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全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并愿为其贯彻实现而坚决奋斗。现在仅就民盟四川组织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的情况作如下发言。
四川是章罗反党联盟的三大据点之一。近年来，章罗联盟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潘大达及其右派集团在四川进行了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尤其是在去年五、六月间，他们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指挥四川各地右派分子放起了一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大火”。这场火从成都、重庆两地烧起，一直烧到雅安、南充、乐山、内江、泸州、自贡、绵阳、遂宁、西昌、宜宾、三台、西充、岳池、金堂等十余市县，一度闹得有的市县政协会议开不下去，有的市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其反动气焰的嚣张，一时达于极点。他们所放的火遍及社会各界，而以文教界、特别是大专学校作为进攻的重点；成都十一所大专学校中已有十所被他们点起火来，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在他们的煽动操纵下，曾经酝酿罢课游行，而在雅安四川农学院，他们更是按照了他们的罪恶意图，制造了一次小的骚乱。去年五月，潘大达右派集团特派心腹干将赵一明去雅安活动，鼓动农学院右派分子“当炮手，揭盖子”；农学院右派分子在他们唆使下，以反对迁院为借口，公然提出“反对最高领导机关国务院”，“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等反动口号，并成立了所谓“行动委员会”，强迫学生罢课罢考，上街游行，大闹雅安车站，要到成都请愿。不仅如此，他们竟至扣押审讯中共雅安地委派到农学院帮助整风的工作组负责同志，监视学院党委书记，殴打前去
但是，事情并没有而且也决不可能如像章罗联盟所妄想的那样发展，事情是按照劳动人民的意愿，按照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前进的。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人民，激起了广大人民和多数正直盟员的无比义愤。半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四川民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先后揭发出了潘大达等右派集团分子和其他右派分子四百二十七名，占四川盟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九六。目前，反右派斗争已经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基本结束。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表现在彻底暴露和孤立了右派，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广大的中间分子，使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政治上发生了不同程度地向左前进的变化。据成都工学院民盟支部统计，该院五十一个盟员中，除右派分子四人不计外，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左派十二人，中间派三十五人（内中间偏左的十一人，中间偏右的十二人）；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左派已增为十六人，而中右分子则减为六人（较原数字减少百分之五十）。目前，无论是就民盟组织或者是就民盟盟员的个人情况来看，在若干重大问题上，都已经初步地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气象。
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本上并不反对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具有可以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一面，但另一面，由于他们基本上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对于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党在文教科技战线上的领导，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抵触，认为过去“党管得太多，卡得太紧，妨碍了积极性”，有的人甚至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于我们国家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般的说，他们感到满意和兴奋，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却一时还不习惯，不适应，在很多方面感到格格不入，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满和抵触。成都工学院有一位盟员教授说：“过去我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但对为什么要接受党的领导，思想上一直不明确。对党的很多方针政策，由于自己感觉不方便，就不免有些怀疑。比如因为买东西一时不方便，我就怀疑公私合营是否优越”，他又说，他过去执行党委和行政所提出的方针任务时，“往往要打折扣”。在反右派斗争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和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这对广大中间分子来说，是一次极其生动和深刻的教育。经过这次斗争的教育，广大中间分子清楚地看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或者是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是接受资产阶级右派的领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而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走后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他们有着过去在反动统治时代生活的痛苦经验，也不愿意走这一条道路。因此，他们已进一步向党靠拢，社会主义觉悟较前普遍有所提高。民盟成都市委机关中的右派分子，在去年利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曾完全撇开了盟内左派分子和不与共产党协商，单独召开了一系列的带有煽风点火性质的座谈会，因而使得一些政治态度不明的中间分子受了蒙蔽，跟着右派分子叫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坏影响。但以上情况自反右派斗争获得了胜利，右派分子被孤立，中间分子开始醒悟过来，并拥护民盟内左派分子的领导，这样就逐步转变和密切了盟与党的关系，许多工作民盟与党可以彼此协商进行了，经过宣传协商，党的有关民盟的重大方针政策，可以基本在民盟内贯彻执行了。如民盟四川大学支部领导人，过去和党有较大的距离，对川大党委“貌合神离”，在大鸣大放中更是完全采取和党委对立的态度。但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已能主动的向党彼此协商进行工作，能依靠民盟内的党员与盟的左派分子进行工作了。又如成都工学院的某些教授，过去在贯彻执行学校党委会所提出的方针任务时，总是被打折扣而无法彻底贯彻的。但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被揭穿后，他们的态度也改变了。
出现在多数盟员中的另一个新气象，表现在他们对待工作和各种问题的态度上。过去不少盟员口头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对无论什么问题，他们总是首先从个人自私自利观点出发，处处都在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每当个人欲望不能称心如意的时候，他们就牢骚满腹，抵触不满，有的人“这山看着那山高”，走到那里也有意见，不安心工作。在教学上，他们“教学不教人”“管教不管学”，说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猫”。他们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对学生进行教育，而是固执地反映和宣扬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向学生贯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他们也往往脱离实际，脱离集体，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成名得利，而不计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他们孤单单地把自己个人关在书房里或者实验室里，不同别人配合协作，不愿意集体研究，唯恐别人沾了他的光，沾了他的便宜，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损人不利己。所有这一切问题，过去曾经多次批判过，
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多数民盟盟员过去普遍缺乏应有的自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他们对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满，认为那是“一个痛苦的教训”，而在今天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没有两面性了，目前的问题只是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他们说：“谁说知识分子要改造，谁本身就得改造”。大鸣大放期间，在右派分子的煽惑和愚弄下，广大中间分子不同程度地表现动摇，证明他们并不是只有一般思想作风问题，而是根本政治立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多数盟员对于自己有了较前清醒的估计，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根本改造自己的必要，很多人踊跃申请下乡上山，愿意在劳动锻炼中改造自己。四川财经学院共有盟员四十八人（右派十四人未计算在内），提出申请的即达四十六人；四川医学院的盟员申请下乡上山的，也占盟员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民盟内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过去非常稀薄，很多人认为批评是“打击”，是“围剿”，因而彼此一团和气貌合神离，思想不见面。反右派斗争后，由于对思想改造的自觉性有所提高，这种情况已有显著的转变。四川财经学院有一位盟员教师，一贯不虚心接受意见，别人批评他时，往往拂袖而去或者中途退出会场，表示抗拒，现在别人提出意见，他已能比较虚心地接受。大字报这种形式开始出现时很多盟员不习惯，认为“批评方式多种多样”，不一定要采用大
四川民盟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所出现的这样一些新变化是令人高兴的。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也说明了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党派成员个人必须进行根本改造和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得到改造的真理。
但是，应该看到，以上一些新气象仅仅是反映了知识分子根本改造政治立场的开始。一方面应当承认这些新气象，但对于这些新气象决不能估计过高。新气象还仅仅是开始。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决不是一蹴可成的，它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因此，我们民盟组织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经过经常的教育工作和劳动实践，帮助自己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逐步实现根本改造自己的严重任务。
（一）应该看到，经过反右派斗争，广大盟员虽然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进步，但在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还有不少的人仍然处于不自觉的被动的中间状态，他们在今后还可能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上对党的领导发生抵触，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帮助广大盟员进一步“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逐步克服以至最后消灭他们在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
（二）多数盟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学习中，这种思想虽然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批判，但是有些人仍然不承认有根本改造自己的必要；有些人虽然口头上承认有自我改造的必要，但是缺乏应有的决心和勇气。我们必须帮助广大盟员深入思
（三）在干部下放的高潮中，不少盟员申请上山下乡，要求在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中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一种可喜的新现象。但是有些盟员仍然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仍然轻视工农业生产和工农群众，认为农民“落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是“大材小用”“得不偿失”等等。他们仍安于自己所处的那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梁上君子的状态，不愿同工农结合，同实际结合。我们必须进一步启发广大盟员的自觉，帮助他们放下架子，促进他们同工农群众结合，同生产实践结合，以便于真正改造自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四川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努力，为完成民盟组织和盟员个人的根本改造而奋斗。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