不要交代式的检讨。
批评要掌握时机和方式，过去的方式是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产生的，大家围攻，强迫检讨，对待自己人乃至怀有敌对思想的人，这已经是不适宜的了。今后一般要采取讨论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不接受，可以反驳，决不要勉强检讨，勉强检讨的结果，过一个时候他会翻案。我们不要围攻，现在党外的人还在看我们，他要看得很久，甚至看上十几年，要到那个时候他才会放心。当然，批评还是要的，你有这样的意见，为什么我不可以有那样的意见。
对于刊物来说，我们还是要争取登好作品，如果办一个专门放毒草的刊物，那也是不对的，放毒草不等于提倡毒草，我们要有意识地放毒草，而不是毫无辨别地放毒草。所以文章总还是要选好的登，哪一篇先登，哪一篇可以搁一下，做编辑的人也应当选择。
“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其他创作流派的关系是怎样的?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平等的关系?”首先我觉得这样提问题就不妥当。创作流派是属于思想方面的问题，必须通过作品来领导，必须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究竟能不能领导，不能通过决定或法律。刊物出不出，出一个还是两个，这可以通过决定；至于对刊物起领导作用，还得靠作品本身。鲁迅先生没有做作家协会主席，但他还是领导了文学界。作家通过他的作品，他的威望、他的为人，经过多少次的考验，他才能够领导。刊物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它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能不能领导，首先要靠它的质量，要靠它的思想内容和是否具有时代的特色。创作流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它们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同流派的作品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至于你的作品影响大，在实际上起了领导作用，那种情况是有的。为什么苏联的许多作品在青年中影响很大?尽管有些作品的水平还不是很高的，就因为它反映了时代。为什么有一个时期象《白毛女》《刘胡兰》这样的作品能领导群众?也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如果要继续领导，就得提高水平。过去的小册子可以领导我们，慢慢的就不能领导我们，到那时候需要艺术水平更高的作品才能领导。能领导与不能领导，要看它是否同群众的要求和兴趣相结合。那个时候群众革命热情高，小册子起作用，连鲁迅先生的书也不要看，至于《红楼梦》一类的书更看不进去了。现在，时代环境变了，虽然革命热情还是一样高，但人们的精神要求不同了，他要求写革命的时候写得更深一点，同时除了写革命以外还要求旁的东西，他要求你写得比较好，给他一种美的魅力。这时候你写的作品，要既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艺术水平高的，然后你才能领导。如果艺术水平不高，不如资产阶级的书，人家就不看你的，人家的书卖一万本，你的书只卖一千本，这又算什么领导?所以能不能领导，在过去主要靠时代和政治，今后还是要靠时代和政治，但光靠这些已经不够了。过去当编辑的主要靠共产党，今后还是要靠共产党，但光靠共产党也已经不够了。有一个时期，大家热中于争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能不能领导，其实这没有多大意思，如果你的书销不出去，承认你领导也无非是句空话。现在就是要真刀真枪，拿出货色来同人家争，争不过的话就只好认输，承认自己没出息。我相信共产党是有出息的！
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如何估价?关于这个问题早就讲过。现在胡风等大多数人已作了处理，有的开除了党籍，有的撤消了工作，但还没有刑事起诉。有的没有什么问题，如吕荧，我们最近就准备发表他的文章。再如满涛，一直是上海政协的委员，我们根本没有整他，只不过在材料上发表了他的名字。在这里面的人，有些是思想问题，有些是历史问题，还有一些是搞错了的，三批材料中有名的人，不一定都是胡风分子，也有些人不是，但和胡风搞在一起的。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有错误，但对过去的工作如思想改造、整风等，要从整个来看，对正确的必须首先肯定。当然，有些问题将来还可以讨论，比如肃反肃错了没有，有人对把肃反的数字定为百分之五表示不满，因为实际上不到百分之五，他不知道当时有很多地方搞到百分之三十，中央定出百分之五是起了限制的作用。关于肃反运动，党中央还没有作结论，我觉得我们对问题应该这样看，有反革命，搞出一个也是对的，有反必肃——这就是原则。说整出一个反革命，伤害了几个好人，这是不是不好?这和打仗一样，要打败敌人，就不可能使自己的人不受伤害。列宁说，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拳头打出去是不可能选择地方的。的确是这样，可能打到致命的地方，也可能打到不致命的地方，可能打到应该打的地方，也可能打到不该打的地方。
同志们提出愿意读书，渴望提高，更愿意下去生活，但在时间上没有保证，要参加社会活动则没有机会，这怎么办?关于这方面，作家协会曾经决定编辑每年可以有一个月到三个月体验生活和创作的时间，你们是否也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作家协会作了这样的决定，可以建议文化部和出版部门讨论并作出规定，编辑有一定的时间体验生活和创作是完全必要的。
现在可以放毒草，同志们也不要害怕放毒草，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正在亲自出马抓思想工作，编辑一定会得到较多的关心，相信同志们今后的工作也一定会比过去好做了。
原载《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93—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