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

《文汇报》社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发展我国科学文学艺术的全面方针。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就必然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繁荣与昌盛。

自从去年五月党中央正式提出这个方针以后,虽然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它的积极影响与作用,已经从学术界文艺界的日趋活跃的创造气氛中反映出来。但是对于这一方针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到它的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的精神,都能认识到它怎样结合中国知识界的实际,开辟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途径。反之,来自“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议论,却歪曲着或企图取消这一方针,模糊了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并在实际上形成一种阻碍。因此排除这种阻碍,对于贯彻这一方针便成为非常必要和迫不及待的事。

周扬同志的答本报记者问,有力地批判了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有害议论,为我们深刻透辟的从各方面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澄清大家的认识,使人耳目一新,鼓舞大家更好的为贯彻这一方针而努力。

周扬同志的回答,首先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推动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创造的积极性。因为科学、文学艺术,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必须形成一种能够激发他们积极性、主动性,进行自由竞赛、自由辩论的环境,使他们乐于创造,勇于创造。本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比起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不知道要优越多少倍;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对待科学、文学艺术工作采取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却压抑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排除这种障碍,并且形成一种有利于科学、文学艺术可以顺畅发展的环境,使我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本来具有的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他们并不认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种符合于科学、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不贯彻这个方针,我国科学、文学艺术就不能繁荣与昌盛。

同时也有人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是发展我国科学、文学艺术的必经途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针,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一方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方针,是促使我们知识界普遍地、逐渐地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方针。

从右倾机会主义发出来的议论,说明他们看不到这种过程,也看不到这种远景。因为他们抽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则,在文学艺术上认为可以不必坚持工农兵方向,在科学上可以不需要党的领导,对待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既然这样,就必然谈不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依照这样的议论,必然会放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精神实质,抽去它的灵魂。应该说,我们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并不深刻理解;或则说,更多的情况,是只看到右倾机会主义“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它的实质恰恰是取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认为周扬同志在答本报记者问中提到的这一点意见极为重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而从“左”的教条主义发出来的议论,也同样看不到这种过程,也看不到这种远景。他们只是担忧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抬头,只是顾虑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他们只是主观的希望大家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只是焦急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他们既看不到知识界大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靠拢党积极的一面;也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可以通过自由竞赛、自由争鸣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逐渐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更不懂得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正可以传布马克思主义,并且吸收一切合理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为采取禁止和压服的方式,就能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从生活中消失;他们以为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就能使大家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真空中发展,而不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依靠少数人就能创造,而不需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并使更多人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就能得到发展和繁荣。他们始终不理解,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他们始终不明白,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思想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加以解决;他们始终不相信人民的辨别能力,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战斗能力。依照“左”的教条主义的议论,虽然主观愿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文化,保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但是其结果必然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使马克思主义发展。

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些事物,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鉴别清楚它是鲜花,抑是毒草。特别是新事物刚刚长出嫩芽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它将要开出美丽的奇葩。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往往因为剥削阶级的压制,保守势力的阻挠,或者根本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而把它当作毒草加以摧残,加以忽视。因此周扬同志在答本报记者问中,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批判了教条主义,要我们时刻记着,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经常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里,回想本报所进行的一次有关创作问题的争论,也是有意义的。姚雪垠同志曾经就几年来的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写了一篇“创作问题杂谈”,提出了他的看法,其中有很多有益的意见,但在一些有关创作的原则问题上,又有很多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教条与原则”的文章,和姚雪垠同志进行了讨论,批评了他的错误。如果依照“左”的教条主义的意见,因为姚雪垠同志的文章中,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认识存在错误,就应该采取压制的态度,不准它发表,或采取粗暴的方法,予以打击。这样,姚雪垠同志文章中有益的意见既因此不能提供出来,而且使姚雪垠同志的错误认识,也不能由于别的同志的批评,得以冷静的重新考虑而加以改正;使有同类意见的人,不能因此受到教育。如果依照右倾机会主义的意见,则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和姚雪垠同志进行讨论,顾虑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就会妨害了“放”,阻挠了“鸣”,结果姚雪垠同志对于自己文章中的正确部分与错误部分既不能很快的分辨出来;对于别人来说,也不能很好的吸取其有益的部分,批判其无益的部分。显然,这样两种做法都是有碍于对真理的探讨的。我们既欢迎姚雪垠同志把他的意见提出来,又需要姚文元同志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友好的批评。采取这种态度和方法的结果,必然就会形成一种有益和良好的气氛,使人有意见则勇于提供出来,使人有错误则乐于接受批评。使人们在这种自由辩论的过程中,错误的意见得到克服,正确的意见得到发扬。而马克思主义却因此得到锻炼,并因此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种有益与良好的气氛,这种自我教育的方法,是值得大大提倡与鼓励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证,绝不足以概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丰富内容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意义。我们越是探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就越发感到它的深刻性、丰富性。这个方针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文化领域内一种创造性的运用。它的伟大意义,将会随着时间,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确能为我们形成有利于科学、文学艺术创造发展的环境,这是肯定的,但是要创造出伟大作品和科学成果,又需要我们自身经过很大的努力。科学家需要占有材料,具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文学艺术家需要深入人民生活,锻炼表现技巧;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本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我们要敢于“放”、勇于“鸣”,把我们的智慧、知识、意见尽量“放”出来,“鸣”出来,同时在“放”和“鸣”的过程中,又要善于学习、肯于学习,使自己逐渐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了要“放”得好,“鸣”得好,我们知识界必须进行刻苦的自我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密切与劳动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领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

道路是清楚的,目标是明确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勤于学习,勇于自我改造,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远景早日实现!

 来源:《文汇报》1957年4月9日,为该报记者梅朵所作,后作为右派文章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