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29日讯 天津市各界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反应。
林必锦大夫认为，香花和毒草一时很难分清，所以不能一下子“杀掉”，毒草香花，不是绝对的，要随时代变化。中医赵寄凡认为，争鸣是为了暴露错误思想、唯心思想，暴露出来好批评、好解决。天津大学教授丁绪淮说：“百家争鸣”是目的，不是手段，经过争鸣会达到一定的效果，会“春光明媚”。张朵山教授不同意，他认为争鸣是手段，目的在于找“凤凰”。天津大学杨景春教授认为，争鸣是目的，也是手段，都是为了找社会主义、找“凤凰”。
有些人主张有限制的“放”。天津图书馆馆长黄钰生说：图书馆藏书八十万册，其中一定有毒草，在普通阅览室的读者中就不能“放”，在专门阅览室则毒草香花可齐放。橡胶试验所工程师王乃惠认为，放出来的东西如果确定是毒草，就应该一棍子打死。青年团干部王树鹗认为黄色的、反动的不能在报上发表，也不能在戏台演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一下，大家一批评就算了。“放”要看时机、看条件，“四郎探母”已经放了就不必禁止，可是像“纺棉花”、“大劈棺”等就不要继续放了。
还有些人主张有领导的“放”。南开大学教授陈仁烈说：限制太多了不好，但也不能自由主义的乱放。我们是让他们闹，闹乱了再从中取得教训呢，还是用积极的办法不让闹起来呢？我主张后者。
也有些人主张各放各的，互不干扰，避免混乱。
有些人提出争鸣是否有时间性？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屈鸿钧说：放的政策是长期的，但对某一具体问题不会长的。让他放出来，不等于不能动他。他“放”，我“拔”，还允许他反“拔”。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拔掉一些毒草。民进宣传处副处长余国琮认为，不要说“拔”，说“拔”就影响“放”。最好是让毒草自己枯萎。
有些文化局行政干部 、青年团、工会干部感到“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好具体掌握。文化局有的干部提出：对“三侠剑”、“济公传”、“爱”、“吻”之类，从政府角度应该怎么对待？是表示态度还是不表示态度？有的说：无论如何把“刁刘氏”之类也放出来，有顾虑。
有些人认为毒草和香花是相对的。林崧大夫说，邵力子提出避孕问题，过去是毒草，现在变成了香花。张纪正大夫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这是认识问题，不是转变问题。有说蒋介石过去是香花，后来成了毒草。他认为蒋介石开始就不大香，愈转愈臭了。关颂凯说：思想立场改变了，看法就不一样。我看随机应变，随潮流走没错。
(孟帆根据天津市宣传会议情况编写)
来源：1957年4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