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本报编辑部邀请了武汉地区学术界、工程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十四位同志，举行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根据个人的体会对党的方针发表了感想，并且针对各单位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存有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现将他们的意见摘要分两次发表。
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依发言顺序排列)：
关啸彬 武汉市楚剧团名演员
徐人极 华中农学院教授
章导 中南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
王度 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鲍鼎 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
胡善恒 中南财经学院财政教研室主任
刘建康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李蕤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
杨端六 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梁之彦 武汉医学院教授
叶雪安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教授
燕树棠 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
刘光华 中南财经学院教务长
万毓琦 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总工程师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像一阵温暖的春风和及时的春雨，全国各地，卷起“继续放”、“继续鸣”的热潮。人们期待着这阵春风春雨，也迅速吹到武汉来。由于盼望的殷切，于是就有人埋怨脚步太慢了，甚且有的人叹息着说：“春风不渡武胜关！”
要说“春风不渡武胜关”，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春风早已到了江南，去年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就是一阵春风，在这春风吹拂下，许多多年辍笔的老作家又拿起武器，自己深心里感到是“枯树逢春”。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也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在创作上，题材千篇一律，主题狭隘单调的现象开始有了改变，题材主题渐渐广阔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也渐渐出现了。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感到“春风不渡武胜关”呢?这就是说，“乍暖还寒”的低气压还是有的，不利于“继续放”、“继续鸣”的无形障碍还是有的，天气还不是万里无云，还不是风和日丽，人们心上述笼罩着一层虽然很薄但却驱散不开的湿雾。
陈其通等四人怕天下大乱，要“压住阵脚”的文章，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由于“草木篇”对星星月刊大张挞伐的文章，……虽然炮火已经停歇，但是，它留下的火药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而这些，显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作为思想说，这些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尽管这一思想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但它却同样是“百花齐放”中的一阵霜冻，百鸟啾啾中的一阵枪声。在这一时期，有些人就为了“怕头上落下七顶帽子”忧心忡忡，有人为写过一篇理论探讨文章担心到自己的“下场”。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发出“但愿春常住”的疑虑，也是并不奇怪的。
因此，要贯彻“大放”、“大鸣”，我觉得首先是扫除妨碍放和鸣的消极因素，创造春光融融的环境。
要创造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关键在于领导。第一个是，真正认识现实情况的变化，阶级情况的变化，思想上转过弯子来。而这弯子并不是那么容易转的。有人提出“放社会主义之花，争马列主义之鸣”，“力争鲜花，避免毒草”，表面看来，是何等正确，但经过批评之后，才明白这说法本身就是“毒草”，因为说来说去，仍是一家独放，一家独鸣，而今天的“放”和“鸣”却远远比这宽阔，就是除了反动思想以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容许放，在放中竞赛，分析，批评。而仅仅这一点，许多人的思想便转不过弯子来，但是不准自己认为不健康的东西露头，不准许它出现，又如何算是“齐放”呢?又如何能细致加以分析呢?如何保证不把本是香花的东西误认为“毒草”铲掉呢?第二，就是要从思想上，和大家站在一个平等的立脚点上，面对真理，这也并不容易，许多同志，特别是位居领导，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同志，往往不是站在群众的中间，而是自以为凌驾于别人之上，把自己看成“改造者”，别人看成“被改造者”，把自己预先封为“无产阶级战士”，把和自己看法不一致的看为“思想有问题”，这思想如果不扭转，就很难考虑到在争鸣中自己也有和别人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好处。鲁迅曾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意识，最好一一说出，使人了了分明，不要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唯我是无产阶级。”这话很深刻，在今天，就特别重要。最近在各地的讨论中，许多人都提出“拆墙留线”的口号，我是十分赞成的，因为“墙”对墙里墙外的人，都没有好处，而线(是非的线，真理的线)如果成为大家共同注意的目标，那就会促使大家细致地探索、研究，谁也不甘心把自己停滞在线外。
当然，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重要的，还须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有勇气。信心和勇气，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产生于对现实的认识，对文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感。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是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恐惧的，一切的犹豫和顾虑，多半由于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底”。认识不清，自然稍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因此，在目前，认真地读一读毛主席的两个文件，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文艺工作上的许多问题，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很不寻常的，这个时代本身就带有许许多多矛盾。例如，我们要建设，就要积累资金，而要积累资金，就和改善人民生活有矛盾。又如，国家建设需要广大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种田，而中、小学毕业生大都希望升学，这里又发生了矛盾。再如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需要改造思想，这就要有过去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思想上发生许多矛盾。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发生许多矛盾；要做事情，总要发生问题。
在肯定矛盾不可避免，问题必然发生的同时，我们认为共产党员如果对矛盾处理得好些，问题也就会少些。当然，也不能要求这样多的党员每个人德、才都好，那也是不可能的。使我最感痛心的是一些党员无知无识而又一味蛮干，这种无知在学校里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拿采用教科书来说吧：照道理说，教科书好不好是应当由教师来判断的，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是不管是否适合我国高等学校，硬搬苏联教科书，结果学生接受不了，于是在采用苏联教科书的同时，还得由教师另编一套讲义，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在学习苏联科学方面，盲目性也是很大的，例如，勒柏辛斯卡哑的学说根本就没有实验的基础，而我们也要学习，直到苏联批判以后，我们才不学了，照这样下去，还谈得上什么学术！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实在是很及时、很必要的，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最近，我看了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觉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谈得很好；我也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首先就要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毛主席说得很好，要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就不仅仅是通过学习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要通过工作实践。
刚才梁之彦先生谈到浪费时间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学校目前“鸣”不起来，主要是时间问题。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靠科学研究的，而要进行科学研究就需要时间。目前我们学校的教师们都感到时间不够，特别是老教授忙于日常工作，弄得课都不能上。因此，怎样把时间安排好，实在是很重要的。
另外，解放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出外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很遗憾；我认为，看看国家建设是很必要的，我们是教测量的，看看建设工程对教学也有好处。
再就是过去高等学校招生太多，难以保证质量，学生多了，仪器也不够了，像我们学校的仪器就差得很远，像这样下去，在教学上理论如何结合实际呢?当然，这样一些困难，我们是要逐步加以解决的，但是，适当限制招生人数，提高大学生的质量，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
现在政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鸣得好。要争鸣必须有武器，争鸣的武器就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鸣出来的东西要有目的，合理的根据和丰富的内容。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对人对己都要常作争鸣、不断的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作好政府对于我们的要求。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十余年党龄的同志羡慕四十年党龄的苏联同志，苏联同志说，只要能为人民服务，不在乎党龄的长短。我想只要同样的为人民服务也不在乎党员与非党员。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人有责。我们的争鸣是为作好工作而不是反对任何个人。我们应该将为工作而争鸣看成是我们的责任，可以设想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于国家的建设是没有好处的。不肯争鸣与不让争鸣都是有害的事。
现在我们武汉建筑界太不争鸣了，你看武汉市有些地方的建筑物不是很单调吗?难道这些单调的东西不要批评吗?汉口中山大道四维路口武汉市城市建筑设计院的办公楼就是用一些次砖拼成若干图案和花纹，既经济又不单调，我看很好，这种作法是值得提倡的。
就高级知识分子一方面来说：“放”的方针的实现需要具备两个物质条件：一是图书仪器的设备；一是发表写作的便利。一般说来，这两个条件在现在是作得不够的。现在图书仪器的添置，在数量上赶不上需要，在质量上更有问题，高级知识分子缺乏图书仪器，等于吃饭没有吃饱，没有力气，不能正常地作工作。此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写作，由于报刊的要求太高，没有地方发表，这是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的。这两个物质条件，特别是第一个条件，需要经费，困难是有的。假设这两个条件在短期之内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就可能影响十二年内争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进军这一伟大运动的圆满实现。(书面发言)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各地文艺学术界的“花”和“家”都在“开放”与“争鸣”。楚剧是湖北省地方剧种之一，也是百花里面的一朵，毫不例外地应该“齐放”与“争鸣”，我认为“放”得不够和“鸣”得不响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自全国实行艺术事业企业化以后，在干部与艺人的思想上如负重担。企业化的方针是要求在提高演出质量的基础上来保证完成企业化，两相配合，本来应该是没有矛盾的。而我们只偏重于营业收入这一方面，忽视了节目的质量提高。每一个上演的节目原是有规定的日期，可是现在一见营业不好，就赶忙换戏。换演的节目因时间仓促，排练较少，质量达不到要求。为了应付营业，不得不提前上演。演过之后，又没有进行座谈讨论，修改整理，时间过久了，再想演出就很困难。过去有些较好的节目，是经过不断地修改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得来的，现在是演过之后丢下不过问，那怎么谈得上提高戏曲的质量呢。
我团演员实际只有一百人左右，为了保证完成企业化的收入，就划分成了三个演出队，每队不超过三四十个演员，加上队形有时变动(如去年和今年就大调动二次，个别调动还不在此例)，人事分散，力量不够集中，每调动一次，各队就忙于排戏。过去的原有节目，因演员各人的表演方法不同，所以就得从头排起，刚刚合作了一段时期，工作和演出差不多取得一致，就又调动了，使得演员们天天排戏、月月排戏，结果呢还是不能拿出较好的保留节目。过去有一些优秀的大型戏，如“太平天国”、“棠棣之花”、“文天祥”、“鱼腹山”等就因人员不足，不能继续上演。
去年剧目“开禁”以后，我团即进行着手挖掘传统节目，并将许多节目试演过一段时期，但演过之后，领导上没有及时动手组织人力来对传统节目进行整理和改编工作。
“乌金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确定以“乌金记”参加湖北省会演，领导上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来组织演员和文艺干部共同进行整理和加工的，演出后获得好评，所以“乌金记”也就成为较好的保留节目。这说明化了一定的劳动代价，就有它一定的收获。
我们还有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楚剧的传统节目没有演出，如果领导上从思想上重视和立即着手投入力量的话，那么就能消除楚剧节目的贫乏现象。
“薛仁贵”是我国历史传说故事，我团此次上演，是以两本拼为一本演出，删掉了其中庸俗的和无关紧要的部分。为了演出精彩，在头二本“薛仁贵”内加了一些布景(如夜梦贤臣和飞龙等)。经“长江日报”发表了对连台本戏的剧评后，引起了团内人员的一些议论，有的认为：连台本戏毫无艺术价值，我们不能长久地演它。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薛仁贵”也是传统节目，它既能卖座，同时也是开放了一朵花，一举两全，为什么不能上演呢?这个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中。
剧团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艺人与干部之间的不团结。比如：我们在演出传统节目时，干部不闻不问，看见剧中有缺点，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站在旁边看笑话似的。所以演员就对干部不满。
干部对艺人也有他的看法，认为艺人文化水平低、自由散漫习气重。这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事实。由于双方互不尊重，隔阂就越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上述问题，只要上层领导从思想上重视，发挥大家的潜力，艺人与干部亲密合作起来，我相信楚剧这朵花将会开得更鲜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必多说。现在鸣得不够，放得不够，什么原因?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在哪里?有人说是党群关系不好，这个提法有些笼统。实际上，解放以来，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家是拥护的，并没有人说党不好。为什么还有问题呢?问题在于个别党员与非党员的群众关系不够好，个别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有时有偏差，以致使一般群众感到困难，思想上有顾虑。
这个现象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值得注意。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个别党员的思想作风不好；另一方面也由于群众的觉悟提高得慢。但是，这两方面，主要的还在于个别的党员方面。个别的党员认为自己政治上没问题，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以往的历次运动，好像都是对非党员群众来搞的，党员可以例外。实际上有些党员的思想作风是不大好的，也要参加思想改造。
现在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首先要从个别党员的思想改造着手，因为党员是一般人观瞻所系，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但是，既然矛盾是双方的，那就应该从双方解决，非党员也不能观望不动。因此，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非党群众，都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这样个别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才能改善，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得到正确解决。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