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5月18日下午，市政协召开了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座谈会。座谈会由市政协常务委员廖奉灵主持，分两个小组进行。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教师们作了热烈的发言。
许多教师在发言中说，教学方针、计划经常变动，变动后又不经过大家充分研究，就要教师们去贯彻，因而影响了教学质量。市第二师范学校劳镕泉说：师范学校大大小小的变动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超过了三次。比如师范学校的发展方针问题摇摆不定，1952年打算办速师，当时教育局邹平同志用电话通知我们马上办，后来一收缩，结果毕业生派不出工作，有的留校再读，有的做了其他工作。广州教师进修学院王祥珩说：教育方针的改变没有通过大家研究讨论，就主观地确定了，如中学考试制度的改变、班级簿的建立，尤其是期终对学生的评语来回变动好几次，弄得教师思想很不明确，无所适从。
广州教师进修学院王祥珩接着指出教育局很少有入深入下层，今年到我们学校来了个视察小组，只向教师们征求对学校的意见，很少了解教师的工作情况、困难，最后做了个四平八稳的总结报告，一点也没有接触实际，因此，引起教师们很大的反感。“教育通讯”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对女一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恭维备至，但是我们学校许多老师认为不切合实际。广州第一师范学校李树说：教育局把师范学校当做普通中学看待，让我们和普通中学教师一起听政治、业务报告，要知道中等师范学校的任务，与普通中学是不尽相同的，教育局只做到一般地领导，没有做到具体地领导。广州二师劳镕泉补充说：教育局对师范学校不重视，业务方面的指示、统计等工作和普通中学一样。比如最近送来的一份表报，要填写应届毕业生升学、就业、自学的人数。这个问题，在本校是不存在的，弄得我们啼笑皆非。
第一石油工业学校林瑞铭说：教育局对教师是不够尊重的。1954年调我到石油学校，教育局人事科首先就对我说，学校设备如何好，教工们有新房子住。我说，抗战时期三家人住一间房子的生活我都过过。他见我不以为然，又说：去石油学校是当教研组长、我说，十几年校长我都当过了；好像我教学只是为了名利，因此增加了我的抵触思想，使我不愿去石油学校了。他见名利对我都不起作用，就加压力，说我的调动已经确定了。我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女一中陈永汉对教师的政治学习问题提出了小少的意见，他说：政治学习对教学有直接帮助，但是系统地政治理论学习，经常地被中止了。对于学习方法、制度也提出了意见，他说：政治学习强调集体学习；报告很多，但一般讲课的水平都不高，还不如自己看文件。建议以后改用函授的办法进行理论学习，不强调集中学习。大家还提出了教育局对业务学习不重视。四中曹北槐首先提出教研会成立以后，活动时间没有保证，音乐课的公开教学一直没有搞起来。教师的生活，教育局也是不关心的。第二十一中学蒋克新说：教育局从来不关心教师的健康，我校患肺病的老师逐年增加。
八中余任夫说：八中有些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只亲近团员教师、青年教师，疏远老教师，只亲近惯说好话的教师，疏远不随便说好话的教师，形成了党与多数教师的隔阂，多数教师有作客思想，常常疑虑，不安。我校过去曾有过党员派人监视部分教师的事实，使得大家不敢往来，要拆去这堵党群间的墙，党员应先动手，因为墙是他们筑起来的。八中陈培泽补充说：八中的党、团之间互相包庇。前任八中校长想当模范，又一预备党员也要当模范，他们互相把缺点一笔勾销了。在会议上，向党员提意见的人，被扣上反党反人民的帽子。广州教师进修学院张兆驷接着说：有的党员把个人与党相等来看，向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就说你反党反人民。我也曾受过这种气。在文教干部训练班时，我是有收获的，这点要感谢党。在学习中，领导说小组长是代表党与政府做事的，你们反对小组长就是反党反人民，但训练班结束时，又提出要我们向小组长开炮，弄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党员自己破坏了党的威信。
八中余任夫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中学教育界方面一直是一片沉寂。是不是没有可“放”可“鸣”的东西呢Y我看不是。主要原因是：教师们想鸣，苦于挤不出时间；没有“鸣”和“放”的环境气氛。春风不到，放不得，“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鸣不得。第一女子中学陈永汉说：教育工作者鸣得太少，是因为给鸣的方便太少，我参加两次座谈会，大家都抢着鸣，我一直没有机会鸣，到今天才鸣一鸣。我们鸣是应该有一点鸣一点，要为我们辟一块园地，我们是有很多东西鸣的，比如二部制怎样搞得好的问题，就需要鸣。
来源：《广州日报》1957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