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处理问题主观急躁，民主作风不够，使人感到盛气凌人。有的党员教师不认真写教案；对学生试卷，只走马观花的一看就评给分数。课代表给她反映学生对教学上的意见，她不但不检查自己，反而把学生训斥一通。学校从1954年到现在只发展了4名党员，其中有一名是留校工作的新毕业的学生。他的工作并不好，并且闹情绪不安心工作。但是党支部为了完成发展任务，既不吸收群众意见也不吸收团组织的意见，就草草了事地接收他入党了。据说连填表带通过还不到一星期。1955年学校评选优秀工作者的时候，学校还硬要把这个留校工作不到两个月的同学评选为优秀工作者，后来遭到群众反对，领导上还硬要团员贯彻“组织决定”，结果实在通不过才作罢。另外教育工会召开优秀教师代表会时，教师们提出的优秀教师有阎老师、杨老师和郭主任。阎老师的票数最多，可是领导上却不让他出席优秀教师会议，而叫杨老师去。
党的四中全会以后，学校领导组织教师们学习了四中全会的文件，批判了教师们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但是领导上并没有深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结果，学校内部的团结虽然有所加强，但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仍有距离。教师们在会上意见不多，会后意见不少。教师顾虑重重，尽量少说话为妙。
学校的矛盾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新老教师、教师的工作与学习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需要领导干部深入下层帮助解决。
从我们农业学校领导上以至上级领导，主观主义都很严重。盲目地设了很多专业，不考虑条件是否具备，却一味地提要求，强调要保证教学质量。训练班的教学计划也不固定，几个月就更动了三次，真是朝令夕改，闹得教学很难上轨道。学校里的好多工作都没有让有经验的教师参加意见，只是几个领导人在一起一凑合就决定了。结果这些决定往往是很难行得通的，因此有人提出要求派内行来领导学校。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外行领导，而是要求不懂业务的领导同志虚心学习。
学校的民主空气很稀薄。领导人不能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往往以大帽子来压制批评。对教职员工的思想教育也不是和风细雨，而是采取一些粗暴的斗争方式。现在，有些人谈起自己身体不好的原因时，说这是领导上“整”的结果。
我们军区子女学校里宗派主义作风很严重。党员能联系群众的很少。群众觉得许多党员是高不可攀，盛气凌人，言必马列主义。另外，在我们学校里，还有黄衣、蓝衣之分，因穿黄衣服的是部队调来的，穿蓝衣服的多是旧知识分子。领导上似乎因为穿黄衣服的是直系血统，而厚穿黄衣服的，薄穿蓝衣服的，如14个班主任，旧知识分子仅三人而已，是不是这些人的工作能力不行呢，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又如1955年，我校中学部选积极分子时，领导提出让大家选一位从小学部刚调到中学部的“党员”，但教师们选了另一位非党非团员的老师。虽然这样，领导最后仍是让那位“党员”去参加了军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总之，搞什么都是政治条件第一，甚至是唯一的。即便是大家不拥护的人，只要是领导确定的重点培养分子，就在一切方面受到厚待。像这样要让人家发挥积极性怎么可能呢！我认为领导要让大家都发挥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要一视同仁，要当铁面无私的“包公”，那一个人的能力能担任什么工作、就让他担任什么工作；没能力担任的就不要让他们勉强担任。不要因为是党员就培养，认为党员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对的，这简直是偶像崇拜了。
另外，我认为地方的教育领导部门也有宗派主义，未能一视同仁。如区教育厅和乌鲁木齐市文教局就从来没有到我们学校检查过体育教学工作。有一次我请教育厅的严志增同志到我校去看看，检查检查工作，他回答说：“这次检查工作已安排好，不到你校去了，以后有时间再说吧！”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我校领导上曾跟我们讲过，在业务上受地方领导。对这一点，我们做的问心无愧，但地方却没有领导我们。
军区文化部对待党员和非党员，则更不一视同仁了，1955年二月领导调我离体育队。我不愿离开，就对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说：“李奎同志(党员)调军事体育学院学习，他不去则不去，我要求留下为啥不行！若说领导决定不能更改，那李硅同志也应服从领导。”他则对我说：“你不能与人家相比，人家是人家，你是你，人比人还气死人呢”。在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体育队，更不必说那简直成了宗派主义的天下了，有位李忠鸾同志(团员)，对指导员是没有啥意见的，就是有，也是不多说话的，因此李指导员就把他当心腹之人。又如体育队的领导李承钢同志，本是绝大多数同志不拥护和不信任的人，就因为他是党员，所以文化部领导就一定指定要他当领导。虽有工作能力和精力水平比他强的人，也不能当领导。因为他不是党员。
看到新疆日报召集高等教育界的座谈会，使人感到无比兴奋，这是我来新疆后从未见过的新气象，今天我谈一下我在新疆的几点感触：
看不到统一战线工作
解放后，我在上海大学里教书，那时上海陈毅市长和统战部的同志常和大学教授开座谈会、报告会或一起跳舞联欢，关系非常亲密。在中小学界，市教育局也常召集类似的会议。但是，我到新疆军区子女学校5年，从未“躬逢其盛”，听说也有统一战线，但从未见过。上海党组织的统一战线部，凡在展开一个运动之前，如“土改”、“抗美援朝”、“三反”等，常邀请民主党派及我等发过“反蒋宣言”的人一起座谈，不但可以了解政策，还可以提供意见。新疆各种运动原也不少，但从没有统一战线部的同志或高级领导人找我交换过什么意见。去年我遵照党中央的规定，申请调整工作。今年初，学校领导通知我“可以调”，校内工作就不再安排，但事后毫无消息。后来从报纸发表的消息中知道新疆高等学校教师早已超过定额；有的学校竟有三十多个讲师未开课。新疆的人事部门却从未找我谈过话。我做中学之事，领大学之薪，心极不安，我曾一再要求：在新疆高等学校如难安插，应照顾我的身体(有高血压)和语言(我讲的是上海话)，与高教部联系一下，把我派到其他地方去，但就是没有人管，这就是官僚主义在作祟。
知识到此贬值
知识分子到这里就不值钱了。新疆地广人稀，将来必有远大发展。但新疆很多部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很多知识分子到此都贬了值。如：有位倪宝华同志来新疆后，初中都不让他教，但回到上海，不但让他教高中，还让他作了班主任；曾作过大学教授的胡道静同志来新疆后，领导上竟派他到石河子当小学教师，以后，他回到上海，就作了书店编辑与大学教授；还有位曾作过大学教授的林涤非同志来新疆后，被派去当营业员，他赌气地跑到北京，不但当了大学教授，还作了中央政协委员；我原来在华东是大学教授，来新疆后也作了中学教员。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我真不懂，为什么在同一政权领导下，就颠倒到此种地步?我校有相当多的专业老师，现在都作一般教育工作。小学部有许多大专学生，也都没安排到应有的岗位上。对知识分子这样使用，是个极大的浪费。在新疆，有无限光明的远景，原应该鼓励知识分子多来边疆，但现在这种做法，是使关内知识分子望而却步的，我主张必须正确使用，不要让他们“等闲白了头”。
不应留恋宗派主义
在新疆，文化科学界宗派主义非常严重。有些事业性的工作，很可以让有一定工作经验的适当的党外知识分子担任，让他们能贡献出自己的知识，发挥积极作用。可是，我感到一些领导者很少这样做，前几天，新疆日报刊登魏登晋同志的发言中，指出新疆学院领导有“先提拔后培养”的严重宗派主义作风，我觉得这种作风在很多文教部门都存在着，我校自然不例外。这些人，轻轻年纪，滔滔教条，紧紧把持，高高指挥，一知半解的乱发命令，是大不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要知道有多少知识分子，是何等忠心耿耿想为社会主义效忠，想借此以赎前愆；但由于党与非党的隔阂，使他们徒有尽瘁之心，终无用武之地，终究还是不能发挥他们的潜力。知识分子是敏感的，试想其苦闷为何如？我恳求文教部门各级领导，忠实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再留恋宗派主义，真正来一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建立正常关系
党与非党同志之间，要建立正常关系，各级领导对于知识分子，应遵照周总理报告，常找他们谈谈思想、业务等问题，并给以具体帮助，使其不断提高，不要过于低估知识分子，不要光从生活上照顾，必须注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尤其重要的，要使知识分子有做好工作与研究学问的足够时间和工具。如果随时随地把知识分子当一家人看待，那旧知识分子就会感到心满意足，急欲夙夜从公，感奋图报了。
对中学教师的政治地位、思想教育和业务的提高，重视不够。
1、解放几年来党虽不断采取措施提高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但仍未把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解放以后中央召开了各种各样的代表会议，但全国性的教师代表会议还没有召开过(闻今年将召开)。地方上也未开过这样的会议。因而目前社会上对教师的看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对小学教师。有些党的领导人员和政府领导把教师只看作一般干部，甚至造表时放到工友一起。某县领导干部甚至在一次会上这样提出：“你们(教师)好好干，将来提拔你们当干部。”
2、解放几年来中学教师在党的教育与培养下思想觉悟大大的提高了，绝大部分教师都安心于自己的岗位，积极热情的工作。同时有许多人积极靠拢组织，要求入党。但一些领导干部对教师的估计不够，仍然停留在解放初期的看法上，片面的强调了教师的消极的一面，而忽略了积极的部分，没有看到解放已经7年多了，在教师队伍中涌现了大批的先进工作者。对教学改革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有一些却一提到教师，就想到小资产阶级出身、资产阶级思想、历史复杂等等，这些大大地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
3、在学校教师中发展党组织的问题。解放7年来我校只发展了五、六名党员，而且还是近一年多的事。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少呢?主要是由于党组织的“关门主义”。认为教师思想落后、历史复杂，甚而只抓住教师历史上、思想上某些个别问题，不能全面的用发展的观点衡量一个人。从印象出发、盖棺论定，因而把一些够条件的人关在门外。这样就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使某些教师产生了消极情绪。
4、提高业务，人人都愿意学习，特别是教师的学习就更为重要，因为教师教给学生的知识必须是先进的，但是教师苦于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学习。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有到口里深造提高的机会。有的甚至年年去学习。但学校教师学习机会就很少，每年只有几名领导干部到教育行政学院深造，但教师们根本没有机会学习，内地都办了教师学院，函授学院，但边疆的教师只有卖老本，教师老本都快卖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领导关于知识分子使用问题，是我们学校的矛盾。像我们学校，有些同志就是所学非所用，没有发挥潜力，像有的同志对历史或自然科学有专门研究，可是在我们学校用不上。后来，他们要求调动工作，本校领导上也答应了，可是到现在却没下文。据说这是因为增产节约运动开展后，他要去的那个单位怕增加开销不肯要。我认为自治区党委应认真帮助解决这样问题，不要让能担一百斤的人，只担五十斤。
据我了解，现在各中等学校都有维吾尔语课。同时，我还听说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学要增加外文课。这样，在教学时间和效果上都会发生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我建议让学生自己选修一种。学维吾尔语文或外文自己选择。目前高中硬性规定专学一种外国语——俄文。可是，许多学生反映要学英文。因此，我以为外国语应让学生选修一种。
另外，根据一般经验学外语都应当在专修一种外语之外，再学会一、两种外语。例如俄语系，以俄语为主，同时应再学第二外国语。世界各先进国家，都是这样作的。我们不能只学一门。因此，我建议领导要有远见，在新疆语文学院不应只学一种外语。
比起普通中学来，我们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学校，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矛盾。
速中是培养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在职干部使之能升入大学为主的，学员入学要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才算具备了入学的条件。但在执行过程中，我们曾遇到了很多料想不到的困难。如，某个首长的爱人本来不具备入学条件，但是她却持着上级的介绍信，硬要在我们的初中班学习。有时课程已经进行了一学期或一年了，上级却介绍来一个连入学水平也不够的学员，让其插班学习。有一次，上级介绍来一个家庭妇女，是老干部的爱人，我们要测验，发现她连自己名字还写不出来，让文盲来上中学的课，这自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一位上级首长却指示我们，要我们“照顾照顾”，结果也只好“照顾”进来。
类似的现象屡次发生，我们的教务部门深感头疼。你说收吧，这就违犯了制度，而且教师学生们也都反对；你说不收吧，这是上级介绍来的，有某首长亲笔写的介绍信。遇到这号事，我们的教务部门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我们受了气还不要紧，教学上却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有人在背后说：学校变成私人问题的退水渠了。
党员学生宗派主义思想严重
我校的学员大部分是参加革命时间较久的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在教员面前也摆老资格，放不下官架子，不能虚心地当个小学生。这些人根本不懂得尊师，跟教员在课堂顶咀的现象屡次发生，动不动就指责教员。有一次一个班的党支书公开说上了课我承认他是教师，下了课谁承认他是教师呢?有的在会上说教师架子大我的架子比他还大。在他们认为，教员多是吃革命饭不几天的知识分子，生活上应当享受和他们绝对平等的待遇。因而反对教员在打了熄灯钟以后开灯工作或学习，反对教员吃饭时坐凳子。
付校长不务正业，威风十足
付校长(共产党员)感到工作难进行，情绪就低落了下来，扬言不愿意当校长，要求调动工作。于是也就不大过问学校的工作，当有些教师和学员找上门来和他谈问题时，他有时一生气就大发雷霆赶了出去。同时，他心情不好时就酗酒甚至打老婆，在学校里影响很不好。校领导上对学员生活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及时处理，结果把小事也给闹大了，看见事情闹大了就检讨，但是，检对过后问题却还照旧摆着。有的学员在背后说：学校光诚恳检讨，坚决不改。也有的教师说：我们的付校长是靠党员的牌子吃饭呢。
解放那年，我才从学校毕业。参军来新疆后，不久就转业至一女中工作。虽然我是学西方语言与文学的，教语文还隔着一层，但因个人一向喜欢中国文学，所以还能胜任。几年来，无论在教学与班主任工作上，我自觉还付出了一定的劳动力。但我的思想情况却一年不如一年，这与本校所存在的问题不无关系。
民主在哪里?
首先我觉得原校长于英同志不讲民主。比如有一次，一位教师的母校——河南师范学院校刊来信要他写一篇通讯，谈谈他到边疆后工作的感受。这位教师约我一块帮助他写提纲。当时被隔壁住的另一位教师知道后，把这件事给校长汇报了，校长就批评我们无组织无纪律，写稿子不通过学校，我不明白：难道给母校校刊写通讯也要经过校长批审吗?这算什么通讯自由?
其次是校长对教师人格尊敬不够。
1951年，校长指定我给全校做“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报告”，报告稿子是经过校长审查的，关于原天弹的威力问题也是从杂志上找到的材料，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报告完了之后，校长竟说我的报告太强调了原子弹的威力，思想反动。
我们校长虽参加革命多年，但在教育方面还是个门外汉。她对业务不积极钻研，对高中部教学尤其不多过问。她的工作重点是掌握语文组。平时既不参加备课，也不参加教研组活动。要搞公开教学了，她事先也不看教材。讨论课时计划时，别人在发言，她却在那儿看起教材来。她在听课时有时打瞌睡。对于上级关于“校长面向教学”指示，很少重视。
组内发生了问题，她不从解决问题入手，往往把学术问题与思想问题混为一谈。粗暴地扣以“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了事。如1955年，在总结高中一年级新生入学考试问题上，我和教导主任发了“运用古典词汇”问题的银座，又有一次发生了“总结每课教学材料”的争论。校长不深入了解情况，不管问题的实质，不让组内同志争论，就在教研组长联席会上公开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这怎么能教人心服呢?
这里没有德才标准
至今本校在培养和提拔干部政策方面也与党的干部政策有违背。对毛主席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校长在理解上也有错误。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认为：“在一女中教书无才便是德”。因为有个别同志教学非常之差，却被提拔为教研组长了。还有些领导上认为是积极分子，可是群众关系既不好，业务水平又差；而那些所谓的落后分子呢?有的倒反而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教学质量也好。到底“德才”的标准是什么?很难理解。
给党团员提意见就是反党行为
在本校还有这样一条奇怪的逻辑：谁要是给个别党团员提意见太多，谁就是打击了党团员；打击了党团员就是打击了党，打击了党就是打击了革命，打击了革命当然就是反革命了。
现在我就是在这条逻辑下一撅而不振的一件牺牲品。我常常怀疑：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以后，痛哭了一夜。但是我们学校为什么总是对政策打折扣呢?
于英离校已有两年了，但她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至今犹存，未见减色。今天，是动手拆掉这座“高墙”的时候了。愿领导与群众双方一起动手才好。
昨天晚上学校交给我任务，让我代表一女中教师讲点意见，我感到责任重大，应该鸣，但我不能歌功颂德。因为时间紧，临时凑的意见，难免零碎些。
一、我们学校的作业计划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计划是学习关内的经验，在东北，人家教师、学生水平高，在教学上质量好些，可以得得通。但我们条件差就行不通。比如数学作业规定只能占一个课时的二分之一(25分钟)，教员根据学生水平布置有时加多一倍(50分钟)，而学生要两三个钟头才能完成。教师给学校提意见要实行这种计划，要解决主要矛盾，学校说我们对好制度不拥护，不采纳大家的意见，仍然宣布照办。因而造成各教师与数理组的矛盾，学生与教师的矛盾。
二、我们学校的党组织是偷偷摸摸的。只在去年7月1日党组织公开座谈了一下，至今将近一年，组织与群众未见过面。教师都爱护党，但学校党组织吸收的尽是唯唯诺诺的人，群众把他们称作温室的花朵。而非党教师工作再好也不被吸收。我们建议党组织设专职人员了解教师们的政治要求。
三、我们学校的党团员以领导者自居，认为自己是改造人来的。领导者有偏听偏信的毛病，群众提意见领导不听，心腹之人对自己则报喜不报忧，对别人则报忧不报喜，于校长偏偏相信。这次团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大多数教师都不知道。群众认为我们学校的党员作风不够谦虚，甚至有的同志认为有些来我校开支部会的党员，那种傲慢样子，不下于国民党的党棍。
四、教师兼职多，难以提高教学质量。我过去不被重视，现在重视了，重视的结果什么都交给我作(其实我并不高兴这样)。我们学校像我这样兼职多的教员大有人在，如有的教员每礼拜要写11个教案。领导要求提高教学质量，但不管新老教师，以及他们的水平高低，都一律看待。另外，还有没学文学的教文学，没学数理的教数理，这样谈提高教学质量，那就更成问题。文教局派人去学校听课，听了就走了，从不发表意见，对及时提高质量成问题。我们的意见还是随听随讲的好。
下面我再谈些个人的感受。
目前一女中校长于英和语文教研组长胡宝霞调走以后，大家都说是搬走了两块大石。说这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的校长于英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却是自由主义。如我兼搞托儿所工作时，因我不懂会计，账目有些问题，她诬我贪污了一袋面粉，后来查清没有此事，她又说我有剥削思想，理由一我是地主家庭出身；二因为我曾托人从外县带过鸡蛋等。1955年，我班学生在班的墙报上表扬了历史教员郑志老师，教学总结时，于校长不同意，说我领导的班是资产阶级的温床。这是对群众蛮横，对人毫无帮助，只有增加负担，给工作带来莫大损失。她们对团员又如何呢？比如许九如原来是团员，当时有意见也不提，但等他超龄退团后，郭耀邦就说有些团员变坏了，是受了许的影响和沾染。
再看看于校长本人。她和她爱人都是地方干部，但孩子却送去军区子女学校读书，这是党员同志的特殊享受，其他人如负担重的就享受不到。试问于校长有什么资格享受这种待遇呢?于英校长是1955年调去学习一年的，但到1956年10月份，她的薪金还由学校开支。同志们都纷纷议论，表示不满。于校长在校期间，对教学的中心工作根本不领导，自己也不学习，但对厕所、草料、水缸、房子，倒管得很好，对同志有微小不如她意的事，就不顾在什么场所，大声大气的斥责。
最后，我建议把于英的材料寄给她现在的工作单位，在整风中作为参考。
我在女中已有八年，一直是在“熔炉”里生活。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炉。熔炉的火力，是渐渐加大的。先是检讨，而后是批评批判，再在大会批判。可是我不知道我们领导到底想把我锻炼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对我的情况好了一些，像最近给我一间大一点的房子，非叫我搬来不可。口口声声说是对我的照顾。这样，我当然非常感激。不过是，现在给我安上钢丝床，铺上鸭绒褥子，叫我躺上，可是我浑身的创疤痛，躺在上面也感觉不出来它的舒服。
分类是科学上的名词，把相同属性的东西归在一起。我们学校也把教师根据进步和落后的属性，分成两类。进步的包括党团员、基层干部和逢迎进谗、歌功颂德的；落后的包括历史上有问题和爱提意见的。我是属于落后一类的。因为我历史上虽然没有问题，可是爱提意见；尤其我丈夫“劳改”过，“劳改”犯的女人当然要列入落后之类。
领导上对待这两类同志的态度和方式不同：对所谓进步的是既信任又尊敬；对所谓落后的是既歧视又打击。
不能随便提意见
教师们在我们学校过去是不能随便提意见的。在1954年秋季，陈景甫来我校工作。在他上课的第二天早上对我说：“我今天是第二天上课组长就来听我的课，我很害怕，腿都打颤。”我说：“既然这样，就请组长过几天听课也可以。”这句话被一位团员同志听见了，马上反映给于英校长(现已调走)。校长就叫了了我去，用茶壶的姿势，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说：“你为什么破坏团结。”我要解释，她说：“不必解释，你要立刻改变作风，以后不许这样。”使我感到作教师难，连话都不能说。
提意见就扣帽子
过去，在我们学校里，有的团员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缺点和错误，领导上也不让别人提，更不用说批评了。如有一次，于英叫两位同志去了解一位班主任的工作，她们回来反映了学生的意见，于校长当时就不高兴地说：“她是团员，你们故意打击团员。”就在那年夏天，团支部集中学习，有些团员在团会上痛哭流涕的给那位班主任提了意见。但于校长却说，那是落后团员提的意见，不足为凭。有一位教师又去和校长谈，校长仍是说：“你这是打击团员。”语文教研究组的同志指出那位团员教师在教学上的错误，于校长说：“那是水平问题，你们看不见她勤勤恳恳地在努力工作吗？你们为什么打击团员?”
这不是帮助同志进步在我们学校里，过去的校长对教师的人格也根本不尊重。1954年，和我住对面屋的一个团员同志，向校长反映：半夜里有个男人进了我的屋子。于校长对这件事也不调查了解，就轻信了这位团员的谗言，找我谈了两次话，并逼着追问我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但遗憾的是我在女中几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所以我无法回答，只能说：不知道。可是于校长在事后也未认真调查，却仍是背地里到处为我宣扬，故意破坏我的名誉。谁能说这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
给领导上写信也没有自由
我丈夫卢亚夫是在“三反”中被“劳改”的。我认为政府对他的处理是不恰当的。在1955年4月，我给自治区党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领导合理地安排他的工作。我给王书记的信稿夹在一本杂志里。后来，这个信稿被一位同志发现了，她告诉给胡宝霞同志，胡就从我这把信稿要了去，交给钱教导主任，他又交给了于校长。这封信就一直没还给我。(后来钱主任给我道了歉，说是遗失了。)但这件事给我精神上的刺激和压力太大了，我感觉到在女中还有什么自由？
为什么会有消极情绪
在过去，有些教师，如李国元、马桂珍、王舒林等不愿受窝囊气，请求上级领导调换了职务走了。他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表现的很积极，都有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我们学校也还有很多同志不安心工作，都想请假。原因就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在用着你的时候，称赞你进步；用完了之后，这朵进步昙花一现之后，还是“落后”。在工作上任你如何努力争取，也是枉然。
目前，在我校教师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就是消极情绪，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认为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三大主义代替了集体领导
我校领导从主观上把同志们分成进步或落后，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的校长从来不和教师接近，从来不听课。从解放到现在共十六个学期，我校前后两任校长，除了观摩教学，没有听过我一节课。这岂不是新闻吗?校长在教学上和工作上从不亲自掌握，只依靠那些她认为的进步分子汇报，把他们当自己的得力助手，这就形成了官僚主义。再由依靠他们而纵容他们；他们也依赖领导上庇护和支持，而大胆妄为，而形成了宗派主义。几年来，就因为这“三大主义”代替了集体领导，结果使得教师们离心离德，酿成了不团结的分裂现象。
新教师也有苦闷
本学期，我们学校从小学和内地调来了几位新教师。他们刚一到学校时，热情非常高。特别是从小学提拔来的老师，他们认为到中学工作是很大的光荣，他们甚至连眼睛都在笑。他们希望把工作搞好，但是在新的工作面前，由于没有经验，困难是很多的，他们希望领导上的帮助，但相反的他们得到了领导上的批评。在上学期中的时候，教导主任作了一次教学总结，内容大都是对老教师的表扬、对新教师的批评。从那以后，几位新老师的积极态度，就冷下来了。直到今天还沉默寡言。学校领导虽然表扬了老教师，可是老教师现在也不活泼。我们每人都是自己想自己的事。就是领导本身的热情也不高。校长是每天垂头丧气，从不与人交谈。教导主任常发脾气；总务主任公开发牢骚；甚至工友同志有的也有情绪。
教工同志情绪不好，可以说是三大主义所造成的。那么几位领导同志是高高在上的，为什么也表现的这样?这就必须要求上级领导自己检查一下了。
根据各校同志的发言，说明了三大主义的领导作风是相当严重的。它妨碍着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希望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细致认真的整一整。我认为一般的老党员，是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为革命事业有了功劳，他们有个什么主义吧，还情有可原。可是在整风运动中，也要认真的整一下。可是有些新党员才入党三天半，对革命有了多大的功劳和贡献?有什么本钱而这样作威作福?骄傲自满?而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建议对这样新党员，更应当认真的整，好好进行教育，把旧社会争权夺利的坏作风整掉，使他们能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同志们树立榜样。
来源：《新疆日报》195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