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正处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革命的高潮又推动了生产建设的高潮。争取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期间，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争取在十五年左右，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两个豪迈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行动目标。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高潮，汇合在一起，向我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彻底改造自己转变自己的立场，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的任务；提出了发展祖国科学、文化艺术的任务。现在，随着全民整风形势的深入，许多知识分子热情地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报名上山下乡，表示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党与政府，十分重视这个促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创议，正根据全面安排的方针，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劳动锻炼，并且把这件事，当作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顺利发展祖国科学文艺事业的方针，这个方针贯彻执行得好坏，对发展祖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将起重要的影响。同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是促进知识分子改造的重要方法。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的方针和学术、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总的说来，都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组成部分，两者不可偏废。如果说，组织与推动知识分子下乡下厂，贯彻执行知识分子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同工农结合的方针，是为了从政治上改变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那末，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也势必要在学术、艺术领域中，逐步改造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没有这两方面的彻底改造，对工人阶级事业缺乏感情的、浸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不能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因此，积极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从1956年5月党着重提出这个方针以后，全国学术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其中，许多学术上重要问题讨论的展开，便是很明显的标志。仅就哲学与社会科学而论，就展开过中国哲学史问题、美学问题、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矛盾转化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问题、人民币的性质与职能问题、法律的阶级性继承性、有关古代史、近代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等问题的讨论。不仅自由讨论已在学术界蔚成风气，其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广泛开展。上海党的组织由于基本上贯彻了这个方针，也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就上海27个自然科学学会来说，在去年10个月内，举行了820次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哲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各学会也举行过多次的学术讨论会和座谈会，“学术月刊”、“法学”以及各大学的学报也都分别展开过许多学术讨论。文艺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话剧戏曲上演的剧目比过去丰富了，戏曲整理方面，已发掘了六千多个剧目。不少文艺和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了。这一切，都证明了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来，情况是很好的，证明了这个方针的正确。
当这个方针提出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曾经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和主观认识，对这个方针作了这样或那样的理解，认识并不是一致的。这正好反映了正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我国知识分子的复杂的政治思想状况，因而，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对这一方针认识的不一致和思想上的混乱，在一定时期来说，也是正常的，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践以及知识分子本身政治上的进步，才可能逐步澄清思想上的混乱而求得认识上的一致。可是，正因为有些人原来就并不是那么正确地理解这个方针，所以，自从去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这个方针，从政治上挑起了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凶恶进攻，便使他们对这个方针的认识更加迷惑不清。尽管在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广大知识分子置身在这一斗争中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和锻炼，仍然有一些人，对于事情的变化，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辨别能力，以至有些人从“左”的角度来猜测党是否取消了这个方针，或者将要修改这个方针以为今后不再需要坚决贯彻这个方针；也有另一些人，又从右的角度来怀疑党是否取消了这个方针，他们所特别担心的，就是害怕政治性质的问题和学术性质的问题划分不清，怕“言多必失”，从而变得谨小慎微起来。因此，重新阐明这个方针，就很有必要了。
为什么有些人会从“左”的角度来怀疑党的方针呢?从根本上说来，是对于矛盾的存在，矛盾的性质和如何正确处理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缺乏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前年，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未完全结束，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未最后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形势之下，这个斗争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它范围内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比较起来说，敌我矛盾是少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存在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矛盾，除少数右派分子外，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所要处理的是帮助过去为资本主义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转到为社会主义新社会服务，为的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促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循着对立物转化的规律，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既然一般说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末，就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即压服的方法来解决，只有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因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客观的存在，不承认它的存在，就等于不承认矛盾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既然矛盾存在，它必然要表现，要它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不让它表现，逼着他们把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按上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这不仅对他们没有好处，对人民也是不利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教育我们对于科学、文化、艺术方面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应采取压制的办法，而是采取让他们表现的同时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的方针。只有采取这个方针，才能真正从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在科学文化艺术领域，运用党的“团结——批评——团结”公式，以克服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至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经利用过这个方针来进行政治上的阴谋活动，这是阶级斗争存在的必然结果，甚至今后也难于保证绝对不会有人利用这个方针来企图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但是，即令如此，也丝毫不应当动摇我们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因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尽管歪曲和利用这个方针，放肆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猖狂进攻，但是，右派分子并不是胜利者。真正胜利的还是人民，是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更加提高，右派分子的彻底孤立。所以，怕被利用而不敢积极执行这个方针或者怀疑这个方针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应该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社会主义的威力。
为什么有些人会从右的角度来怀疑党的方针，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呢?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要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哲学与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自然科学本身虽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既然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就不能不有自己的世界观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立场，因而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就不能不都与阶级斗争密切有关，都存在着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纯粹“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是不可能的。而我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有一些人，并没有从根本上完全解决了这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因而对政治与学术的区别与联系容易认识不清，不知道自己的两只脚究竟该向哪里搬动，徬徨犹豫，患得患失。一切顾虑的根源，应该从这里去找，而要能最后化除一切顾虑，也还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否则，尽管把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划分得再具体没有，一有风吹草动，他们还是要顾虑重重的。
有些人把他的顾虑集中在对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害怕不易划清的理由，归结到右派曾经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甚至披着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外衣来进行政治上的阴谋活动，而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举行了严厉的反击。他们在思想方法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必须是不能被歪曲和利用来干别有用心的勾当的，否则，这两个口号就好象还是难于遵循的。可是，事实上，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任何好的口号，也还是会被不同的阶级各按其自己的阶级愿望来解释和利用的。“自由”、“民主”、“和平”……这一类口号，资产阶级用，我们也用，但我们对这一类口号的解释和利用同资产阶级对这一类口号的解释和利用，是根本不同的!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
因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用来进行政治上的阴谋活动，这是他们的政治立场所决定的，并不奇怪。但这并不就说明政治性质的问题与学术性质的问题无法划清界限。事实上，政治性质的问题与学术性质的问题历来是有区别的。1954—1955年有关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有关建筑学上复古主义思想的批判，迄今尚在继续着的有关美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等，并没有把这些文艺上、科学上的思想斗争，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这不是很明显吗?至于那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纯粹科学技术上的是非之争，更不消说了。去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并非什么学术上的问题，而是故意曲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来干见不得人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例如他们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挑拨工农关系以至企图也在中国搞一个类似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事件等等，尽管他们打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旗帜，尽管也使用了一些从国外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抄袭来的学术上的语汇和论点，但彰明较著的事实，仍然完全说明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根本不相干，也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艺术性质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标准，那末，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辨别香花毒草和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我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项政治标准是最明确的标准。这个标准，不仅有利于我们去辨别香花毒草，而且大大有利于发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此外，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的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是帮助我们进一步辨别清楚政治性质问题与学术性质问题的好标本。所以，应当说，政治与学术的界线，现在不是更难辨别，而是更好辨别了。事情很清楚，界限也很明显，对于有罪的右派来说，言多会失，言少也会失；言时有罪，言后也有罪。对于学术思想上的错误，言时无罪，言后也无罪。这是十分明白的事。
去年上半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给了我们大多数干部及知识分子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右派从反面做了我们的教员，它使我们懂得：凡是右派最反对的，恰恰是我们最需要坚持的。
右派分子说：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不能讲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去年上半年的事实，不仅使我们懂得，要实行这个方针必须有马列主义的领导，而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本身，正就是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方法。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真理就不靠强制办法去逼迫人家信仰，也不靠强制办法逼迫人家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通过充分的自由讨论，是非大白于天下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更加光芒四射，反对它的论点更加暗淡失色，这样才能使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错误见解，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也教育了我们党的干部认识：在学术文艺领域中，一部分人不服从马克思主义领导，也是客观存在，只有积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领导，害怕实行这个方针会丧失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陆定一同志早就指出过：
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的。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了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发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来促学术工作的发展。
如果说，过去还有许多人对这一段话还缺乏深刻理解的话，那末，通过去年的反右派斗争，也便可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
右派说：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不准对他们的意见展开批评，展开思想斗争，否则就是教条主义。现在大家都懂得这是右派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恰恰是一个适合科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思想斗争的方针。思想斗争是真理发展的动力。一切真理都是在同谬误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思想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真理就不怕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从产生起，就受到各种反动学说的攻击。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被打倒，相反，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继续丰富、发展了。由此可见，只有错误意见，反动学说，才是怕争论的。过去的反动派也总是叫嚣“收起”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17年前就讲：“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去年右派向党进攻时，一样害怕思想斗争，诬蔑反批评是教条主义，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右派的脆弱。因此。为了正确实现这个方针，百花齐放的“齐”字，百家争鸣的“争”字是必须坚持的；今后，对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不经反复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内少数干部中曾经存在过的对毒草不加批评，跟毒草和平共居的投降主义思想是极端错误的。
右派说：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不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就是教条主义。现在大家懂得这是右派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诬蔑。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下很大的苦功学习外国好的东西，国家才能富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应该学的，但是，学习苏联是我们首要的任务，这是因为苏联是我们的兄弟国家，只有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无私的帮助我们，给我们科学技术上以巨大援助；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经验，是我们正在建成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需要的，立即可以采用的，而这种经验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对于一切科学技术知识来说，苏联的成就也是很高的，苏联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已经证明苏联科学技术的某些重要部门的成就，已经远远地超过美国了，右派分子的谬论更加破产了。
经过反右派斗争的考验和教育，事实证明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是可以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愿意跟社会主义走，跟共产党走的。右派最后是完全孤立了。这个事实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我们要坚定地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他们最后具有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能力。去年春天，右派分子那样猖狂，我们都不怕，现在反而害怕几棵毒草，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一年半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全党的干部，特别是在科学艺术部门工作的干部，只有在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认真地钻研理论和业务，才能实现党的领导。我们共产党员，对许多科学艺术上的问题还缺乏知识，因此党在这些方面的领导权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一些同志对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疑虑，正是由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学问不博，知识不多，怕说服不了错误见解，怕战胜不了反动学说。我们认为不应该害怕，害怕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缺乏知识的问题。知识从哪里来？只有从勤学苦练中来，只有从斗争中来。斗争、学习、再斗争、再学习。长期地、顽强地把自己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如果说，在1956年5月，党着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我们大家对这个方针的理解，由于还缺乏实践生活的体验，认识上还不是怎么深刻，还难免停留在抽象的了解上，难免有片面性的话；那末，这个方针实施一年半以来、特别是经过去年的反右派斗争，实践生活便使我们对这个方针得以比较深入、比较具体、比较全面的理解。没有疑问，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将会带来文学艺术与科学工作上的更大的繁荣，更大跃进。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信心。
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中心一环，就是要在文学艺术的领域内和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正确地开展批评与反批评。上面已经讲过，思想斗争是真理发展的动力，批评与反批评就是学术领域进行思想斗争的主要方式。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反批评，经过反复的争论辩驳，然后才能将科学工作推向新的高峰。因此，在学术艺术性质问题的讨论、争论中，应该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应有什么特权。为了正确开展批评与反批评，要同一切学阀作风，宗派门户成见作斗争。要树立良好的自由讨论空气。
首先，对于被批评者来说，要能允许别人批评，认真地虚心地研究别人的批评，如果别人的批评那怕只有几分是正确的，也应该以服从真理的精神去接受这几分正确的地方；然后是又要有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对别人批评中的不正确的部分进行有根有据的论争。同样，对于批评者来说，首要的是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态度，该肯定的部分应该肯定，该批判的部分便要严格的批判，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笔抹煞；然后还要以对待批评的态度来对待反批评，也应该认真而虚心地研究被批评者的反批评。总之，无论批评别人也好，自我批评也好，反驳别人的批评也好，都要坚持说理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科学分析的态度。
其次，批评和讨论，都应当建立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不应是抓住一点就随意发挥。因为，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只能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才行。如果批评和讨论，事先没有经过很好的研究和思考，必然会招致两种后果：一是批评不深入，不彻底，隔靴搔痒，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打中要害，因而作用也就不大。二是批评容易有片面性，容易产生简单、粗暴的毛病。这是因为事物是复杂的，曲折的，人的认识，也是复杂的、曲折地，本质的东西常常隐藏在许多假象之中，真理象棕榈树一样，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因此，若不进行深入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就或者不能把隐藏得很深的最本质的东西发掘出来，或者就难免发生粗暴简单化的毛病，而把那些好的东西也一棍子打死了。同时，事实上任何一种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文艺和学术思想，尽管各有其自己独特的表现形态，但又都有其中外古今历史上的某些有影响的文艺科学思想的密切联系，若是不能探本求源、根根节节地把这种错误的以至反动的文艺和学术思想的老根挖掘出来，就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反之，如果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艰苦的研究和思考，那末，解决了一个问题，常常也就连带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搞通了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也就连带搞通了许多人的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都要等到研究完全成熟以后，才可能出来争鸣，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事物在不断变化，文艺、科学也日益发展，永远不可能有完全成熟的时候，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在一面学习，一面斗争，进行了研究，就展开争辩和讨论，又在争辩和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研究。这样，便可以一步一步地辩明真理，自己也得到提高了。
最后，我们仍然要分清楚两种批评：一种是对敌人的批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同志式的批评。整风运动的经验，使我们逐步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系列办法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取得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处理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敌我矛盾的经验。尽管我们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处理了敌我矛盾，可是两种批评仍然是有本质不同的。对于敌人的批评，从政治上来说，是必须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因为敌我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把敌人打死，敌人是还想死灰复燃、反咬一口的。但是，当敌人曾经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伪装，而这些伪装，又还迷惑着相当数量的群众的时候，那末，为了暴露敌人的面目，教育一时被蒙蔽了的人们，当我们去揭露这些伪装的时候，也还得采取实事求是的说理态度，才能最后彻底地打击敌人。所以，今后我们对于某些右派分子在学术上的反动论点开展批判时，就需要比过去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的方法更加细致、更加采取说理的态度。至于对人民内部的同志式的批评，应该完全是善意的，是由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从文艺和科学的领域来说，这种相互批评应当是为了互相帮助共同探求文艺科学的真理，共同在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的文艺科学事业的发展为自己的进一步改造和提高而奋斗。
上海拥有强大的科学艺术队伍，我预祝上海学术界在反右派斗争胜利基础上，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艺术事业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来源：《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