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照澜院去看钱伟长先生，事先是带了一个题目去的：一个身上压着行政重担的大学副校长，怎样做科学工作？钱先生是极忙的人，他的时间表是被各种事务排得满满的。为了给这个题目找答案，我趁他在两个会议之间的一点空隙时间，闯进了他的书斋。
有人给钱伟长先生的各项职务作了一个统计，如果把清华大学副校长和科学院自动化和远离操纵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算作他的主要职务，那么从这两个职务发展起来的兼职及其他社会职务，总数差不多二十个以上。时间，在这位学者的生活中，不能不是尖锐的问题。
钱伟长的谈话，也是开门见山从时间问题谈起的。
这几年，钱伟长在会议的夹缝中写了不少科学著作。一个被各种事务、会议和社会工作包围着的科学家，能够年年有新的论文问世，并且还在力学方面做着有系统的专著编写工作，应当说，他的工作量是惊人的。科学研究需要整片的时间，如果没有，只能退而求其次，把一点一滴的零碎时间聚集起来思考科学上的问题。钱伟长这几年就是这样做科学工作的。忙乱使他养成了一个新的生活习惯，当他抓起一个新问题的时候，马上把旧问题放下来；当他在两个会议的间隙考虑科学问题的时候，立刻把行政事务等等抛之九霄云外。钱伟长说：“这个习惯是强迫养成的。不如此，我就不能再做科学工作了。”
为什些科学在生活中总是被挤到犄角里去呢?原因是复杂的。钱伟长说，人们是用社会感觉来看待科学的。既然任何一个科学问题都不能在一个早晨思考成熟，那么要挤总是先挤掉它。但是科学家的感觉是不同的。世界第一架飞机在上天以前，是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科学准备的。原子能利用是新近人类生活中的现实，它的科学准备时期，要更长一些。而人们熟知这两个科学事物，与他们的科学准备时期相比，年代是短得多了。钱伟长说，在工程技术的全体进程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千百万项问题中，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因此，他们的工作，在科学的全领域内，只是一个螺丝钉。可能社会上的人们对有些科学工作耳熟一些，对另一些科学工作陌生一些，但是不论那一种科学，它在科学事业中的螺丝钉作用，总是一样的。谁在某一个螺丝钉上加了一把劲，那一个环节就加强了；谁如果疏忽了某一个螺丝钉的工作，那一个环节就减弱了。这一点，科学家是了解的。这个痕迹不著的工作，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的。如果三年五载不接触科学专业以内的问题，那么一个科学家的科学生命就结束了。钱伟长说：“要一个科学家丢掉科学，那是使他心痛的。”他近年来处在行政事务和会议的漩涡里而不忘科学，恐怕就是因为这一点对科学的感情吧！但是，这种内情却不是人们都能了解的，因此，科学就常常被别的工作所挤。这也许是问题的本质。
讲一个实例吧。清华大学和科学院最近要合办两个训练班，一个是训练力学人材的。一个是训练工业自动化人材的。钱伟长是这两个训练班的负责人，他就摆脱不了关於房子、交通、伙食和学员的床铺等等事务。房子的事情、床铺的事情都急迫，那么要挤就先把暂时看不到结果的科学工作挤一挤吧。科学家的许多时间是在这种不落痕迹的事务消磨中挤掉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科学事业中的某一个螺丝钉很可能就这样被挤松了。说到这里，读者也会感觉到，对待科学，人们的了解似乎比人们的重视还需要一些。因为重视毕竟还只是一种社会感觉，而社会感觉有时候是会发生差误的。
钱伟长先生现在领导着清华大学全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当谈话从时间问题转到大学的科学研究问题，他的意见是直截了当的。他说，谁说教学工作不拖住科学工作，那是违心之论。既有矛盾，那就要解决它。解决的办法是支持，切切实实的支持。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如果几年不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经常思考一些问题，而为日常的教学工作所淹没，那么他的教学生命也是会停滞的。我们不能只依靠一些现成的科学结论活下去，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需要在一种创造性的气氛中工作，这样，教师的科学水平就是一个关键。如果这样去了解问题，那么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应当果断一些的。
近年来，好象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个质量问题，高等学校也不例外。关於大学生的知识质量问题，文章已经发表得不少，从工业方面和科学研究机关方面听到的批评性意见也难以数计。究竟原因何在?我觉得钱先生上面这一段话，是有意义的。似乎应当把大学的视野扩展到全民事业的各条战线上去，甚至还可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比如考虑一下另半个世纪的轮廓。用这样的精神来培植现有的根基，可能会有利於质量问题的解决。
我们的谈话顺流而下，紧跟着转到了造就人材的问题。关於这个问题，钱伟长先生的见解是精辟的。他说：我喜欢主动的青年人，应当让青年人在老师面前有平等的感觉，要诱导他们勇於表达自己学术上的见解。我教育学生的方法是：把问题提出来，把学生吊在半空中，逼得他们非想不可。教师如果先把结论告诉学生，那么他们就无事可做了。当然，学生如果遭遇到困难，教师应当点他一下，帮助他解开难点。总之，不应该代替学生去作结论，应当让他们自己去想：这样得来的结论是牢固的，甚至可能会超过老师的结论。因此，钱伟长从来不是把学生当作说教的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讨论的对象。1952年前，他每年都要带几个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中的许多人，近年慢慢成为力学方面的后起专家，多半要归功於他们的老师经常把他们吊在问题的半空中的循循善诱的教导精神，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渐渐养成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他的学生叶开源和胡海昌，这两位优秀的青年力学家最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他们的老师，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充满启发、影响和诱导的教育过程。
这几年，钱伟长先生做科学工作的时间是逐年减少了，他的学生又反转来成了他的许多科学著作的催生婆。这几年的科学工作，差不多都是和他的学生一起做的。举今年出版的“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为例，他和他的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足足查阅了三千多篇有关这个问题的各国文献，对这个一百多年来力学上的大问题，作了一番系统彻底的清理。应当说，钱先生为了这本著作，他的生活日程表上是添了不少“星期七”的。他的学生深知这位老师的时间规律，忙人只有星期天找得到，那么科学工作只好拣这个时间去挤他。
这样的师生关系是迷人的。
谈话显然应当结束了。这时候，北京冬日早来的黄昏已经溜进了他的书室。屋子里除了一柜又一柜的科学文献和图书，靠墙那两个玻璃橱里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资治通鉴”和“杜工部诗集”。看得出主人也曾经在这些典籍上费过心血。这几年，钱先生生活中难得有属於自己的整片时间，在工作的间隙偶而翻一翻他早年醉心过的诗句，恐怕就是他唯一的消遣了。
离开这间诗与科学兼容并蓄的书斋，幽静的清华园已经上灯了。第二个会议在等着钱先生，他跨进汽车赶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他正在思考着的科学问题，似乎又得暂时放下来往后推一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