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太原讯 本报记者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邓初民，于13、14日在太原工学院视察，召集了百余名教师和职员进行座谈。到太原工学院视察的还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张磐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赵树理。
在座谈中，大家说，我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拥护的，但在工学院，现在大家不是敢不敢“鸣”和“放”的问题，而是不愿意“鸣”和“放”。因为学校长时期以来，对群众多次提出的意见不答不理，这使得大家不愿“鸣”和“放”了。
在“肃反”问题上，张俊仁先生说：工学院“肃反”偏差是比较严重的。但领导上在善后工作中，态度不诚恳，不是实事求是，只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他说，在“肃反”中，我是由行政宣布开除团籍的，就当时说也明明是错误的，可领导上不愿意承认错误，给我说“当时开除团籍是对的，现在恢复团籍也是对的”，这是什么逻辑？我为什么老要提“肃反”问题呢？这不是知识分子心胸狭窄，而是领导上检查不诚恳。
刘培德先生批评“肃反”运动中有违法行为。他说，我不是反革命分子，象“肃反”中那样对待我是违法的。在“肃反”中被“整”的人，领导上要以物质赔偿来赔偿他们精神上受了的损失。
田树兰先生说：工学院没有“鸣”开，同“肃反”问题是有连系的。有很多人是在“肃反”中被伤了感情。“肃反”中的问题不解决，顾虑就不能解除，顾虑没有解除，感情上总是冷冰冰的，这就“鸣”不起来。
董季兰先生说：“运动难免有偏差”这句话给偏差合法化了，“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偏差，“三反、五反”有偏差，“肃反”偏差也不小。宪法和法律在平常还有人谈，运动中谁也不提了。中国知识分子有好的传统，他有自尊心，他要“为人师表”，但运动中，非要扯破他的脸不可。在每次运动中，都想整出一些“集团”来，吓得人们除了工作，就不敢互相来往了。
史连江先生说：“肃反”后，教师们就顾虑很多，不愿多说话，在课堂上只教书不谈思想，这也就在教师和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堵墙，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先把这堵墙推倒。
教师们在宗派主义问题上，畅所欲言，各自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党员身上有运动味道。范维垣先生说：党员在各次运动中有“运动味道”，但在运动之后，在他们身上仍有“运动味道”。他们仍保持着坐在“肃反”办公室的那种态度和群众见面，这使得人们不敢接近他们。
可惜我不是党员。吉三成先生说：工学院宗派主义相当严重。在抗美援朝期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投放细菌弹，同学们沸腾起来集会表示抗议，我当时也非常激动，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有人对我说，你的发言好是很好，可惜你不是党员。另外，我写了一篇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放细菌弹的抗议书送给院刊要求发表，结果不让登，后来一位团员送去就登了，我去找院长，院长说，这类文章就得考虑历史。
群众中有“红”、“黑”之分。吕文载先生说：我们这里有墙有沟，党群之间有之，群众之间也有之。有些领导对高级知识分子特点没有摸清，因此有些人就混水摸鱼，而成了“红人”，领导上就片面听取这些“红人”的汇报，而另一部分人就成为“黑人”了。有些“红人”就说，我历次运动中就是干这行的，就是说我是当领导来“整”人的，这些话真使人听了毛骨悚然。这些人对群众就有“原则面孔”，我认为这些人不是领导的靠山，而是冰山，太阳一出来，就会化成一滩污水。在我们这里“红人”年年高升，“黑人”年年掉分量。
民主党派没有发挥力量。李梅先生说：民主党派在学校里是点缀品，党没有把民主党派作为开展工作的力量。党对民主党派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有职有权。
什么是真正的群众。董季兰、张俊仁等先生说：学校有一批人，肚里空空，吹牛拍马，高喊共产党万岁，他们在学校非常吃得开，领导把他们当作基本群众。什么是群众呢?不是空喊口号的人，而是在那里辛辛苦苦，埋头苦干，积极想办法提高教学质量的人，领导上不要看他们老找领导“麻烦”，他们找领导“麻烦”是为的什么?
因为他们是党员。张俊仁先生在会上揭发了在培养、提拔干部中的宗派主义情绪。他说：工学院有一个学生几门课程不及格，学校早应开除了，但后来退了学，不知道怎样却当上了学生科科长，让他来领导学生工作，他还在院刊上发表什么如何学习、怎样学习这一类的文章。这简直是笑话！自己学习不好，还要教别人怎样学习。我有一个学生，人是好人，但功课糟糕，补考也及不了格，结果没毕业，倒又成了教材研究科的科长，他反而来领导我了，这还能搞教材研究吗?笑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奇怪的事呢?因为他们是党员。陈维同先生说：去年化工系留助教，我们详细选了十个成绩比较好的送上去了，但留下的五个当中却有一个不在这十个里面，这一个额外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学习成绩好吗，有培养前途吗?不是的。因为他是党员。刘培德先生说：我们那位党员科长，对业务一点不懂，但还处处抓我的“小辫子”，给我“小鞋”穿。弄得我哭笑不得。
党怎样来领导科学。胡惠民先生说：党能否领导科学，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党也必须领导科学。但应该考虑怎样来领导科学。我认为，党领导科学，并不是每一领导岗位上，都放上一个党员干部，这才表现出党的领导。这是宗派主义。
李梅、刘培德先生在会上都提出：在“肃反”中，有一位比较负责的党员，破口大骂群众，说：“我革命的时候，你们都是反革命”。大家认为这里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
张启昌先生说：毛主席把保守主义者形容为“小脚女人”，我很同意，但工学院领导比“小脚女人”还严重。领导上终日在那里喊叫提高教学质量，但当我们提出要开一门新的实验，领导上就阻碍重重，说什么学校没有条件，设备不够，人力更是问题；当我们自己开出来后，领导上大吃一惊，我们学校还有这条件啊！
这更使教师生气。会上，有不少教师提出，领导上对同学们的意见特别重视，其中有许多是使教师非常生气的。张启昌先生说：同学说教师讲课不系统，逻辑性不强，我请问，假如说我教物理课吧，同学们懂得什么是物理的系统吗?他们说逻辑性不强，学过逻辑吗?他们又怎么知道物理和逻辑是什么关系呢?但领导上却很欣赏同学对教师提出的这些意见。甚至把这些意见原封原样转给教师，这使得教师尤其是新开课的教师心痛！
领导水平落后于现实。胡惠民先生说：学校领导水平落后于客观现实，领导水平既低又不钻研业务，不去熟悉业务。不熟悉业务怎样来领导业务呢?领导整天忙得很，这也只能说他们是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刘培德先生说：今年，学校的设备经费少，但领导上又批准买一架录音机，我打电话向郑副院长提出意见，郑副院长把耳机摔下不理我了，我去找他，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说，别人有资格说话，你没有资格说什么。刘培德在会上提出质问，为什么我没有资格向领导提意见?陈维同先生说：学校考核教师的教学质量，不是实事求是的，光看学生“优良”成绩的多少，假如有那位教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些学生有不及格的，就说这位教师质量不高，这是不公平的。对发挥现有的教师积极性，陈维同先生认为学校作得很不够。他说领导上只指望高教部调有名的教授或学者来改变学校的面貌，但如何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积极性就考虑得很少。董若允先生说：对高级知识分子关心的只是理发、吃饭不要排队。丁克元先生说：教师没有发挥积极性，领导上不能怪他们落后，而是领导没有正确地使用他们。
在会上大家对中央教育领导部门也提出了意见。董若允先生说：期刊图书费不应该受别的措施的影响而减少。学校里的资料等于工厂里的电源，工厂没有电不能开工，学校里没有资料也就不能进行工作。张志僖、董季兰、范维垣等几位先生说：中央对太原工学院另眼相待，有好些专业会议，可以让太原工学院参加的而不让参加，认为太原工学院落后，没有先进经验，我们没有先进经验带去，但是也可以从会上把先进经验带回。太原工学院被人们称为三小工学院之一，要求领导重视这个小工学院。有人在会上提出：中央调派回国留学生和出国留学生，太原工学院没有份儿，要求今后要照顾些。全国解放已经七年多了，要求中央不要重点学校总是重点学校，现在也应该齐头并进了。
注意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对省的领导，大家认为关心高等学校实在太不够了。董若允先生说：省委同志来学校就是搞运动。张志僖先生要求省领导同志能常来学校，他说：多同我们接触，多了解我们，这对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大家要求省领导多给具体帮助，不要只限于订计划，要给教师创造些条件。张启昌先生说：山西省的工业、农业在全国是有名望的，中央有什么新精神下来，反应特别灵敏，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应就特别慢，注意加强高等教育的领导是必要的。
对报纸的意见。郭钰先生在会上对山西日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鸣”的不响，“放”的不够也提出了批评。
来源：《山西日报》1957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