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天津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以后，时过一个半月，但是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同志们仍然处在令人焦虑的僵局中。
十五、十六两日，记者访问了天津市部分作家，他们对当前天津文学界“鸣”“放”空气沉寂的状况，提了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
作家们着重提出了天津作协分会部分作家有着严重教条主义的倾向。蓝澄说，当讨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时候，从作协领导到大多数的作家都是拥护的，他们对提反对意见的人的态度，不够和风细雨，等到知道陈其通等人的文章错了的时候，有些人好像没有这回事似的，躲躲闪闪。鲍昌说，天津的文艺界并不像笑予同志说的(指天津日报上“期待着天津的作家们‘鸣’和‘放’”一文)那么风平浪静。远的不提，从今年一月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我们就围绕着这篇文章展开了讨论。当时，在座谈会上，大多数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拥护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言表示反对的只有两位同志。这个问题在今年三月底召开的天津市宣传工作会议上，曾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险些发展到争吵的地步。到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继续谈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天津作协也召开过五、六次座谈会，四月二十七日又召开过扩大理事会，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作家的创作工作，都因之而“搁浅”了，所以不能说大家“兴趣不高”，只有在作协的人才洞悉详情。
接着鲍昌又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天津的报刊上，毕竟还很少看到作家们“争鸣”的反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从宣传工作会议以后，绝大多数在过去拥护陈其通文章的同志，现在都转变了看法。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和缺点，有的且在座谈会上作了检查。有人虽然承认自己过去的看法有问题，但声言“不作检讨”，甚至还讽刺别人说：“我没有你们聪明，不急于现在做检讨。”还有个别领导同志仍坚持自己并无错误。这很使人没法提意见，使得天津市的文艺界处在障碍横生的面前，因而“鸣”得不响，“放”得不多。
张学新认为阻碍天津文艺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主要阻力是教条主义，他检查了自己产生教条主义的一些思想根源，因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出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就大惊小怪起来。由于对文艺界情况估计不实际，批评起来态度就难免简单、粗暴。批驳巴人的“论人情”的态度是：抓住小辫子、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缺乏实事求是、虚心探讨、细致分析、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样的批评不仅不能开展批评，而且闭塞了自由讨论的道路。
值得人们重视的另一问题是，天津作协的作家与作家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自从讨论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引起争论之后，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
张学新认为天津作协固然不是衙门，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冷淡。蓝澄说，天津作协缺乏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作家之间有隔阂，不能畅所欲言，文学观点的距离，不能通过探讨来解决。创作是独立劳动的东西，但作家如果是独立王国，闭关自守，对创作就不利，作家之间需要接触，才能刺激创作。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带着难于理解的口吻说：“天津作家一致拥护陈其通的文章当然有它相通之处，但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本报内部消息’、‘桥梁工地’；以及对何迟的一些作品，为什么都有不同意的态度，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令作家焦虑不安的另一问题是，如何改变作协机关化的作风和行政领导的方法，把创作活动重视起来。作家们的指责是：“作协没有创作，那是应该被否定的。”张学新希望作协能真正变成社会团体，加强自由讨论的空气，使人有研究的机会，创作的机会。
张学新对创作是有热情的，但做的却是作协秘书长的行政事务工作，他感触很多，他着重提出目前天津作协同“新港”编辑部存在的几个基本矛盾：
一是行政工作与写作的矛盾，作家希望写东西，行政工作谁也不愿意做，几个主席不管事。做行政工作的不安心，写东西又写不成。做编辑工作的，他考虑的是刊物的方针等等，与写作有矛盾。
二是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矛盾，编辑部退稿常常引起作者的不满，有的指责编辑部压制“鸣”，压制“放”，编辑毕竟怎么办？来稿照登是不可能的，编辑看稿必须有自己的见解。这问题现在弄得很紧张，如天津师范学院有个学生在“新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听课杂记”的小品文，讽刺了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天津师范学院一部分教员的不满，竟发动学生向“新港”编辑部写抗议书，写小品文的学生还受到学校方面的非难。我认为社会上这股逆流，是“鸣”“放”的阻力。
四是社会的需要同作家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按理说，天津作家应该反映天津人民的生活，可是作家必须写他自己熟悉的生活，有的熟悉农村题材，有的熟悉历史题材，这问题怎么统一？此外，作家之间的待遇也不平等，有的人拿薪金，拿出差费，作品发表了还拿稿费；有的人什么待遇也没有。
总之，作协的工作到底怎么做，大家心中无数。
特别引作家兴奋的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内部矛盾的提出，给作家选择题材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张学新说，过去有许多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一接触矛盾，总是敌我矛盾，对人民之间的矛盾不敢正视，毛主席的讲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王汶说，当我第一次学习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首先觉得毛主席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反之，有些有宗派主义情绪的人，给我的印象是胸襟窄小，自私自利。而许多自以为是，自信心过强的人比较容易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再发展下去，就成为官僚主义。一个死心眼的人比较容易犯教条主义。如果不把性情改一改，一件事检讨完了，过些日子，在另一件事上还容易犯。
关于毒草与香花的问题，王汶说，野草也可以肥田，还可以改良土壤的结构，为作物的耕种创造好条件。而一般人所谓毒草的植物里面，有许多是药草。罂粟花种在公园里很好看，抽大烟是死路一条，可是少量的鸦片是药。麻雀被当做四害之一，可是最近有几位中国科学家说麻雀不一定绝对是害鸟，要看地区而定，大连的一位苏联专家也说：在城里或果木园区，可以靠麻雀来消灭害虫。另一方面，有几种香花，人闻多了会中毒。因此，我看对香花与毒草，不可匆忙地、主观片面地去区分。我很同情编辑同志们，现在编辑同志的确很难办，不叫“百花齐放”，一方面自己心里不安，一方面会受人指责，可是登了特别一些的稿子，又要提防读者的非难。我想好在少数读者并不能代表群众。
作家们对整风都抱着莫大的希望。韩文佑说，这次整风是个了不起的大运动，既能发动一切的积极力量，又能将过去几次运动中所产生的消极因素铲除掉。但，一般人都有这样的毛病，运动来了，全力投入，运动过后，就逐渐疲沓下来，旧“病”又复发了。整风，打个比喻，好比炖肉，忽然一阵猛火，把它煮得半熟，过后还应该用微火把它焖熟。所以经常勇于自我批评很重要，因为在大运动中，全部“洗清”是不可能的。运动势必要接触到文学部门的编辑工作，希望编辑部切实检查编辑工作中的具体事件。例如某个稿子之登之退之删，有没有犯过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在“新港”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题目是“听课杂记”，内容是写古典文学教学上的缺点，断章取义，夸大事实，对先生采取了绝不应有的轻浮口吻。本科三年级的同学读到这篇东西，很气愤，给“新港”编辑部写信，申述事实，中间也指责了编辑不学无术。“新港”编辑部对这件事的复信一直拖了很长时间，说不能发表的原因是，刊物上没书信一栏，实际是编辑骨子里火了。后来方纪在一次会上说这件事是编辑的疏忽，这并不能消除这篇文章的不良影响。当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鸣放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刊物有它自己的方针、目的，编辑有选择稿子的权利同义务，但是值得一放一鸣的东西，绝不能埋没。此外，编辑选稿必须拿得稳，古今中外没有样样精通的编辑，编辑处理稿子必须吸收集体的智慧，遇到拿不稳的稿子，可以拿去同有关方面研究，这样，不至于出偏差。文艺报刊的编辑同作者之间，最好能建立些彼此通气的小型座谈会或联欢会等等。人总是重感情的，有公的关系，也应该有私的关系。彼此能融成一片，遇到什么事，多谈谈，好处不少，如文学上某个问题发生争论了，同时读者又有共同的兴趣，就可以发起笔谈，这是联系读者的方式之一。但像“天津日报”的“学术”专刊上发起的孔子思想问题的讨论，它的现实意义就值得考虑了，感兴趣的读者恐怕也不多。
王汶说，我有一件担心的事：一、过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运动，多是一阵风就刮过去了。有些人等到刮下次风的时候，早把上一次的“风”忘得干干净净了。但整风运动的意义太重大了，关系着我国的前途。希望整风绝不是“一阵风”。二、过去，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对头，但是，不会头头是道地按照马列主义提出问题，更不会有适当的解决方法，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出来，或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拼命干一通，往往别人根本还搞不明白我的本意，我想这就是因为我的政治理论水平太低的原故。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诚心诚意要与共产党合作，把祖国搞好，必须要研究马列主义。就是学会共产党的语言。
我是专业翻译工作者，所以认为自己应该订出研究课题和三五年的长期翻译工作计划。但是现在往往自己想译的书译不成，又不愿意有什么译什么。在选题方面非常被动和无计划。渴望将来翻译界能有个领导，能有个真正起作用的组织。
鲍昌希望天津的文艺工作者，团结在党的正确的方针下，大胆地参加到这个运动中去。蓝澄希望通过整风能解决天津作家的创作环境，他认为这样的风雨是有助于创作的繁荣、鲜花的开放的。
现在，作家们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市里的领导同志对作家重视不够，支持不够。张学新说：宣传工作会议后，时间已过一个多月了，领导上对我们作协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加以过问。市里的有些领导有时间同中学生一起联欢、座谈，对我们却强调没有时间。领导上没有同一般作家谈心，那是因为这些作家成绩小，不关心还可以，但是对天津著名作家如孙犁、王林的创作，关心的也不够。王林这几年有些苦恼的表现，到底是什么问题，市里的领导同志也很少找他谈谈。作家写不出东西是自己的事，如果是长期的，那就跟领导有关了。事实证明，东北和中南的作家所以出现得多，是和当地领导的具体帮助有关的。我们这里不仅很少帮助，连我们写的东西也很少看。
鲍昌说，现在文艺界的关键问题是：领导上不闻不间。首先，我感到作协的领导上对作家的“鸣”和“放”支持不够。天津作协共有五位主席，从宣传工作会议之后，除了方纪、李何林两位同志，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作协扩大理事会上和大家见见面而外，其他的几次作协召开的座谈会，都没有参加。许多事情推给秘书长们去搞，但秘书长的权力有限，终究是不能推动整个作协工作的。这些情况也曾向市里的领导上反映过，而且反映过不止一次。但是，我们感到领导上是不够重视的。从宣传工作会议后，连一位宣传部长也没有和大家见见面，更谈不到给大家支持，给大家鼓励，因此，使某些作家产生了一定的顾虑，我亲自听到一个作家说：“我摸不清天津市的领导究竟是怎么回事?”自然，在讨论中就不怎么活跃了。总之，目前的情况是：天津市的广大读者对于作家们的创作和工作，是有不少意见和期待的；而天津市的党内外作家，对于作协领导上和市里领导上，也有一定的意见，彼此间的意见和矛盾，如何能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得到正确的解决，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既需要作家们主观努力，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