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教授最近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要三年不鸣。我们知道他向来是一个不吝於说话的人，为什么忽然要三年不鸣了呢?所以我们在昨天下午去访问他的时候，第一句就问他是不是想“一鸣惊人”?他说；“我没有说三年不鸣呀!”他想了一会又说：“我是说三年以后再看。”
看什么呢?他说这是指关於高等学校培养目标问题的最近一次讨论而言。他说通过那次讨论，再讨论也没有什么意思，只好等三年以后再看情况了。为什么没有意思?他说；那次讨论已经离开了讨论的中心问题，别人说他否定教学改革，反对学习苏联，讨论变成了扣帽子，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他认为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学校领导怕在群众中造成混乱，怕教学脱离实际，於是采取了把反对意见一下子压下去的办法。他说他的意见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假若当时深入地讨论下去，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讨论的。
他说，在学术上可以“争鸣”一生，而行政工作就不能长期地争论，因为事情总是要办下去，不能停顿。记者问他，在行政工作上有了不同意见，应当怎么办呢?钱伟长说，在学校里不妨求同存异。记者问他；要是存异，是不是在一个学校里，不同的系可以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呢?他说：“那也未尝不可以，因为教育永远是一个赏试。条条道路通罗马，几年以后就可以看出那条路远，那条路近了。”
钱伟长在谈话中举了一个例子说，导师培养学生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一切都为学生准备好了，甚至替他作了论文；第二种是不闻不问；第三种是把研究方法告诉他，让他自己提出学习计划，教授从一旁指导。例如青年人提出的题目往往是很大的，那就告诉他这个题目可以研究一辈子，不如先研究其中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小题目。他说，在研究过程中，总会犯错误的，只要不让他跌大跤，犯小错误教授也不过分责难他。这样，这个学生就会充满了信心，感激导师；导师也会从学生那里得到新的意见，彼此变成很好的朋友。他举例以后说，党和知识分子正如导师和学生一样，他们的关系不能是第二种的不闻不问，也不能是第一种的保姆式的帮助。但是现在，党把知识分子的进步缩小了，缺点夸大了，唯恐他犯错误，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这是一番好心，但结果却造成知识分子只好站在那里不动了。他说，对知识分子不信任，就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换句话说，这就是宗派主义，也是当前学校中最主要的问题。
在谈起学校里还存在别的什么问题的时候，钱伟长说：“有时候全面为片面服务，有时候是片面推动了全面。”我很惊奇地问他：“片面可以推动全面，这还可以理解；可是全面又怎样为片面服务呢?”他反问我说：“在党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的座谈会上，报上登的蒋南翔校长的发言里有一句话你们注意了没有？”他接着说：“有一句话我可注意了。蒋校长说，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钱伟长认为蒋南翔的这句话表面上看很全面，而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服务的。他说，能否全面发挥老教授的力量，这是办好高等学校的中心问题，也是我们学校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突出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可是蒋校长却在这句话的后面加了一条小尾巴，把老教授和青年教师等量齐观，这样就冲淡了当前不尊重老教授问题的严重性，模糊了人们的看法。实际上，这也反映蒋校长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钱伟长认为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首先就要给教授以权力。他举了例子说，助教是教授的学术的继承者，可是教授对选择助教却无权过问，教学业务本应是教授有最后决定权，可是现在却是教研组内一律平等，甚至是教授服从党员助教的领导。他说，在苏联，教授是受到学校和人们的莫大的尊敬的，而在我国高等学校里还没有形成尊敬教授的风气。他认为，在高等学校里，党的工作要继续加强是不容怀疑的，党委负责制也不要取消，但是一定要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使教授有职有权。保证他们有权领导教学工作，有权决定助教的去留，有权决定助教、讲师的升级等等。党主要是加强对教授的思想领导，而不应干涉和代替老教授的教学工作。
钱伟长对清华大学的教授们现在还“鸣”“放”得不够带劲的事也发表了意见。他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大开大放，小开小放，不开不放”。清华的教授“鸣”“放”得不够带劲可能与此有关。过去清华党委抓得太紧，教授们大概一时还放不开。
他又问记者，在前晚的座谈会上，党员教授是否都“鸣”起来了。我们说党员教授“鸣”者不多。他感概地说，党员教授没有先“鸣”也是个问题。群众的杠杆是很灵敏的，党员不说话，非党员不知什么意思，因此就不敢畅“鸣”。他认为，整风主要是党内来进行的，党吸取外部力量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整风，如果党员不敢先“鸣”就不对了。
在我们同钱伟长辞别的时候，他笑着说：“我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无非是一家之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