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抚顺市委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职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一百一十多人。这个座谈会由中共抚顺市委第一书记沈越主持。会上，大家热烈、大胆、尖锐地批评了文艺工作方针不明，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抚顺市是重工业城市，工人及其家属占绝对多数。大家一致提出，职工的业余文艺活动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在矿工中流行这样一句话：“矿工生活真枯燥，生产开会睡大觉。”团市委陈玉谦说：“业余艺术活动在领导者的粗暴干涉下，得不到开展，青年工人反映：我们在宿舍还赶不上和尚，和尚还有木鱼敲。”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能容忍的情况呢？原因大家说得很多。评剧团金剑秋说：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厂矿、工地、企业中文化艺术工作的指示，我们抚顺市就没有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提出很久了，市委也不贯彻，直到召开宣传会议，市委才重视起来。市工会宣传部张卓毅说：我们的文艺工作，是从领导者的个人偏爱出发，而不考虑为职工群众服务的问题；例如老虎台矿向矿长好打球，球队就特别受重视，出去有卡车，后来裴矿长好京戏，他就把会京戏的职工都调到老虎台来。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厂矿和基层单位，而是从市的有关领导开始的。市图书馆冯在山说：抚顺市是重艺术，轻文化，因为文化局柳克杞副局长会唱京戏，还会拉，京戏被重视，其他的都被轻视。重机厂徐长福说：中央提倡百花齐放，抚顺市是一花独放，京戏特别茂盛，音乐舞蹈和话剧越来越枯萎，抚顺已经听不到歌声了。他批评俱乐部、剧场不该只映电影，接外来剧团，也应该让职工业余文艺节目进来表演。提到厂矿俱乐部，大家意见很多。这些俱乐部，实际就是电影院、剧场，不是职工自我教育、自我娱乐的场所。而厂矿的剧团，名义上是业余，实际上严重滋长资本主义和职业化倾向。职工业余文艺活动没有很好开展，方向不明，主要是市委不关心，文化部门不辅导。所以职工除了看电影就是看京戏，单调无味。会议上有的同志说，今后应把职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摆在同等位置上。工人俱乐部刘流说：这样摆法不对，这是不懂文艺，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而是坐在办公室里从兴趣出发；职业、业余应以业余为主，不仅文艺活动如此，就是宣传网，也应该由群众办，群众动了，党才有领导的，群众不动，党的领导必然是资本主义的。他还说：领导上在思想战线上是坚持资本主义，所以有些业余文艺工作者转入“地下”工作。为什么要转入“地下”呢?他在宣传会议文艺小组会上说过，是“公开”搞怕党员反对，怕批评，大家只好偷偷在邵玉宾家搞音乐活动，抚顺真正的音乐核心在邵家。他批评抚顺市的文艺方针是党员带头搞错的，他说，现在全市是以政治领导代替艺术领导，应该是以艺术领导代替政治领导。
文联贾哨天概述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观点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的三次粗暴干涉以后说(情况已志本报前讯)，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观点、粗暴干涉不算，还不准人说话；这样领导，人家就不服，不服就领导不了人家。秦始皇焚书坑儒，举子秀才还是不减少，文化遗产该遗留下多少还是遗留下多少。
这种粗暴干涉的情况，也同样严重地表现在戏曲、音乐、舞蹈、美术上。文化局单承缙说：一九五五年京剧团演出“戚继光斩子”，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看了以后，两手一摆，说唱词不好，要改，结果把唱词改得成为马列主义的名词化了，唱起来很不合适。话剧团孔铭说：配合精减会议，我们排了个“开会忙”，布景都做好了，市委有的同志说这戏是讽刺领导干部，不能演，就“枪毙”了。一中美术教师陈迹说；领导一看画的是花鸟，就批评没有政治思想内容，这不是变相压制吗?她呼吁要重视国画，重视民族遗产。大家批评领导不懂装懂，粗暴干涉，是文艺繁荣的最可怕的障碍。
很多人对抚顺日报的教条主义和粗暴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抚顺日报文艺批评只登一面意见，不登反批评，文章不合口胃，不登，有的作品三分之二是编辑改的，有的干脆给人重写，连作者都不认识自己的东西了。抚顺日报副刊编辑周隆发、“琥珀”编辑杨常清认为，编辑过去对稿子改动过大，这不对；但在不损害原作风格的前提下，还是可以修改的，因为抚顺市作者的水平和北京等地的作家水平不一样，编辑、作者应该虚心合作。有的业余作者同意编辑可以改稿，并举出自己的作品经过编辑修改以后，就比原来的好。
文联武文玉、马祥徽、贾哨天说：在我们部门里，唯唯诺诺的就是好干部，就可以入党，加官晋爵，评工薪时连升几级，分房子都是好的；好提意见的是坏干部，不被重视，党员提拔、涨薪，这些人就被压被降，这是变积极因素为消极因素。煤精雕刻艺人王继昌说：参加了党，连人带马带房子带地都有了，官也有了，要想提拔，必先当党员。好几个同志说：文联有个同志，一入党，工资就提好几级，马上又调去歌舞团当副团长；这些人不学无术，把事搞得一团糟，而非党非团同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又有才能，却不使用。文化局曲家兴说：宗派主义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庸俗地把“德”理解为共产党员，非党干部就是缺“德”，仿佛革命仅仅是共产党员的事，群众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职业；党员能干不能干，总是当领导，在你头上，无形中造成一道墙。他说，党团员积极分子登记卡片制度应该取消，这种制度，无形中把群众划为若干集团，怎么能增进团结？京剧团金鸿翰说：在京剧团，党代替行政，把团长当作党支部干事使用，支部书记行政上是秘书，但改革机构要团长起草，交他审查，评工资是行政工作，也要由他领导团长做，还要对团长保密。他说：党员干部有特权思想，讨论工作不是同志式的，而是我命令你，这些人是“科长的科长”，我在文化局当科长时，见到柳局长很困难，我找了个窍门，找局长的事就找党员科长，办了也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正常？这些党员确实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一九五二年就要求入党，但看了这些党员很灰心，我怕当了党员人家指着背脊梁这样看我，我情愿当个群众。文联高凤奎说：文化局有墙，党内也有宗派情绪，党内外有大墙，大墙内外有小墙，党员培养积极分子，要求你什么都和他一样，甚至个性也一样，多粗暴!武文玉说：有的党员德才还不见得比我们高。很多人指出，评剧团发展的两个党员，入党以后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影响很坏，因而失去了六十多个群众，这个教训是沉痛的。
刘流把抚顺市文艺界宗派主义划分为三派：市委、文化局、抚顺日报是官派，文联、国营剧团是半官派，工会、青年团、厂矿俱乐部、业余剧团、文化馆是在野派。他说：抚顺市文联是文而不联，拿着国家给他们的条件来搞个人创作，可是又创作不出东西来。许多人对文联的方针任务有意见，认为他们只重视个人创作，不团结业余作者，不重视辅导工作，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艺术团有歌唱队，青年团有青年歌唱队，电台有广播歌唱队，文联不去辅导，却自己搞个实验歌唱队，这个实验歌唱队实际成为专门唱文联同志写的作品；工会搞了个职工画室，文联就搞个讲座，公开说要和工会唱对台戏。他们对文联的宗派主义情绪，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抚顺市文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这次座谈会批评的焦点之一。京剧团朱连举说：市委和文化局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京剧团演员一早就要起来练功，上文化课，下午排戏，晚上演出，时间很紧，连教育自己的子女和料理家务都无时间，可是文化局每年年终总结，总是批评，压力很大，使人抬不起头来，我是剧团领导人之一，就不敢参加这些会。他问道：京剧团绝大多数同志，都兢兢业业，要把剧团办好，政治上也要求进步，这些情况领导上知道吗？孔铭说：我们是文艺工厂，可是没有车间(排演场、工作间)，没有演出场所，没有仓库，看着布景在外面风吹雨打，很痛心，演出时，男女在一起化装，女同志只好拉个帘，很不方便；他列数了话剧团有十大没有：没家、没业、没父、没母、没夫、没妻、没日、没夜、没年、没节。他说，演员并不希望工资高工作闲，而是要得到领导重视和关怀。高凤起说：话剧团正处在动荡时期，大家认为没有前途，都要各奔他乡，很消极，连我这当团长的，也动摇。沈越说：你可不要动摇呀！他说：文化局领导粗暴、专断，报喜不报忧，有事去请求帮助，总是打通你思想，什么要看长远利益呀，具体问题一点不解决，怎么不苦闷？评剧团苏月娥说：领导光批评我们没有保留剧目，他不知道，我们白蛇穿的那两套古装，今天演“张羽煮海”也穿，明天演旁的也穿，等到白蛇再穿时，比青蛇还脏了！至于演员们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就更差了，连剧场都没有，住房岌岌可危，在楼上的，哪家敢买二三百斤煤!评剧团金剑秋说：评剧团是受歧视的，我们要求不高，只希望赶上京剧团、话剧团就心满意足了；就拿公费医疗来说，话剧团、京剧团都是公费医疗，评剧团就不行。沈越问：三个剧团都是国营，为什么不能享受？他说：既然歧视你，待遇就不一样嘛！沈越问：是谁规定的?他说：不知道，我们和文化局秘书科联系，秘书科说卫生局不同意。沈越向坐在旁边的柳克杞说：三个剧团应该一致。京、评、话三个剧团的同志提出，他们下厂矿为职工演出，有许多困难，俱乐部没有电影放了，才拉剧团去堵空子，不要了，临时给退回来，场所一天几变，又没有交通工具，严重影响演员的健康。民营剧团的生活更艰苦，文化局李国松说：市的领导对曲艺团和杂技团艺人们的觉悟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在各次运动中，都表现得很好，可是生活条件很差，如杂技团只能半年开全薪，两三个月开半薪，其他时间无钱开薪，而是喝大锅粥，住的是窝棚，四世同室，冬凉夏热，他们是生活在“原始社会”，希望市委书记、市长、部长、局长哪怕是坐在汽车上，到那儿走马观花看一下，对他们也是莫大的鼓舞。图书馆、文化馆的同志，也提出文化局领导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不接近群众，极不关心他们的工作。
发言者几乎没有一个不批评文化局副局长柳克杞的官架子，在他的影响下，使得文化系统的一般干部提拔以后，马上改变和群众密切相处的情况，也摆起官架子来。冯在山说：文化局是大官压小官，小官压小兵，柳局长声色俱厉，见之可畏，谈之可怕，科长则狐假虎威，官气十足。很多人用事实说明，文化局是闲闲散散、悠哉游哉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问题如此严重，长期得不利解决，大家认为是和市委的忽视领导分不开的。
大家在批评文艺界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也积极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比较重大的有下面几项。新抚区文化馆庄先军提出，抚顺市是重工业城市，各厂矿都有俱乐部，文化馆干部质量低，辅导不了，他建议撤销各区文化馆，成立市的群众艺术馆，集中力量搞辅导工作。这个建议得到很多人的赞同，也有个别同志反对。金鸿翰建议演员不要和干部一样对待，认为他们可以自由离开剧团，剧团也可以聘请新角。他并且建议国营剧团应由全民所有制改为演员集体所有制，由演员自己管理，分账分红，这样可以发挥演员的积极性。曲家兴认为，自从职权下放以后，文化局各科无多少事可作，他建议取消业务科，设视察员，由局长领导，科员放下去做具体工作；同时鉴于剧团、剧场、俱乐部之间有矛盾，他建议成立艺术企业公司，来具体组织安排剧团、剧场、俱乐部的活动。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对大鸣大放是有顾虑的。文化局李国松就说：共产党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现在除三害，说不定下次是什么运动，三害不能连根拔，还不倒打你一耙。在群众顾虑面前，市委的态度是明朗的，坚决的。由于市委坚决支持大鸣大放，原来不打算发言的人也发了言。沈越同志在会上说：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对市委、人民委员会等领导部门提出了意见和批评，把几年来压在心头的肺腑之言讲出来了，这是爱护党，积极帮助党整风的表现，市委对大家的意见和批评表示欢迎、感谢和坚决支持，如有任何党员打击、报复和歧视，是党性和党纪所不容的，请大家放心。他说，市委过去在领导文艺工作上，存在着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对文艺工作长期忽视领导甚至放弃领导。他鼓励大家要大胆鸣，大胆放，同时在创作实践中，来贯彻这个精神，他说，领导上一定要创造便利鸣放的条件，而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也要加强思想改造，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使抚顺市文艺界百花盛开。并当场宣布，市委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工会主席、团市委副书记、文化局长组成，负责研究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迅速加以解决，并在研究解决某些方面的问题时，吸收到会有一些同志参加，不仅依靠群众揭露矛盾，而且依靠群众来解决矛盾。大家听了他的讲话，情绪兴奋，喜形于色地欢迎风光煦和的春天。
来源：《辽宁日报》195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