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共产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相反，潘复生同志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没落阶级的无穷悲哀，对中国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所涌现出来的许多振奋人心的新事物都感觉不顺眼，都认为是没有希望的，非常危险的，或者是万分丑恶的。甚至一饮一啄，他都牢骚满腹，唉声叹气。这种十足的悲观主义，也就表现出来他的十足的反动立场。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旗手，从马克思到毛主席，都有远大的预见性，都是伟大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正兴盛的时代，在一百一十年以前，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理论上认识了全部历史运动的过程，断定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指出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解放全人类的革命事业的光明而远大的前途，象震撼全世界的晴空霹雳一样发出了共产党宣言，描画出来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表现了无产阶级的无可比拟的英勇豪迈的气概。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强盗争夺世界市场的时候，列宁英明地指出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夺取政权的革命的必然爆发，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把第二国际的肮脏马厩拿来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开辟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预见，也证明了伯恩施坦、考茨基们的修正主义的彻底破产。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帝国主义的围困与环攻中，打破了一切困难，很迅速地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国家，也有力地证明了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论断。
列宁对于表现共产主义精神的发展的新事物是特别重视的，他认为：“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①
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长期沉眠不醒的中国人民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就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数十年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了如指掌地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说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更着重地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②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完全不相容的。指出中产阶级(按：即民族资产阶级)要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③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④毛主席在阶级分析中，又着重指出中国当时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拥有最广大的最忠实的同盟军——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
但“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⑤因为他们看不到力量，感觉孤立无援，感觉革命没有成功的希望，对党的前途十分悲观，便难兄难弟地先后堕落为党的叛徒。毛主席恰恰和他们相反，他看准了敌人，看准了朋友，也看准了无产阶级团结了他的真正朋友，形成了广大的工农联盟以后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篇文章发表不过一年，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便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⑥这是当时农民运动和时局的写照，也是一幅最美好地描绘近几十年来中国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图画。毛主席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英明的见解，便是他对中国革命有无上的信心和无限的勇气的来源，也是他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来源。
毛主席的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正确分析和对于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的解决，却是毛主席在近几十年来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中各项重大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如在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英明地解决了在乡村中建设和发展革命的根据地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如何由农民个体所有制过渡到合作所有制、由资本家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接着又创造性地解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问题。这些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带决定性的问题的解决，是毛主席相信群众巨大的潜在力量、无穷的创造智慧和善于总结群众经验的结果，也是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发展和发挥。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毛主席的思想一为群众所掌握，便出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便出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局面。
毛主席所提出而为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充分发挥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结果，积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结果，尤其是几个“同时”，几个“并举”彻底实施的结果，将使“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差别状态逐渐消灭”，“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的措施逐步成为现实的东西。毛主席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⑦这是毛主席从当前许多新事物中所得出来的结论。毛主席所指示的方向，令人十分振奋地看得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这又会很迅速地形成广大人民的共同信念和乐观主义。
当一九三○年初，中国革命还处于低潮的时期，毛主席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曾经写了一篇预言高潮不久就要到来的文章，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的结尾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与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怕帝国主义的思想恰恰成个对照，毛主席一向蔑视帝国主义。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帝国主义的气焰正不可一世的时候，毛主席就判定它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去年冬季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著名论断：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进一步提高和坚定了全世界保卫和平和争取解放的广大人民的信心，也彻底地粉碎了对于国际形势的悲观论调。
我们上边列举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这几位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都有最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超轶绝伦的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不为一切困难所动摇的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坚如钢铁一样地相信群众，善于预见未来，善于从群众中发现新事物。他们认为新事物虽说往往是小的弱的，但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因为小的弱的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他总是要发展的。这就可以说明在几十年前还被人认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怪物在不远的将来即可成为全人类的现实生活的道理，也可以说明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的伟大。
我们再来看潘复生怎么样呢？他虽说有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受了党和毛主席的不少的教育，但他并未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更未学习好毛主席的著作，不能掌握一般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更不能掌握中国革命发展的特点。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地转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他便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被摔在历史车轮的后边，没有过去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他的抵触情绪愈大，他的反动立场暴露的也愈明白。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普遍全国，广大劳动人民和干部都为“三大改造”已经取得了改变所有制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却带着满腹无名的悲哀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僵尸效忠。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潘复生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毫无希望的悲观心理和对于社会主义各项重大措施(如粮食统购统销)的憎恨厌恶情绪都达到了顶点。他把河南省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作漆黑一团和十分危险。他在多次报告中都耸人听闻地说：“河南的基本形势是，人多地少，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生产不如一九五一年”，“合作化以后生产力倒退了”，“几年来农业没有增产”，“农民生活很苦”，“生产情绪很低”，“农民没有自由”。还说：“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家里拴着大黄牛，地里套着剪发头”，“闺女媳妇拉犁拉耙，子宫下坠”，“合作化成了人力化”，“合作社搞不好到一九五八年就要垮台”。还说：“社会主义没饭吃”，“统购好比一根绳子，拴在农民的脖子上”。他根据这种情况所得出来的结论：第一个是政治形势非常严重。他说“情况很紧张”，我们如“坐在火山上”，“农民要造反”。第二个是生产悲观论，他和他的伙伴都说，“十年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二十年也机械化不了”。照他这样说法，社会主义真是毫无希望，共产主义就更无从谈起，这是多么悲观丧气的论调呀！
他既对河南省的形势作这样悲观的估计，又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罪于合作化的冒进，兴修水利的冒进，以及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其他社会主义政策的错误。那么，他眼中挽救危局的办法，便只有恢复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便只有实行革命的倒退，他和他的伙伴美其名曰“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于是在他积极主持下发布了宣传资本主义道路和小农经济优越论的宣传要点，起草了实质上是提倡退社的七项退社办法。同时，又提出“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要向单干户学习”的荒谬理论。但他引诱河南全党在政治上开倒车的手段还不止此，他还丝毫不顾实际情况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熄灭论”，说农村在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没有了，于是禁止下级党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甚至禁止下级党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反动言论和破坏活功。这就证明他的悲观主义的实质，是对于社会主义消极，一直到坚决的抵抗，对于资本主义积极，一直到坚决的拥护。当他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便觉得前途茫茫，悲观失望了。
一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生产情绪的高涨，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大跃进，毛主席所说的包括工、农、商、学、兵的公社形式的出现，在各种战线上互相协作的、共产主义精神的蓬蓬勃勃的发展，都无情地批判了潘复生对于目前形势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悲观估计的错误，更象沉重的铁锤一样打碎了他回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象他这样带着悲天悯人的假面孔的悲观主义者，已经因原形毕露而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已经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潘复生为什么由一个党龄相当长的党的负责干部堕落为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悲观失望，一直陷身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呢?
首先一个原因，而且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懂得毛主席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因此，在他眼目中便看不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广大最雄厚的力量。根据毛主席的屡次教导，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它不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问题，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问题。因为解放以前，全国工人数目不到四百万(手工业工人在外)，现在全国工人有一千二百万，增加了二倍，连工人家属也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全国农民有五亿多，历史事实证明，在民主革命阶段，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他们有迫切的革命要求和英勇顽强地参加了革命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绝大多数的属于贫苦阶层的农民都有强烈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够胜利地得到解放，就不能够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潘复生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竟把河南省“人多地少，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看作非常可怕的坏条件，看作他的漆黑一团的根据。他不理解河南有四千八百多万这样多的人口，正是农民多(河南过去工业落后)；河南被过去的残暴的统治阶级所造成的“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的现象，总起来说，就是“穷”。“人多”又“穷”，正是毛主席所说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好事。正可以说明工人阶级在河南拥有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这样好的条件，潘复生却把它当作包袱。而且拿极少数富裕中农要求单干，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思想(富裕中农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是可以用教育说服和在生产的和平比赛的方式中改造的)抹杀广大贫苦农民共同要求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反对农业能够大量的迅速的合作化，把河南在合作化上的成就，对河南农民的命运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带有决定性的意义的成就当作“冒进”，当作促使“生产力的倒退”。因为他有这一套站在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成见，对于合作化以后，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河南人民正以英雄气概改变着旧的条件，创造新的条件，要把“地瘠民贫”变为“地肥民富”，“连年灾荒”变为“连年丰产”，而且要使自然面貌根本改观的可歌可泣所伟大斗争场面和光明的前途，也闭着眼睛不肯去正视，装作不理解，仍把他过去对于河南最坏的印象，仍把过去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旧的悲惨现象，当作眼前的活事实，并且拿他作为决定问题的出发点，作出了农业不能增产，“十年也不能解决粮食问题”的荒谬结论。他既然不相信几年来农业合作社大量增产的事实，当然更不会相信农业会出现大跃进的景象，也更不会相信由于农业的大跃进就压迫着工业也要大跃进的事实，于是作出“二十年也不能机械化”的更加悲观的结论。那末，在潘复生眼目中工农业生产既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希望呢?那就只有走取消的、倒退的道路，诚心诚意去恢复私有制，让资本主义复辟了。这就是潘复生无视农民同盟军的理论，只见物不见人所得到的结果。
第二个原因，潘复生和所有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样，看不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资产阶级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当资产阶级向我们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便走投降的道路。潘复生否认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把右派分子章乃器等对党的恶毒攻击，说成是“讲的很彻底”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又把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比作是革命的“五四”运动。他主张“右派分子对我们狂风暴雨，我们对右派要和风细雨”，“不要影响人家的积极性”。他坚决反对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农村的自发势力。他主张在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代替党的领导，“校务委员会应当左、中、右都有。”他只看见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办法，认为共产党离开他们便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完全看不见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他这种“一片降旗出石头”的荒谬主张如果得到彻底实施，那要把河南造成什么局面呢?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不是会遭到更严重的损失么?因此，遭到党的坚决制止。但当他的主张因为党的制而不能实现的时候，他就更加悲观失望了。
第三个原因，潘复生是党内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的典型，他只相信他自己的主观成见，只相信一味附和他的主观成见的人，至于党，至于群众的意见他是不相信的。有时，甚至故意撇开党和群众。他既不懂广大农民的思想情绪，几年来又有意识地不去找积极因素，而去找消极因素，一些有右倾思想的干部在他耳朵边一吹，他所接见的一批富裕中农在他脸跟前一叫，于是乎要啥有啥，正中下怀，眼前忽然出现一片乌云，他便作出来形势大为不妙的悲观主义的结论。
这是潘复生所以堕落为十足的悲观主义者，直至堕落为资产阶级的俘虏的三个主要原因。
经过认真的整风和严重的社会主义教育，潘复生的思想已经孤立了，象他这样有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在党内是很少见了，可是无论在党内外都还可以发现某些类似潘复生的思想观点和悲观情绪的人。明明今年农业已经大丰收，明明群众性的炼钢炼铁的运动已经搞起来，明明工农业生产已经大跃进了，有些人还是不相信，还出现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还出现什么“怀疑论”，“唯条件论”，“神秘论”。这些都说明在党内外还都要长时期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也说明党内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毛主席关于农民同盟军的理论，还不懂得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认真钻研毛主席的著作，彻底批判潘复生思想，进一步克服干部中的保守思想和悲观情绪，便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①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二十九卷，第373页。
②毛泽东：“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页。
③毛泽东：“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
④毛泽东：“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页。
⑤毛泽东：“中国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页。
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页。
⑦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红旗”第四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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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州评论》195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