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贺麟先生在“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文中指出：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但有互相斗争的一面，而且有互相渗透，即统一的一面。如果承认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这种看法当然是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认为：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具有相对的统一性。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怎样相互斗争，怎样相互渗透（怎样统一）的。冯先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而没有明确的回答；贺麟先生的文章却作出了比较明确和直接的回答。所以我这篇文章，主要地是讨论贺先生的意见的。
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同于政治斗争，更不同于战争，这是不言而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就其本身来说是思想斗争，斗争的方式是说理。贺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没有通过战争杀人的方式”，“哲学战线……远处在后方，远处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对这，是没有相反的意见的。但是，由此应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我想，人们不能够根据这一点而得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的结论。
贺先生指出中外哲学史上若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争论是朋友之间的争论。这是事实。在现代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我们跟在政治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唯心主义者，不也是作朋友吗？但是，这个事实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是否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尖锐呢？作为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否也是“朋友”般的关系呢？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成为朋友的呢？
历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当然有些偶然的因素，如师生、亲戚、世交等；但最基本的却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大体一致，或是在当前最迫切的政治问题上意见大体一致，或是他们暂时还没有根据他们的哲学观点作出直接的政治结论。假设张载竟作出推翻宋朝统治的政治结论，他和二程也就作不成朋友，表叔侄的关系也就不算什么了。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的；但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一个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政治观点相矛盾，也不排斥他还没有根据自己的哲学观点作出政治行动的结论。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是可以作朋友的。但是，哲学毕竟不是超政治的，这样或那样的哲学观点归根到底总是直接或间接支持一定的政治观点的。政治对于哲学斗争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哲学斗争和政治斗争常常联系起来。梁武帝为什么用“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来解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争论？这就是因为，无神论自身——就是还没有作出政治上的结论，对于反动统治者说来也是一种间接的但是极严重的威胁。而哲学斗争一涉及到现实政治问题，就很激烈，甚至很残酷了。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反动统治者残酷地迫害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事实、唯物主义者跟唯心主义者成为政治上敌人的事实；这并不比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更少些。无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作朋友的事实，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敌人的事实，都不能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实质。如果根据后者，就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等同，当然是错误的。同样，用前者来掩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也是极端错误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它们之间的斗争的尖锐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当然不是人的死活）、“我立你倒”，没有妥协的余地。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妥协了，那是意味着一方放弃了自己的思想原则，向对方的思想原则投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都是要从根本上摧垮对方，问题的提出和辩难是作为哲学体系的存在权利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不是“你销微修正一下，我们就完全一致了、可以妥协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争论的问题哪一个不是这样尖锐呢？如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有无客观规律、认识的路线问题等等，不管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谁要是稍微让步，就会是背叛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向对方投降。而这一派唯心主义和那一派唯心主义的斗争就不是这样。在特定条件下他们的斗争可能是很激烈的、甚至是残酷的，如窦太后不能容辕固生，光武对于以“儒家之义”反对图谶的人也要砍头；这是由于政治的关系。而唯心主义这一派和那一派在思想原则上是可以妥协的；妥协了并不意味着谁放弃了自己的根本哲学观点。
贺先生的文章，在字面上没有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是敌对的，其斗争是不尖锐的。但是，按着贺先生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怎样相互渗透的回答，却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贺先生说：“晚出的唯心主义往往也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原则”。这是可能的吗？以下两种情况倒是常有的：一种情况是晚出的唯心主义者受了先行的唯物主义的影响，采取了个别的唯物主义原则。但在他的体系中是自相矛盾、犹如水火，唯心主义自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自是唯物主义，哲学史家把它剖析出来还是红白分明的。再一种情况是，唯心主义者把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加以歪曲，变成唯心主义的东西，如汉代神学家之对于上古的五行说。可是这两种情况都不能叫做唯心主义吸收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两种思想不仅在一部著作里，就是在一个人的头脑里也要“打架”，而不能和平共居、唯物唯心不分的。按贺先生这个观点推论下去，必然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在原则上有相同的东西（这里如果指的某些哲学家或某些哲学著作，当然是可能的；可是贺先生指的是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贺先生正是这样看的。
（二）贺先生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来反对对方与自己相异的部分”，并说这是“哲学史矛盾发展的必然过程”，还举例说：“马克思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来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照这样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相同的部分是辩证法；相异的部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一个口袋里装着辩证法，一个口袋里装着唯心主义，因而我们可以从他左边口袋里拿来辩证法反对他右边口袋里的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的唯心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反对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马克思摧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才救出了辩证法；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彻底地唯物主义改造，才丰富了唯物主义。这个改造不是量变，而是质变。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绝不是一个东西。我们不能指望唯心主义体系中有这样的东西：它天然地和唯物主义完全相同，以致用不着改造，只消把它拿过来就行了。唯心主义又怎样从唯物主义中吸收和它相同的那一部分呢？如果说的不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是说的唯物主义，那末唯物主义中是不能有与唯心主义相同的东西的。某个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唯心主义思想可资唯心主义利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是红白分明，不能有什么相同的东西的。贺先生不同意有与唯心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著作相区别的唯心主义“一般”（贺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然而，唯心主义“一般”却是一个科学的抽象，它的实质在于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概念的。如果说唯物主义中有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中有唯物主义，那它们还有什么严格的界限呢？
（三）贺先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不能认为唯物主义绝对正确，唯心主义绝对错误。”这种说法只能混淆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正确跟错误的界限。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体系不是绝对正确，当然是不对的，然而它的错误处却正在于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穷尽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却是不会为将来的任何情况所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绝对正确的。某些唯心主义的著作可能有某些观点不自觉地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在；但是却不是说唯心主义错误的断语也有相对性。难道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绝对正确吗？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不是绝对错误吗？
（四）贺先生把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假定为“二把手”和“大把手”的关系，于是引出结论说：“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我看这就直截了当地否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马克思和黑格尔是“青”“蓝”关系还是“红”“白”关系？恐怕只能说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就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否定了程朱，也不能说程朱是“蓝”，而王夫之是“青”。唯物主义者曾经作过唯心主义者的学生，而他终于成了唯物主义者，就表示他抛弃了他的老师，背叛了唯心主义原则。当然也不是白白作过唯心主义者的学生的，如果他的老师的哲学有“合理的内核”，是可能加以改造而“吸收”来丰富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他因为“从旧垒中来”，也更能“反戈一击”、打中唯心主义的要害。照贺麟先生的意见，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在原则立场上并不是敌对的，不过“深”一点、“浅”一点罢了。那还有什么界限呢？慢说“师生”之间，就是一个思想家从唯心主义转变成唯物主义者，也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革命，绝不是修补修补就能成功的。新我和旧我，如果用颜色来说，是两种绝然相反的色调；这个转变绝不是“出蓝入青”。贺先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议论，正是和他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并没有严格、分明的界限的观点一脉相通的。
（五）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只是谈论历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关系，而不谈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敌对性；他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唯心主义中也有其‘合理的内核’，所以它能在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中，除矛盾和互相排斥之外，还可以有统一或同一底一面。”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具有统一性，就是因为唯心主义有合理的内核。而冯先生又认为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都有统一性（也不能不这样认为），那末就是一切唯心主义体系都有“合理内核”了。这是错误的。两汉天人感应的神学宇宙观有什么“合理的内核”呢？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有什么“合理的内核”呢？“合理内核”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说的。固然历史上还有些唯心主义体系内包含有辩证法，尽管其“合理内核”较之黑格尔小得多，但究竟是“合理的内核”；除了辩证法以外，某些唯心主义体系中是否还有别的“合理内核”也还可以研究。但是却不可以把它推广于所有唯心主义。列宁在揭露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时写道：“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牲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过分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这些“方面”、“部分”在其“适当”的地位上是合理的片段知识材料；如果这些“部分”、“方面”是某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首先看到的，那末他对于人类的认识也是有贡献的。但是唯心主义所以是唯心主义，乃是在于它是“……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那些“方面”、“部分”已不再是那些“方面”、“部分”。例如相对主义之所以是相对主义，就是因为它是绝对的相对，而不能说其中包含着辩证的相对观点——就是象黑格尔的辩证法那样倒立着的也罢。
认为一切唯心主义都有合理内核，这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统一的根本所在，那就必然夸大了唯物主义从唯心主义那里“吸收”有用的东西这一方面，从而歪曲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
根本敌对的、尖锐斗争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什么是统一的？怎样统一的？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能够是统一的，首先在于它们的对象是一个，即：宇宙，对宇宙的本质作最一般的研究。有人认为唯物主义有特殊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对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个；而在于对同一个对象作出绝对相反的解释。如果对象不同，你说你的东，我说我的西，“风马牛不相及”，那就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斗争性。其次，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的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受着同一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制约以及前代哲学斗争的影响；它们在对同一个对象——宇宙作最一般的研究中，所着重的侧面、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即研究的中心课题，从实质上看也是大体一致的。因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和相互渗透便具体地发生了。
下面谈谈它们是怎样相互渗透，即统一的。
最根本的是它们相互刺激、相互推移，或者用比喻来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高一丈，‘道’高十丈……。”（当然这里是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哲学史）这种情形大致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互相驳难，刺激对方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敌人，又是唯物主义的“老师”。另一种形式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唯物主义否定唯心主义或是唯心主义否定唯物主义，迫使对方采取新的形态，推移到新的阶段。这在中国哲学史上特别复杂，中古时期的哲学就这样不断地反复和推移而向前发展的（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哲学发展的最后动力就在这里）。例如从两汉到南北朝这个时期。两汉的唯心主义形态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在这个宇宙观形成过程中也孕育了和它相反的东西，刺激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完成了一个以批判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无神论的宇宙。它较之先秦的唯物主义学说是一个新的形态、前进了一步。天人感应的神学被王充从理论上摧垮了；而农民战争的风暴则在实践上剥夺了它的存在权力。汉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而到了刘宋则凡是与谶讳有涉的书都要焚烧了。这就是说，理论的斗争和实践的发展迫使唯心主义不得不采取新的形态。到南北朝以佛教姿态出现的、以形谢神不灭为特征的唯心主义新形态出现了。它对形神关系的讨论展开了、深入了；虽然它的回答是错误的。而这种情形又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唯物主义的新的形态——范缜的“神灭论”就是在形神关系的争论中产生的。没有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对形神关系的争论，就难以有范缜的“利之刃”（神形关系）的天才命题出现。上述这种情形，在哲学的发展史上是普遍的。可以说哲学的史的发展，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刺激、互相推移，以致各从旧形态到新形态的转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互相“批判”地“改造”（从唯心主义方面说叫做歪曲更恰当一些）对方所提供的知识以丰富自己或改变自己的形态的一面。从唯物主义方面说来，就是批判地吸收唯心主义体系中包含的合理内核（如果有的话），或者批判地吸收唯心主义提供的片段知识材料，前者如果比作从垃圾堆里找珍珠，那末后者则是对那些被损坏了的“方面”、“部分”进行复元工作，复元之后才是营养料。这是“统一”，又是斗争。唯心主义也从唯物主义方面“吸取”材料，但是歪曲了的。例如两汉神学就吸收了先秦的原始唯物主义——五行说的材料加以歪曲，以支持它的根本观点。我们不难从“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中找到这种痕迹。贺麟先生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吸收”，解释为没有斗争的状况，“吸收对方与自己相同的部分”。这种“平滑”的吸收是不可能有的。唯心主义的这一派可以从唯心主义那一派那里吸收现成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却不能从对方吸收现成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根本相反的、根本敌对的。
贺先生的文章，开头也提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并非把两个“片面”加起来就等于全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性和统一性这两方面是相互制约的，有内在的有机联系的。如果把一方面过分地片面地夸大起来，实质上就否定了另一方面；就是在字面上提到了另一面，那只能是形式的“走过场”，“徒托空言”，是无济于事的。贺先生正是这样：按着他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的了解，实质上就否定了它们之间的斗争性、它们的根本的敌对性。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那种只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否认它们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观点，是粗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如冯先生和贺先生所说的，在这种观点支配之下会把丰富多采的中国哲学史弄得十分贫乏和单调。但是，不适当地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性，实质上否认它们的敌对性、斗争性，也是粗陋的形而上的观点。它会指引我们走上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的错误道路。如果我们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稍微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方向挪动一步，那末，我们的哲学史工作也要走入绝境。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