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政治党派(简称政党)不独是阶级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且它本身就是阶级的一部分。
当社会上有了不同的阶级，自然就存在着阶级矛盾，因而就产生了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发展到政治斗争的阶段上，一个阶级为了战胜它的敌对阶级，就一定需要组织本阶级的政治队伍，策划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统一本阶级的力量和行动。政党就是在这种要求之下产生的。因此，在阶级斗争中，政党是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捍卫者，也是它的领导者。
在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可能产生一个以上的政党。因为在剥削阶级内部，是存在有各种不同的集团，它们之间虽然没有根本利益的差别，但却在非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利润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此，这些不同的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可能各自组织自己的政党。在被剥削阶级内部，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由于其成员的政治觉悟有所不同，即其社会经历或斗争经历存在着差别，或受其他阶级的政治影响不同，也可能产生政治见解的不同，因而也可能组成一个以上的政党。中间阶级是一些动摇于当时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之间的阶级，在这些中间阶级之中，人们具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不同的政治态度是更为显著的。因此，更可能形成种种政治主张的政党。由于本阶级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它们的活动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它们一般是吸收在政治上合于本阶级需要的并与自己的政治思想相同的人入党，或把他们团聚在自己的周围；而且政党与政党之间在政治上是有竞争性的，每个政党都企图掌握和参加政权，扩充自己在政权中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并力图发展自己。
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中一些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与一部分从封建地主阶级分化出来而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民主人士，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逐步形成了代表这些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团体(即政治党派)。这些党派主要是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团结抗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而向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进行各种政治斗争。因之它们被称为民主党派。它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派，其政治理想是要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中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反映，实质上也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我们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不可能逐个人去找，需要通过他们的代表人物去进行工作，那末，我们就要首先争取他们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站到革命方面来。中国的民主党派，正是这个阶级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所组成。中国人民革命所经历的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都保持有合作共事的关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多党派的国家。
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产生和发展，是代表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中的中间力量。这些中间力量当时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实践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则是它们既不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也不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而且它们之中有的当时还只打算在保持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用改良的方法取得若干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民主与自由。他们对民主主义革命的态度都是不坚决的，是动摇的。我们可以列举如下事例以为说明：
它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有的党派即曾表示：“土地问题必须用和平合理的政策，速求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之解决，应从保障佃权，限制佃租入手，进一步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土地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与农民。”这是削弱封建主义的要求，完全没有彻底消灭封建主义的决心。在抗战之前尚有标榜建立所谓“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党派也是反对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做法。而其所谓以农工为中心的农民就是包括富农在内的。
民主党派中就是那些不满官僚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人，虽然著文猛烈评击“豪门”；但因他们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本还有着一定的利害联系，以致他们在斗争中也很明显地反映出它的软弱、动摇和妥协性来。这从他们向旧政协所提出的意见书的要求上就可以得到证明。该意见书说“接受敌伪产业拨归国营部分大大超出第一期经建原则所规定的范围，应解散新成立之中国纺织公司及中国蚕丝公司，改就地区之不同，分组民营公司经营之”，“国营事业应仿照美国市政经理制度，由民间投标代为经理”。这固然是对官僚资本进一步膨胀的反抗，但其目的仅在于企图从官僚资本手里分得一点敌伪产业而已。
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对于美帝国主义，民主党派的幻想则更为较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但，当时民主党派各自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美帝出面“调停”的幻想，他们认为“战后必和”，而且崇尚英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希望这种资本主义制度能在中国实现。因此，他们在外交上就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以取得双方的亲善和援助”；在经济上，曾主张“温和而有时间限制之保护关税制度”，认为“过度之保护关税徒为工业进步与人民生活改善之障碍，有所不取”，又称“我们现在是要在极端尖锐的国际竞争中完成工业化的大业，我们为求工业化过程的迅速，还不能不欢迎外人的合作，把国际竞争领到大门里来”。这是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微弱的呼声，从而又可显见其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和依赖性。
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也不是一下子就赞成的。到1947年初还有某些党派对于人民革命力量还缺乏信心，断言：“中国现状，非武力可能改善，国共问题，非武力可能解决”。它们当时不仅对人民革命缺乏胜利的信心，幻想妥协的和平；而且还害怕人民革命势力的发展和胜利。他们宣称：“我们愿意走改良进步的道路，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也不愿走向暴力革命的道路。”当时尚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还表白：“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之下自由主义也许永远不能掌握政权，甚至不一定能参加政权，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不一定是夺取政权的道路，自由主义者多半希望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方法去求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公开散布改良主义，以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言，实质上就已等于是公开抵抗人民民主革命。更恶劣的，民主党派当时就有一部分右派分子用尽心机企图使革命和反革命双方两败俱伤，好让它们坐收渔人之利，或造成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三分天下的局面。
从上可见，中国民主党派是集中地反映出它的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政治上的两面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参加或者同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是，它害怕工农大众，没有彻底反对敌人的勇气，这是它表现妥协性的一面。这种政治上的两面性也可以从某些民主党派长期标榜中间路线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它们自认为是“不右倾、不左袒”，是“站在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者”。这种政治上的中间路线在反革命势力尚较强大而革命势力尚处于相对劣势的局面下，他们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宣传和争取民主、自由、平等，虽然他们所憧憬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对于分化、孤立敌人和壮大革命声势却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的，是有助于反帝爱国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因此，这种“超然中立的第三者”在当时并不为反动透顶的国民党当权派所欢迎，他们的要求不独不能为反动统治者所接受；相反地，一些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民主党派成员却因此而遭受到逮捕和迫害，有的民主党派组织并被宣布为“非法”，人民大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更被陆续剥夺殆尽。
革命形势的发展打破了这些幻想者的迷梦，革命和反革命势力的变化消长，促使中间阶级及其政党向两极分化。在1948年—1949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胜利的前夜，大部分民主党派经过了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团结和教育，经过了他们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所指明的方向是正确的，从其自身经历中也受到了教训，认识了“中间路线”在中国事实上是走不通的；于是先后抛弃了“中间路线”，逐渐转向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他们由旧民主主义政党根本改造为新民主主义政党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有少数党派如“民社党”和“青年党”却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向右转了，他们和其他民主党派里的一小部分人依然拿着“中间路线”做幌子，企图一面欺蒙群众，一面为自己遮羞，而事实上已经卖身投靠于帝国主义反动派了。回顾当年，支持“民主个人主义者”搞“第三条路线”(即“中间路线”)最力的却是美帝国主义者，因为他们感到原来所利用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已经无力继续统治旧中国的时候，才收买那帮新的奴才以企图欺骗中国人民来反对共产党，期能达到他们继续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幻想。因此我们说，在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中间路线已经再也没有丝毫的积极作用，而成为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和有利于稳定反动统治的工具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有两面性；而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仍然是存在着两面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民主党派由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政党的转折点。总路线的宣布是这一根本改造的完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级组织，随后又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中央和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这对于团结与教育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这是民主党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民主党派之中不少人却愿望“新民主主义万岁”，要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得其所”，要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反对共产党和国家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们还企图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反对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一条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右派路线。这一股逆流，成为几年来在贯彻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具体措施中的反对派，是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消极面。当我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是为使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而使资本主义因素不断被削弱和消灭，而决不是使两者长期“共存共荣”。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决不能再对“中间路线”怀有任何幻想，要就是赞成社会主义克服资本主义而随着时代前进，要就是抱住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被时代所抛弃。两者必择其一，是不可得而兼的。民主党派也就是在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左派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因素)和消极因素(右派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斗争中，使积极因素不断增长、与消极因素不断削弱，而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改造。
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都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其知识分子为其社会基础，并为这些阶级、阶层的利益而服务，所以，它们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可是正如上述，中国的民主党派具有两面性，因此它同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又有所不同；而其组织成员的政治态度，在两个革命阶段都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三种不同的分野。这是由于尖锐的阶级斗争影响到民主党派内部所必然引起的反映。在各个革命时期中，左派分子都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当前的革命总任务而坚决奋斗。这一部分人在各个革命时期的开始都不会很多，他们只有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种政治上的优势，而且只有经过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这些左派分子的政治觉悟才能不断提高，才能使他们由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立场逐渐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使其中的中间分子逐步向左转，而使其中的左派队伍逐渐扩大。如果革命的性质转换了，人们的政治立场不随着作相应的转换，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派甚至左派都可能堕落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右派。这种事是毫不足为奇的。至于右派分子则在各个革命时期都在不同程度上或明或暗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革命路线与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各个革命时期，这一部分人在民主党派内部都不能算很多。固然在民主革命尚未取得胜利，特别是中国革命尚处在艰难的日子里，一般说来，民主党派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应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当时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是以此标准来衡量同盟者的政治态度，而且由于参加民主运动也有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危险，那些对民主革命态度不甚坚决的人一般是不敢参加民主党派的，因而右派分子在当时也只是少数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性质转变了，民主党派的性质是同这一革命任务相矛盾的，民主党派内部的右派分子理应居于多数地位，可是由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原因与历史原因，以致这一部分人在这一革命时期仍是少数人。从人数来说，民主党派内部的右派分子虽不算多；但处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被消灭的阶级中却仍有其广泛的影响与阵地。这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是一支反动力量，不应忽视，但它同工农联盟的力量相形之下仍是处于极端劣势的。中间分子在各个革命时期在民主党派内部都是属于多数，政治上的两面性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一部分人身上，他们动摇于左右两派之间，成为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民主党派内部的左派和右派所争夺的对象，但在大势所趋的条件下，中间分子的总的方向是仍会逐步跟随左派走向进步的。我国各民主党派从其产生之日起和他们同共产党合作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成员就是不断地起着分化，因此在民主党派内部拥护革命路线的左派和抵抗革命路线的右派彼此的斗争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历史上就是不断地进行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武装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为鹄的，因此在我们前一革命时期就是以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和维护蒋介石反动政权为革命和反革命(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分野。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前，左、中、右三派的政治分野是以能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来判定；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即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就出现了新的政治分野：左派是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右派是尚坚持着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之中的反动骨干——极右分子更阴谋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企图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即是使历史开倒车。目前，左右两派都仍是少数，占多数的仍是摇摆于左右两派之间的中间派。他们一方面由于经过了几年来的学习和改造，特别是由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反右与整风运动，一般地已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旧社会还多恋恋不舍，对新社会还多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还没有真正解决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还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民主党派至今仍然具有两面性就是这种鲜明地通过他们的成员反映出来，这并不是任何少数人的主观臆测，而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应肯定中间派是可能继续接受改造的，相信他们在不久的将来是能够争取其中更多的人转到左派立场上来的；在其政治立场尚未进行根本改造之前，民主党派对社会主义固然有其消极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争取其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左右两派是会为争取中间分子而经常进行斗争的，目前，左右两派正为争取中间派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因而中间派也是不能稳定的，是不能安于现状的，他们不向左走，就会向右走。我们早就抱有这样的信心，在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援下，民主党派的中间分子会逐渐脱离右派的影响，向左派靠拢，而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过了反右与整风以后，事实证明了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目前，各民主党派在全国各方面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带头领导下所开展起来的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促进了他们自我改造的要求，并为这一改造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而可能在反右斗争胜利与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在其内部掀起一个自我改造运动，制定集体和个人的改造规划，并相互进行挑战、评比、竞赛。这是民主党派阶级性质的转变和资产阶级分子(包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工作的大跃进。这个改造形式的跃进正为其本质转化的跃进准备了条件。由此可以看出，民主党派不久就会出现一种新的政治面貌。但是，由于我国对资产阶级是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民主党派要进行这种政治上从右到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上的转变，势必要遭受到右派的反抗，唯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之后，右派才能被彻底打败，中间派才能决心向左转，左派的队伍才能取到巩固、提高和扩大。民主党派组织本身也唯有这样，才能克服其两面性而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中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种“中间势力”开始参加革命，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今一般说来是开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有着开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面，使他们总的方向是随着时代而前进着。走上这样的道路是有其艰巨的斗争历程，而非轻易可得的。我们应当重视民主党派每一微小的进步与向前的转化。但是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至今仍然是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大部分的领导者和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至今尚未完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总的说来，民主党派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现在，各民主党派正继续经历着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成员正在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或者正在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转化，它本身也将逐渐由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转化为代表一部分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现在，它正处于这种改造和转化的过程中。只要它一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把政治方向扭错，上述预期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那时，民主党派将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下去。我们相信，中国人民民主制度下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派合作将成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是完全适应于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我们相信，由于这种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派合作的存在，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得到发扬和更加臻于完善。
中国的民主党派，如前所述，和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有所不同，但是至今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样的论断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客观反映，它决不是以任何少数人的厌恶或喜好所能加以褒贬的。可是，关于中国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争论。
有人说：“一个政党的性质是由它们政纲来决定的，民主党派过去以共同纲领、后来以政协章程七项准则为行动的准则，怎么可以说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呢?”是的，民主党派确曾宣布以共同纲领为纲领、并以政协章程的七项准则为行动的准则，也正由于这种正确纲领和准则的指引而使民主党派能够在解放以来基本上遵循着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路线前进着。但是纲领并不能说明一切，最有力的说明应是它们实际上的行动。英国工党标榜着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它在实际上却是服务于资产阶级而不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它的纲领仅仅为了欺蒙无产阶级以骗取政治资本。关于某些政党名实不符或言行不一致的这个问题，列宁曾有很精辟的论断，他不独指出：“政党名称——无论在欧洲或我们俄国——常是专为广告式的目的来选择的，政党‘纲领’往往是专门为欺骗大众而写的，”而且还进而指出：“要判明政党斗争中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底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言论，而要研究它们在解决各种政治问题时所作的事情，所取的态度；要研究它们在处置那些与社会各阶级，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行为。”(“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792—793页。)这些箴言是极有助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的关于两条道路的全民大辩论中认识问题的真相。根据列宁这一指示的精神，从民主党派的“真实历史”和其一系列的“行为”，正便于我们判明：不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党派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有人说中国的某某民主党派“是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我们承认，有些民主党派的成员是有不少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作为一个政党，它究竟服务于哪个阶级不仅以其成员的出身为定。小资产阶级内部的经济地位政治思想并不是一致的，而且它是一个不断分化的阶级，一部分人可能上升为资产阶级，大部分人常常下降为无产者，这个阶级本身就是很不稳定的。它的政治方向也是随着它的阶级分化而有所不同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接近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更是同它脉脉相通，他们向往致富，怀疑革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他们的理想，因此其代表人物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一起组成民主党派是极为自然的事，也是合乎规律的。中下层小资产阶级则较接近劳动人民，不满现状，到革命高潮来到时会参加革命。因此，专门为小资产阶级利益而服务的政党是不能久住的，在阶级斗争极为尖锐，社会不断变革的时代里，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是难以存在的。至于知识分子，是的，有一部分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极大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受着资产阶级式的教育，他们的世界观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人说，“知识分子不是剥削者。”这句话似是而非，知识分子诚然不是直接的剥削者，可是他们在旧中国基本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是依附于剥削阶级而生存的，他们实际上是剥削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为此而称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合乎实际的。想以“民主党派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知识分子又不是剥削者”来辩护民主党派不是资产阶级性政党，这是徒劳的。中国的民主党派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而多数党派还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基础的。这正可以据此更有力的来说明民主党派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有人提出：“民主党派中，右派既然是少数，中间派则占绝大多数，中间派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着，那末，民主党派的性质应是半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了，为什么还说它们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呢?”目前，在民主党派内部，右派是少数，中间派是绝大多数都是事实；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目前是否还容得下什么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第三者存在呢?不。民主党派目前要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而决不会是什么中间性质的。因为中间派固然在目前是在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着，有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可能，但他们在目前确仍是基本上站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上的。如果政治上，中间性质的党派有可能存在，那末，中间路线就可能走得通了；事实上，这条路线不独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走不通，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对这一问题也是很明确的，一条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另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舍此别无他道。在民主革命时期，形式上似乎有国民党的反动路线，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的“第三条路线”，事实上，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8页。)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只是一种幻想和骗术，当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已经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武装之后，帝国主义反动派才利用一批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叫嚷“应走中间路线”，是妄图以此达到反动派的苟延残喘，推延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步伐。所谓第三条路线是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关于这，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示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6页。)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间分子所能选择的只有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绝无折衷的余地。目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抗性的矛盾，这两条道路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又怎么能够在这两者之间找出别的道路来呢？
那末中间派现在到底是怎样一种面貌呢?他们是不同程度的摇摆于左派和右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革命和反动之间的一些人。他们在政治上都还具有两面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之后，资本主义政治立场已经丧失了经济基础，中间派又怎能持久地保持他们的两面性呢?资本主义立场在中国决无前途，资产阶级分子是必须立即转向社会主义立场，才有他们个人的前途。一般说来，中间分子经过了几年来新社会的生活实践和学习，他们一方面已经开始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从总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继续接受改造，从资本主义立场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这是他们具有进步性的一面，使他们可能转为左派，而且他们之中确有一部分人早已接近了左派；特别是在反右与整风之后，在他们之中所进行的自我改造运动目前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跃进局面，大部分人已开始向左靠拢。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立场固已开始处于转换的过程中，但目前基本上还未抛弃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同资本主义不独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还不完全心服(固然各人程度不同)，有些人自恃对人民革命未坚决反抗就是有功，不愿向工人阶级学习，有些人要求“礼贤下士”、“三顾茅庐”，这些人还不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继续接受思想改造，他们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半心半意甚至三心两意。因此，我们说中间分子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和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同右派相近，因而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把右派分子视为“知心者”、“代言人”，以致当右派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在不同程度上向右派表示同情甚至给以支持。中间分子是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也由中间分子的政治态度和两面性反映出了党派的性质，从以上分析，民主党派目前还只能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在“右派把持时是资产阶级政党，而现在已逐渐形成了左派占优势，在左派领导下，就应不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了”。这种估计不是过于乐观，就是不愿意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企图逃避社会主义革命。诚然，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所发动的猖狂进攻的斗争，目前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反右和整风只是民主党派由新民主主义性质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政党的根本改造的转折点，它的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和组织面貌的完全改观还是一个严重的尚待努力完成的任务，有些领导人和成员的政治态度的向左转还是一个量变的开始；还只能说民主党派是已开始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而只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民主党派的资产阶级性质才算取得了根本的改造，那时，也才能够称得上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为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位一体的强大敌人而同民主党派建立革命联盟，它的必要性是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而且也已由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党派依然存在，中国共产党继续同它们保持着合作的关系，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还提出了同它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就不能不引起某些人的疑问和误解了。
有哪些疑问和误解呢?一般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消灭剥削为首要任务。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是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虽然对这一剥削阶级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但它终究是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消灭的对象；而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表者为什么还可以让其合法存在呢?还可以起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呢?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怎么还能够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呢?那时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它们又怎样来接受“互相监督”这一方针呢?那不会是以资本主义监督社会主义，以资产阶级监督工人阶级了吗?人们又很容易联想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从而提出：我国实行以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是否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找到根据呢?如此提法是否是一个策略呢?特别是在1957年春夏之交，某些民主党派的组织不同程度地被右派分子所控制或受其影响以致一度迷失了政治方向，有的甚至变成了向社会主义、向人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工具，这就更引起不少人的怀疑：这一政策是否提得不正确或提得过早呢?这样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让其存在下去，这时社会主义究竟能够起些什么作用呢?是否会发生危险呢?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待民主党派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所需要的；民主党派只要它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能够起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的。这种需要是由于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经济与文化均不发达，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服务；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任务较前更加艰巨，更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种可能性主要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与历史情况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两面性这个事实出发，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代表者的民主党派，同样是能在“大势所趋”的条件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而且它经过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根本改造以后，还可以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其政治立场直到目前固然仍是资产阶级的，但其内部一直进行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是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的一面。总的说来，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是能担当这一历史任务和发挥如下作用：
(1)从我国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各民主党派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些党派对于革命耍过两面手法，有的幻想走“第三条道路”，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争取、团结和斗争，他们终于是随着时代前进了；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的说来，也曾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1949年，全国解放，各民主党派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继续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表示赞助与拥护共同纲领。1953年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里所要实施的总路线，愿意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家建设和五大政治运动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增加了助力与减少了阻力。解放后几年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已经用事实证明：只要各民主党派真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它们一定的力量的。
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的思想是很早就有了的。1941年，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曾说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这个方针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1950年，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又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假使民主党派真能按照这样的精神办事，那末，他们就能够获得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而且他们又有和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史，那末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后而一定不允许民主党派和我们共存下去呢?民主党派若能确实根据宪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来帮助其成员进行自我改造，联系他们那一阶级阶层的群众，共同为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并不断求得其组织的自我改造，这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担当了一个庄严的任务，那就能取得了人民的信任，那末谁也不能任凭个人的意愿而不要它存在。中国共产党这样广泛的团结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为国家建设服务，这在国内政治上是能够起到良好的影响。
有人以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先例并无多党合作，来对我们的多党共存表示怀疑。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联盟的条件之一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这个联盟是否影响工人阶级及其先进部队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巩固而定。在苏联，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资产阶级的政党当然就无法存在，而成为今日只有苏共一党的局面。苏联是从它自己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上发展起来的，人民中国又从中国自己的历史与社会条件上发展着。中苏两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各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特点，而不是可以强同的。固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革命导师并没有说过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但也没有认定只能允许共产党一党独存。主要是取决于这样的做法是否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利，是否能够巩固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能起到政治上的良好影响与作用的。事实证明，这样做了，更是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权，更为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具体运用的结果。
(2)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条件，对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和小资产阶级的个体经济是要在过渡时期里用和平改造的办法，逐步地消灭剥削和改变它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此，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继续保持合作就有利于和平改造政策的贯彻，有利于把阶级矛盾留在人民内部来作处理。基于这个原因，使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根本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它们所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并代表这些阶级、阶层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合法利益，以便动员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即是使民主党派从有利于和平改造资产阶级出发，搜集、研究和反映资产阶级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各种意见和要求，并协助中国共产党及国家机关处理合理的意见和要求，以及教育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认识什么是错误的意见和要求。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实现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合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由宪法所规定了的。因此，中国民主党派之为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只能是代表合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而不是代表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面。民主党派及时反映资产阶级的合理意见，使共产党和有关的国家机关能够相应地做出适当的处理与安排，使和平改造政策能够顺利地贯彻下去，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以巩固(不破裂)和发展(消灭资产阶级)。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的。
民主党派在解放后一直到前不久一度被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领导权以前，固然对社会主义革命有其消极作用的一面，但它们基本上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合法利益，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贯彻宪法所规定的政策，使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减少了阻力，而逐步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预期的目的。现在，我国资产阶级的改造任务还未彻底完成，需要民主党派继续担当这一历史任务和发挥这一作用，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由此可以说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一定条件下同民主党派保持联盟关系，这是对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的。
1955—56年出现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极其复杂而困难的历史任务已经在这一运动中基本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剥削阶级还未完全消灭，这不仅由于资本家至今还拿着定息，而从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中共整风而发动的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猖狂进攻来看，这场阶级斗争既说明在人们的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解决，也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改造和思想的改造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斗争，思想改造则更是长期的，因此，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着消灭阶级—一从教育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转变政治立场到思想上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一项相当长期而繁剧的任务。
剥削阶级即或消灭了，原来属于这些阶级阶层的分子在一定时期内还是存在的；只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资产阶级分子将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于他们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历史关系，他们就仍然可能成为民主党派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的社会基础。因为那时这一部分劳动者和原来的工农劳动人民虽然在利害关系上基本是一致了，但是他们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区别的。由于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是一种顽固的习惯势力，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将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反映出来。因此，民主党派对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并帮助其改造，将会长期存在着。因为劳动人民中有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就会在不同问题上反映出不同的政治态度，而民主党派应该鼓励先进、代表先进、教育落后，并不断帮助他们改造。
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所联系的群众，正在参加着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必须首先帮助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同其内部的左派分子一样站到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克服两面性中消极性的一面，并坚决地继续深入地进行思想改造。民主党派应帮助其工商界的成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同工人一起劳动和学习，以企业为其改造基地，认清剥削可耻，使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知识分子应推动他们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同工农劳动人民相结合，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新型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民主党派自身只要这样对其成员坚决地进行政治思想的改造，而不断地深入进行思想改造，特别要在最近重视其内部展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改造运动，认清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进形式，民主党派才能抓紧当前的这个大跃进的形势，并充分运用上述的自我改造的形式，以促进其成员从资产阶级到工人阶级的本质的改造(这是另一个跃进，是质的跃进)。这样，他们就可能根据时代的要求，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并帮助中国共产党为这个改造世界的伟大任务而贡献其一定的力量。
(3)民主党派的存在，有利于现在与今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是把一切事物的发展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认为不独一切事物彼此之间都是充满着矛盾，而且同一事物的内部就包涵着相互对立的东西；这些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斗争着，而达到新的统一的时候，事物就发展了，而这些矛盾正是发展的根源。这种现象存在于自然界，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领域与思想领域。不独存在于人类的阶级社会，而且也将存在于阶级消灭以后的人类社会。这就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灭，矛盾还会存在。”辩证法的含义和其本身的发展都说明了思想上认识上的这一过程。而且这个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还是存在着矛盾的，因为剥削阶级那时虽已消灭，但它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清除的。即或旧的矛盾清除了，新的矛盾也会产生。只是这个矛盾与有阶级剥削的社会里的阶级矛盾不同，已经没有对抗性的矛盾，而只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罢了。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和基本的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往往是较集中地通过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人员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固然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人员之间在根本利益上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领导人民的核心力量共产党和国家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主要是通过各级领导人员贯彻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所以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会发生矛盾；整体与局部之间会发生矛盾；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会发生矛盾；民主与集中之间会发生矛盾；先进与落后之间会发生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也会发生矛盾。这些矛盾势必都会反映到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上面去。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好制度，但是人民内部仍然会存在着矛盾的。现在我国的剥削阶级尚未完全消灭，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还是一个长时期的、曲折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这个矛盾还会是一个主要矛盾，而且这种斗争有时还是很激烈的。在我国，这样的阶级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因而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因此必须更加慎妥地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存在的复杂情况。社会主义制度是极为优越的，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须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会关系到矛盾能否顺利解决，即为人民办好事或者为人民办坏事。由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人员脱离了直接的生产劳动，就往往会简单地从国家利益出发，而较为疏忽地照顾个人利益；从整体利益出发，而较为疏忽地照顾局部利益；从长远利益出发，而较为疏忽地照顾眼前利益；往往是注重了集中，疏忽了民主；只注意抓住了先进事物，而未能以先进带动落后或改造落后等等，特别是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人员存在着骄傲自满和沾染了官僚主义习气，慢慢地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漠不关心，对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对不正确意见也不加以批驳和教育，对群众忽视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而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办事，这样就会使领导人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加大，发生矛盾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如果对这些存在的矛盾不加以正确处理，那就可能使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为了更加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少犯错误，必须接受群众的广泛监督。共产党固然必须首先接受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监督；但在过渡时期还有人民民统一战线内部的非劳动人民，他们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就是民主党派。因此，中共也欢迎和接受各民主党派在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所给予的监督，因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的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页。)既然我们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直会存在的，那末，特别是在认识上片面地观察问题的可能性也常常是会存在的，任何人和组织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会一直存在着的。因此，应该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接受监督，以减少和避免错误。从这里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共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义。斯大林在1928年苏共取得了同反对派的斗争的胜利之后，曾经见到“党内由于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反对派……而可能产生一种高枕无忧、安然自得、对我们的工作缺点熟视无睹的危险。……高枕无忧……意味着我们已经停止前进。”(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28页。)可是到他工作的后期也由于“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不肯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以致使自己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往往违反客观实际情况。”(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因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下了错误。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民主党派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提倡在以社会主义为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唱“对台戏”，因而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后，将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依然保存着，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用它作为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唱“对台戏”的地方，就是认定了民主党派将能起到同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唱“对台戏”的主要角色之一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不简单排斥不同的意见，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愿意吸收正确的批评和建议，以便改进工作，并求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加以批判，以提高大家的认识，增进团结。由此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并不是一时性的策略手段，而是便于解决矛盾，求得矛盾在新的基础上的统一，是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的。
(4)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就进行团结各民主党派的工作，以孤立敌人，推翻反动政权，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继续保持同他们的统一战线关系；而各民主党派在协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和平改造政策的顺利实现方面，也有了一定的贡献。这种光辉的成就不但为全国人民所赞许，而且已在国际上发生着良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如果在这方面作出了成功的范例，那就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推动那些至今尚未获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同其他坚持民主、坚持和平的政党建立人民阵线，而打破那些可能同共产党人合作的党派一些不必要的疑惧。因此，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保持长期合作的关系是具有国际意义的。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斯科奇马罗同志致词中的这样一节话就可以为此作证明。他说：“有人不愿同共产党人采取任何共同行动，指控共产党人今天要求民主是为了明天摧毁它，今天要求同其他党派采取行动是为了以后消灭这些党派并建立“一党专政”。对这些人，我们可以用你们的经验去回答他们。你们的经验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这种指控的荒谬。在中国，即使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以后，其他党派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正相反，共产党自己要求他们并鼓励他们成为有政治作用和监督作用的日益积极的因素。这当然是深刻的民主精神的表现。”斯科奇马罗同志还认为可以“把从中国共产党获得来的……经验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他并且认为中国“新的、独特的经验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是“也有助于意大利劳动者”的。这些道理当然不是帝国主义反动派所愿意理解的，但确为全世界一切有正义感和良心的政治活动家所能听得入耳。
由此亦可说明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意义，那不是由于什么策略和手段，而是出于一种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因此，争取和帮助民主党派(经过不断的自我改造)同共产党长期合作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事实，对于社会性质或斗争形势同中国相仿的兄弟党不论在人民掌握政权之前或者在人民掌握政权之后，创造条件争取多党合作，这是有利于壮大革命势力和削弱敌人的。他们可以参考中国的事例，驳斥帝国主义的挑拨与诽谤，争取至今尚在犹疑中的爱好和平民主的中间力量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使得国际工人运动与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更加顺利地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成以后，民主党派的存在仍是有它的作用的；在中国人民革命的这种现实条件下，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的。从此，也能帮助我们领会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意义。让我引周总理在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周总理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工农联盟是基本力量，但是同时必须团结其他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阶层。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具体表现。有了这样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更好地联系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使国家能够及时地采取适当措施来调节他们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通过团结在这样的统一战线之内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能够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共产党提出的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作用和目的就在这里。广大人民所希望于各民主党派的就是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注意进行思想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国家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然还要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任何怀疑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低估统一战线的作用，轻视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1)两种不同的对待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政党的存在，其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是为资产阶级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则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一般说来，这两种性质的政党、其相互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是无法调和的，因为每个政党对与其同时存在的政党都抱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即对于凡是有助于本阶级利益的政党就采取联合的政策，以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对于性质不相同、而妨碍其阶级根本利益的政党，则加以排斥或打倒。这都是由历史和现实政治斗争所一再说明了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曾说“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各国民主政党间的团结和协商。”这是指示共产党人需要团结可能团结的党派，善于争取有利于革命的因素，为推进革命事业，以减少阻力，壮大革命势力，避免四面树敌，孤军作战，以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曾经是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曾经两度同国民党合作，以共同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与中国各民族的敌人。是到国民党投降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出卖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坚决同它决绝，并以打倒这一代表“三大敌人”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为自己的革命任务。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民主党派，主要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社会基础的，因而它们也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即是它们对于心革命有其革命性又有其妥协性。中国共产党针对这种情况就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一面是联合各民主党派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一面就向它们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必然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后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批判“中间道路”的虚妄性和危害性，教育它们对中国革命要有正确的认识，以克服它们对革命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但当民社党和青年党自外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完全堕入国民党反动派怀抱同人民为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对它们就只有采取摒弃和排斥的政策；而对于其他赞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党派则采取继续联合和帮助的政策。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固然一般说来是同这一革命性质相矛盾的，但因民主党派政治上仍有两面性，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在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下，它同时还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它们同一般资产阶级政党已经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尽可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共同改造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仍然同愿意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党派合作；另一方面则给予民主党派各种机会参加工作、学习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帮助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希望它们逐步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几年来的确由此而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其本身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进步。民主党派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于多数人说来虽是不自觉的，勉强的，但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是终于走上了这条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提出的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与历史情况的需要与可能来确定这一问题的；而恰在这一时候提出这一问题，则是充分估计了民主党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一条件的。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适时的。但在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了民主党派这一合法组织来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领导、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不能不毫不容情地对资产阶级右派加以揭发和反击，而且就不能不向民主党派提出严正的告白：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两条道路的决战中，民主党派必须明确，是继续为右派所利用、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进攻呢?这将成为反动党派，而势必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和打倒；若是愿意继续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则必须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迅即扭转错误的政治方向，以反击右派，并进而根本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组织面貌，即根本改造其党派的资产阶级属性使其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组织。在这两者之间，已经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了。
中国共产党对于赞成革命和反对革命的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党派，就是这样以联合和排斥的两种鲜明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对于具有两面性的党派，中国共产党是希望和争取它们留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之内，争取它们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服务，并通过团结——批评(斗争)—一团结的公式帮助它们进行自我改造，克服其两面性(即克服其中的消极因素)，使其逐步成为完全进步的革命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行各民主党派一贯的方针，并在实践中证明了它是正确的。而各种党派由于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自己不同的道路：有的是尽忠于反动阶级的利益而走着反历史的没落的道路；有的则能接受先进阶级的领导，按着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前进，因而他们也就各有其不同的前途。
(2)那末中国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现在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地位呢?
中国各民主党派现在依然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中的一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者与组成者。从我国各项实际政治生活来看，几年来，民主党派参加了制定共同纲领和宪法，它们参加了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及其他各项重要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些年代的各项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都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合作，树立了遇事协商、说理求同的民主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下了：“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国家政治生活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而活动的。民主党派完全享有宪法所赋予全国人民所享有的权利，它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具有独立的平等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在1956年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这一问题又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深刻的阐发和明确的决定。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演讲中还宣布：“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这些都是可以说明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
可是民主党派现在的主观情况怎样呢?它能不能做到合乎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取得人民的信任呢?如前分析，我国各民主党派迄今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它们的多数甚至大多数成员都还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而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1956—57年资产阶级右派路线又曾在民主党派的许多组织和领导机关里占了上风，使民主党派在政治上一度迷失正确的方向，组织内部呈现混乱，在民主党派来说不能不说是在政治上犯了一次重大错误。现在这种严重的局面虽然已经基本扭转了，民主党派组织内部的右派路线已经遭受到严格的清算，右派分子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与孤立，大部分中间分子的政治觉悟已有很大的提高，不少人已向左靠拢了，左派分子的队伍已有所扩大与巩固；但是为了要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那还是大大不够的。因此，民主党派还必须根本革新其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即从根本上在阶级属性上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
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去几年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前，要求民主党派以共同纲领和宪法为其行动的准则，并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因为那时资本主义经济还同社会主义经济并存着，虽然那时有些人提出过要求其成员都具有工人阶级立场，要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可是实际上这同当时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思想情况相去颇远，假使那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反而不利于解决当时的迫切任务。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我国原来的五种经济因素并存的局面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独占的局面，资本家所有制已经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条件，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性政党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消灭了，那末民主党派这一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党派就其组织来说应该从其阶级性上来改造，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而为社会主义服务，否则就不能长期存在。就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来说则必须根本转变其政治立场，即从资产阶级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若再有人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则不仅是不合法，而且已是反动的了。因此，民主党派现在必须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事，已成为当前一项极为迫切的历史任务。民主党派能否长期存在和取信于人民，那就要看它自我进行根本改造的情况来做决定。
(3)关键问题在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民主党派所以能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而随着时代的车轮前进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是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对于民主党派说来，就是三条极为重要的经验。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要求同共产党“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甚至“轮流执政”，这种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妄想曾经迷惑了一些人以为是为民主党派争取“更高的地位”，不知这实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次伟大的胜利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这样不断的巨大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就是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来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就是以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个体小私有者所有制，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除此之外，还要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改组全部的社会生活。即是要在经济基础的改造之上继续进行一次“人的改造”工作。这是比经济基础的变革更加深刻的一次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由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领导又有谁能承担这样的任务!民主党派是国家政治活动者之一，它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也非接受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先进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可。况且民主党派今天正处于从资本主义立场向社会主义立场转化的过渡阶段里，事实证明，它若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那就会被人民所唾弃，那就谈不上长期存在了；民主党派必须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认清目前的大势，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是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白规定了的，它这样写道：“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如若违背这样的规定，即脱离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就是自外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民主党派的一度迷失政治方向，有人就将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等同看待，有的甚至怀疑到民主党派是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我们认为民主党派被利用着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的错误是严重的，因此迫切地要求他们端正政治方向，加紧社会主义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把民主党派同右派等同看待，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在民主党派内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还是中间分子，这些中间分子在转变了政治立场和经过了不断的思想改造之后，它们是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积极作用的。这里，最好仍是让我们引用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需要一个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认为各民主党派再无作用的意见是错误的。”(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1957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版第11页。)以作为讨论这一问题的结论。
来源： 1958年3月15、16、18、2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