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徐冰同志、平杰三同志所作的两个报告，和中央统战部提出的两个工作纲要，现就甘肃当前统战工作情况作如下发言：
甘肃一年多以来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后，正沿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日千里的向前跃进。
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在这场政治、思想大革命的浪潮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立即掀起了一个兴无灭资的改造高潮，向党交心，红专辩论，定改造规划，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已在全省范围内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自我改造运动，这一成就是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全党动手所取得的。通过这一运动，解决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几年来一直未能彻底解决的“甘人治甘”、“甘肃落后论”、“特殊论”的问题。
它的主要表现是：
一、“甘人治甘”问题：是解放前甘肃反动封建统治时期，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产物，一个时候曾经为民主力量用来反对过蒋介石、马步芳的统治，对团结地方力量，起过一些作用，因而它在一些中上层人士中有着相当的影响。解放后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野心分子利用这个口号来反对我党领导甘肃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叫嚣，“甘肃历史上受外来人统治压迫，解放后有了民主和自由甘肃地方就应当由甘肃人来自治”。因而煽惑了不少中间状态的人附和和支持。他们对兄弟省市派来大批职工对甘肃的技术支援极为反对，为了制造本地与外来职工群众间的不和，破坏工人阶级内部团结，散布什么“兰州已不象甘肃的的兰州了，已成为上海的兰州了，再过几年恐怕连甘肃人的声音也听不见了。”在群众中灌输排外思想，带着满腔热情来甘肃支援祖国西北建设的上海职工群众被他们歧视，诬称为“水鸭子”的，间之众度群一有关系弄的很不好。尤为露骨的是在人士安排上他们要求“甘肃人要安多、安广、位子要高”，说“邓宝珊(民主人士省长)永远当省长才符合甘肃人的心理状态”。他们经常搜罗一些政治面貌不清和对党不满的分子、逃亡地主、反动军官等不断开列名单要求安排，不按他们意见办事，就表示不满，借此拿起“培养地方干部”、“干部地方化”的幌子在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人民团体中到处诬蔑党、攻击统战部门，说什么：“外地人不能作甘肃统战工作，不熟悉甘肃情况”，并散布“中央有私心，对甘肃派的都是瞎瞎人。”造谣“统战部没有甘肃人。”甚至狂妄到酝酿“省委书记应当是某某人，统战部长应当是某某人而标榜他们自己这一伙人是“西北完人”，“甘肃贤人”，“文圣人”，“武圣人”，“怀才不遇”。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取而代之，恢复反动统治。
二、“甘肃落后论”：象时疫一样在中上层人士中流行着，特别是一些代表性人物更为突出，甘肃过去由于封建剥削和反动派的残酷统治，落后确实是客观存在。主席说我国情况是一穷二白，而甘肃是更穷更白，我们共产党人和全省人民以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积极创造条件，改变落后状态。而这些人却尽量煊染历史上流传的“光山秃岭和尚头，山大沟深无水流，有粮难磨面，有面难做饭”(形容无柴烧)的面貌无法改变。因而我们每一政策措施，各项工作成绩没有不遭受甘肃落后论者公开的反对和暗地造谣、诬蔑的，如说粮食增产是“吹牛”，统购统销是“竭泽而渔”。说“农业纲要四十条在全国可能办到，在甘肃没有条件实现”。我们搞水土保持他们就唱反调：“黄山秃岭无法绿化”。他们就是散布这些毒素来麻醉人们的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唱“兰大(兰州大学)落后论”说：“学生笨找不出得意门生”。科学人员说：“甘肃风沙大，气候干，没有条件研究科学”，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并说：“在甘肃住的时间长了，四肢发大，头脑贫乏”，要求调动工作。而这些论调实际上是否定我们党建设事业的成就，反对我们和在甘肃建设社会主义。
三、“特殊论”：这又是一些代表人物反对改造的一张挡箭牌，他们同党内的一些投降主义者同流合污，里应外合，反对党对他们根本改造，妄图把资产阶级永远保留下来。说什么“甘肃资产阶级同沿海各省资产阶级有本质的不同，应少谈马列主义，不要阶级斗争的方法改造他们。只能用吃酒碰杯方法，按照他们的愿望去团结照顾他们”。我党用统战方法消灭资产阶级他们是清楚的，于是就攻击统战部门马列主义谈的太多了，未照顾甘肃地方人士的特点，企图修改党的统战政策，取消阶级斗争。甚至说：“甘肃汉人也不同于全国各地汉人，应当作为少数民族看待。”且威胁说：“回人能造反，汉人也能造反”，将这些形容成“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是拿这些反动言行反对党对他们的根本改造。
上述问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彻底的暴露了出来。我们抓住全民整风的有利形势，集中地打击了这些反动言行，这在我们统战工作上来说是搬掉了三块绊脚石。我们的方法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充分使用右派的教材，以八年多来建设成就和甘肃历史上所谓治甘的“文圣人”、“武圣人”治甘的事实，指出甘肃以往贫困落后正是这些文圣人武圣人所治的结果。彻底揭露了这些谬论的反动实质，粉碎了这些政治野心分子的狂妄企图。
(二)运用人民政协、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的组织，以整风的形式，采取今昔对比的方法，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摆事实、讲道理，争取了广大的中间分子。通过辩论不少人检查自己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从而认识到“甘人治甘”是反对马列主义分裂我国统一和团结的反动口号，实际上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企图复僻资本主义。
(三)组织参观：用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我们有意识、有目的组织他们加参观、这种实践教育对他们意义很大，也是对他们精神状态的一种鼓舞。如政治学校全体学员在参观工农林牧展览会及武山县东梁渠引水上山的伟大工程，他们都感到“觉悟了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发出的无穷无尽的力量”。从而检查他们受“甘肃落后论”毒素很深，对在甘肃建设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甚至不满和抵触情绪。有的反映，受“甘肃落后论”的影响，对引水上山的宣传，根本不大信心，亲眼一看，唉！实在不得了。也相信两千多公里的支干渠的引洮工程也能办到了”。并普遍承认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党，历史上没有的事情，不敢想象的事情，在党的领导下办到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斗争，“甘肃落后论”被驳倒了，他们承认“甘人治甘”的道路走不通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在他们中多数人是心服了。形势逼人，反对改造的声音也消失了，绝大多数人交了“黑心”，表示决心改造自己，参加了工农业建设的义务劳动，并积极集资。工商联组织办工厂、企业。政协、民主党派为迎接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发起筹办夜大学，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
在上述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说理和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方法，达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也就是主席所指示的：“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办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作这样作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说服和教育的工作”。
但是这一斗争是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过程的。过去我们抓了一些大的政治运动进行过斗争，往往由于不大彻底，某些地方缺乏警惕，这无疑使工作受到了影响。经过了整风反右派斗争，击溃了党内外右派的进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认输了，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改造自己。但我们主动的调整关系，安定和团结他们促进改造，又注意的不及时，表现在某些方面(如同民主党派关系上)不大放手，卡得紧了些。这就说明了我们在掌握阶级斗争时起时伏的形势的规律，正确运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上存在着摇摆现象，我们必须在今后工作中坚决地克服它。抓住国际上的东风压倒西风和国内经济高潮跃进的新形势，在甘肃反掉“甘人治甘”，“甘肃落后论”，“特殊论”的基础上，遵循着党的总路线，这次统战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我们有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掀起一个统战工作大跃进的新高潮。
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来源：《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