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武汉9日专电 本报编辑部于5月4日和7日邀请武汉知识界的教授和专家二十余人组织了两次座谈会。会上大家对党群关系问题和高等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
大家认为在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党群关系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要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应当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几年以来不少党员负责干部，甚至一般党员都自视为统治者，改造者，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被统治者、被改造者，以至在党群之间，挖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是填平这条鸿沟的时候了。
武汉医学院教授、该院第二附属医院院长周裕德(九三学社社员)说，党外人士与党员负责干部，一旦在工作上意见不合发生争执就有被指为和党争夺领导权的危险。他说，他自己就被扣上过这顶帽子，以后在工作中每走一步，都不能不思考一番，这是不是与党争夺领导权。而武汉医学院的党员负责干部．又只搞政治运动，不领导业务，使人左右为难。有时在业务上请求支持帮助，便推说不懂，置之不睬。而独立负责又怕有被指为争夺领导权的危险；不负责任得过且过则又觉得对不住党和国家，不知怎样才能使这些党员干部满意。华中农学院教授徐人极(九三学社社员)认为，党员干部常常对党外知识分子摆脸孔，实在难堪。他说，华中农学院的情况，现在有了好转，但在四个月以前，有位党员负责干部开口闭口便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百无一能，只会抄书。有一位教授讲课，他认为在观点上有问题，便用行政手段停止他开课，要他检讨，检讨得好便准他继续开课，检讨不好，便不准开课。徐人极教授说，这种作风，这种方法又怎能改造知识分子，又怎能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武汉大学的党群关系问题更为突出。武大教授袁昌英(民盟盟员)、教务长兼法律系主任韩德培、法律系教授燕树棠(民革党员)都认为武汉大学的党群之间筑起的不是一堵普通的墙，而是铜墙铁壁。他们举出了不少事例，说明该校党员干部自视为特权阶级，而且影响所及一般党员也飞扬拔扈。该校法律系秘书因为自恃为党员，在系内气焰高涨，使得几乎全部职员都受不住、要求辞职，可是学校领导并不予以重视。韩德培先生以教务长和法律系主任的身份，有时学校还指定要他与这个系秘书商量，把这个秘书看成了一个太上系主任。袁昌英先生说，由于这堵铜墙铁壁的存在，有人把武大人员分为三种人，党员是甲方人员，党外知识分子是乙方人员而积极分子是丙方人员。她说这样把人分成几方，不当作一家人，要想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是完全不可能的。到会的武大教授一致认为，该校的人事处是一个独立王国，对学生毕业以及留助教问题，不但不征询系主任和教授的意见，提了意见也置诸不理。有的学生，系里认为不能毕业，但人事处只要那个学生是党团员便额外照顾，不但准其毕业，还留作助教，而且也不通知一声。他们认为这是典型的宗派主义作风。到会的教授希望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后，党员和群众双方都动手来打破这堵铜墙铁壁。
对于高等教育问题，大家也提了不少意见。认为办好高等教育，关键在于高教部熟悉业务、了解下情、使作具体工作的人有职有权，教育工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决不能坐在办公室下命令发指示，可是过去高教部是三个坏主义都兼而有之，这非得下决心克服不可。
华中工学院副教务长刘颕(民盟盟员)说，高教部把中国教育的传统一笔勾销了。解放以前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切都要不得，一切重来。这是普天下都没有的事情，苏联也是非常珍视自己的教育传统的。会上当时有人指出这是高教部三个坏主义兼而有之的具体体现。刘颕先生认为，高教部提倡学习苏联经验时，口喊要结合中国实际，可是结合得多少，是人所见的事实。几乎全部在盲目抄袭，什么六节一贯制、五分制、工作量以及课程设置，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一回事。就照搬过来了。有人对这种作法，还创造了一套理论，认为我们没有经验，只有照搬，教条主义也好，搬过来再说。难道我们没有经验，连脑子也没有。他说高教部这种作法，使老教师一直手足无措。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九三学社社员)认为，高教部不熟悉学校和教师的工作情况，教学计划一年一变，几年来没有一个学生是按照一个教学计划培养的。他们以为修改教学计划是容易的，不知道每一修改给教师带来了多少困难。在培养助教、研究生的工作上，教师只有负责培养的义务，没有参与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利。不管是什么材料，交给你就是要你培养。会上许多教授谈到科学研究问题，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为什么会人心思院，高教部应当反躬自省。几年来一个口号又一个口号要在课堂解决问题，教学第一，一直只强调教课任务，而且把教课作为一种政治待遇，形成一种压力，使教师无条件无时间、也无心情进行科学研究，昏头昏脑狼狈不堪。
到会的专家、教授一致拥护毛主席的讲话，认为现在不是早春天气，而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他们敢于说话了。他们有靠拢党的愿望，有做好工作的信心。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搞好团结，做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