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陶铸同志于本月18日到华南师范学院，19日到中山大学与教师和学生们举行座谈会，听取他们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教师和学生们都畅所欲言，大胆揭露学校里存在着的矛盾。
陶铸同志于18日上午8时左右抵达华南师范学院后，即与教授、副教授们部分行政干部一直座谈至中午，随即在该院膳堂与教师们一起进午膳，午膳后，陶铸同志与学生代表们一起座谈，并与全院的学生们见面。到下午3时，继续与教授和副教授一起座谈，至6时许始结束。
在座谈会上，教授们对广东省党、政领导机关对高等师范教育重视不够进行了批评。教育系副主任杨荣春教授和中文系黄如文副教授都说：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华南师范学院基建、校舍、设备、仪器、图书等方面条件都很差，存在很多困难，与广州市其它高等院校相比，差得很远，但省党政领导机关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研究，给予适当解决。体育系黄启宇教授说：华南师范学院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是高等院校，为什么别校有什么中央标准，而华南师范学院又是地方标准呢?他认为应当一视同仁，并多从物理上支持师院，否则是很难提高教学质量的。历史系黄明慧教授说：中央教育部对我院鞭长莫及，而省教育厅只发发经费、编制，其它则很少管。图书馆馆长方辰说：今年我们图书费本需要8万多元，而省教育厅只给了2万多元。
教授们对学院领导没有深入教学，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也很不够进行了尖锐批评。杨荣春教授说：学校主要是教学，要搞好教学就要依靠教师，而学院领导往往只接见几个系主任、教研组主任，对教师的教学则很少了解。甚至有些领导认为多提意见的人，就有思想问题，不服从党；对那些唯唯诺诺的，便认为是好教师(陶铸同志说，有些党员只听好话，不听缺点，这是骄傲情绪)。中文系张为纲副教授说：学院的主要矛盾是领导不抓教学，不面向教师，不面向教学，很少看见院领导到课堂里去，只是听听汇报。他说：陈唯实院长对领导教育安于外行的思想是不对的，过去有很多人提过意见，他就是虚心接收，坚决不改。黄明慧教授说：学院领导思想上对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是不明确的，对老教授尊重不够，不够信任，有的甚至瞧不起。体育系方万邦教授说：过去学院领导依靠行政干部重于教师，在教师中又只重于党团员教师、年青教师，依靠老教授是不够的。历史系林伦彦教授还批评了学院领导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有些东西生搬硬套，脱离实际。教育系主任汪德亮教授批评了学院领导没有提出计划、办法，没有主见，使大家缺乏明确的目标，缺乏中心。历史系徐光仁教授还批评了过去学术研究上的教条主义。
会上，教授们批评了学院党委会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批评了党员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体育系主任袁浚教授说：党委会的工作方式，停留在事务主义的忙碌中，没有抓教学，只抓总结报告，对教学上的一些问题，存在困难，党委会却不了解。他又说：过去抓汇报，其实是宗派主义的汇报，只是通过几个党团员，了解一些情况，而这些情况是片面的。中文系吴剑青教授说：党委与群众做朋友，只停留在口头上，群众向领导谈心，但领导没有与群众谈心。教育系余文焕教授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一道墙。原因是党的领导没有深入群众，造成隔阂；少数党员特别是新党员有特权思想，不善于与非党人士做朋友，不善于接近教师；有些党员到系里了解情况，伤害了老师的感情；某些领导仍以旧眼光看待知识分子。叶佩华副教务长说：有些同志，原是好朋友，但一进了党，见了旧朋友，连头都不点。杨荣春教授说：自己教的学生，是党员，见了面，“似曾相识，又不相识”的样子，心情是沉重的；(陶铸同志说：真伤心！)。黄明慧教授还批评了学院党委和领导对党外人士尊重不够的现象，他说：省政协和全国政协有些委员到学院视察，提了一些建议，但领导就没有很好研究。
会上，教授们还提出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纠正以往各种运动中的偏差。教授们说：在过去各种运动中，伤害了一些教师的感情，在“肃反”运动中有一些偏差，扣了一些帽子，尽管这些帽子已经摘去，但遗留的问题不少。教授们建议领导上必须认真处理这些问题，否则，会影响工作的积极性，影响团结。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历史系唐陶华教授、化学系代主任萧锡三教授、物理系主任廖华扬教授、教育系刘桂灼教授、中文系叶挂燧教授。
陶铸同志在听取发言时，不时加上一些精辟的插话，使会场的气氛很活跃，最后，他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能畅所欲言，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他说，过去广东省党政领导对师范学院确实重视不够，照顾很少，今后一定给与物质上的支持。他希望教授们根据现有的条件，发挥大家力量，办好师范学院。他说，学院领导过去依靠教师不够，今后要办好学院，就要懂得抓教学，要团结老教师，充分发挥大家的力量。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是存在矛盾的，这是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的原故，有些党员有骄傲自满情绪，感到特殊，感到高人一等，加上工作方法上也有缺点，所以造成党与非党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他说，“肃反”是必要的，当然，工作中有一些缺点，但这是可以纠正的。陶铸同志在会上还回答了教授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
本报讯 陶铸同志于19日到中山大学听取教师和学生们的意见。教授、副教授和讲师等的座谈会由前日上午8时半开始，他们热烈的发言，大胆揭露学校存在着的矛盾。
物理系古文捷教授说：中山大学领导和群众仍存在思想顾虑，不敢放手揭露矛盾。党委对教师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只念了八条，(陶铸同志说，贪污了四条。)有关处理罢工罢课的问题就不敢对教师讲，这次学习中各系提的意见也不敢给校刊发表。现在群众的思想顾虑是怕扣帽子，怕报复，怕放了以后将来再收再整。西语系高铭元副教授说：学校停课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各系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党委分类打印成密件，又注明不许外传，(陶铸同志说，这有什么可保密的呢?)结果系与系之间谁也不知道提了什么问题，怎么能再深入揭露矛盾呢?这就说明我们学校的党委仍有顾虑。中文系董每戡教授说：学校的大部分党员有两副面孔，平时是封建时代的寡妇面孔，不苟言笑，(陶铸同志说，是冷若冰霜。)不去接近群众；运动中是屠夫面孔，很凶恶，知识分子很怕他们。其次是党员的两种作风，运动一来拼命动员人家提意见，遇到另一种场合就报复人家，党委在几次会议上都没有表示态度，因此教师们虽放，却不多，现在还需要大放。第三是建议不能有两种法律，党员犯错误检讨了事，非党人士犯错误可不得了，结果某些党员就不怕犯错误。一般人的看法，是群众和党员并不是一样看待的。西语系蔡文显教授批评学校学习五天以来，记录上没有党员的发言，党员不把心事向群众讲。要拆墙党员也应动手。他说：“群众在学校有职无权，不看你职务大小、正副，只看是不是党员。我参加校务委员会总是听会多，党外人士没发言权。他建议以后要让校务委员会发挥监督作用，要和党委会结合，并且多负责学术上的问题，党委会可管整个方针政策问题，把学术研究与教学问题的领导放手交给校务委员会和系务委员会。他又举例说：西语系从1953年到今天，薪水增加最快的就是几个党员，是否全系只有他们工作有成绩?党对待党员与非党人士要同等看待，不要在政治上、物质上距离这么多。政治经济学林楚君教授说：党的工作作风没有改变过去对敌斗争的方式，党员强调组织性，什么事先在党内决定通过后，非党人士的校长、系主任的意见就不会有人听了，这种有职无权不就造成宗派主义吗?中文系詹安泰教授说：现在党员思想有顾虑，首先要打破他们的顾虑，把丑恶的东西摊出来，才能学习好。他说：过去党偏听积极分子的话，就更脱离群众，因为这些年轻的积极分子不一定了解每个老教师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况的。肃反中间学校产生的一些错误，也不单是某个人的问题，党委会应志进行检查。
林楚君教授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官僚主义者只用左边的耳朵听话，特别是依靠了某种反映派的貌似积极分子的话，更助长了官僚主义。他说接近群众要经常化，有的人偶而去“接近”群众，初一去看见这个人在烧香，十五去时又见他在烧香，结果他就会作出结论说这个人成天在烧香。因此群众怕接近领导，以免自己好的没人发现，坏的却被别人看见了。王正宪教授说：整风学习不但要广开言路，而且要领导同志用耳朵听，过去领导左耳朵听的多了，联系群众就是找党团员。今天我向党回敬一个礼物“开放右边耳朵”来听听群众的意见才对。历史系商承祚教授说：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大对头，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资料袋(档案)，分配知识分子工作时一看资料袋，全是过去的材料，必定要算老账，对七年来的进步领导上考虑少，因此影响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他建议组织上每人备两份资料袋，旧的材料一个袋，新的材料又放在另一个袋，了解知识分子时就要多看看新的材料袋，旧的呢只作参考的材料，这样才能全面了解，否则墙是越砌越高的。他谈到某些党员一入党后，即露出了“狐狸尾巴”，这是吸收党员时不够慎重的原因。他说：如果党再滥收党员，担心会走上国民党吸收党员的道路去的。他说“墙”是两方面筑起来的，但是党员筑的是砖墙，非党人士筑的是泥墙，谁先拆，一定要砖墙先拆，泥墙一扒就可以倒了。此外，他并对有些党员不重视文物的现象提出批评。罗克汀教授说：许多是非分辨不清是因为把党员和党组织混同起来，很多党员意见和别人不同，就能代表组织，发动其他党员来整你，集中大力批评，自然分不清谁是谁非。再加之有些党员认为维护党的利益，有点不讲理没关系，使组织性变成对某个上级意见的盲目服从。中文系吴重翰说，老教师尾巴长，容易对他们抓住罪名，老教师好像家族的老奴，上有老爷、太太，下有少爷、小姐。他说，我们不怕党员，倒最怕“积极分子”，他们有两重性，一重做助手，一重是做打手。在中山大学，这些“积极分子”就是对老教师采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态度。西语系雷沛汉教授指出领导上对他的官僚主义。他说，如果没有周总理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他还要蹲在农村，不可能来中大教学。西语系钟期伟说；他第一次和省长面对面的谈话，使他兴奋得失眠了。他对领导提出两点意见：1．领导教学要建立感情，通过业务上的帮助，解决困难，才能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搞好。2．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上，领导对同志们要及时地、有效地进行具体的帮助。生物系周郁文副教授说：党不但要团结进步力量，也要团结落后力量，要广泛团结群众。他并批评了学校在精简节约运动中的某些浪费的现象。西语系邬学毅讲师说，工会评选先进工作者从没交小组酝酿过，结果开会不到十分钟就潦草通过了。他还指出：最近学校五天的学习中，有人提出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知如何才算“化无”？林楚君教授并批评某些党员脱离群众、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一等，好像党员是“特殊材料”似的。历史系谢健弘教授对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连珍同志过去在处理总务工作上的官僚主义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地理系杨克毅教授说，去年我到汕头调查广东经济地理，因为当地党委不准我这个非党队员作笔记，我曾说党不信任人民、党不信任我，结果被当时学校党委副书记邹亚平找去谈话：你当过五年工会主席，怎么能在公共场所说这种话。以后我和他关系不好了，我曾申请入党，而他说我和群众的关系不好，其实是和领导关系不好。杨教授并对学校各个部门的秘书包办领导工作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他对今年学校元旦团拜时他写的祝词也要送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审稿的事，表示非常不满。张迪懋副教授说，去年有些年轻人提出在公共宿舍要11点钟熄灯的意见，校长办公室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因为我们年老的人都要开夜车，就不同意并写了书面意见，可能文字写得俏皮些，邹亚平就找我训了一晚的话，硬要我检讨对领导的态度。地理系王正宪教授说：龙潜同志初来学校时曾做了不少报告，我私下给他提了一个意见，认为他的报告有点“词不雅顺”，他非但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温文尔雅”是错误的。肃反时又来整我搞小集团，真是可怕。他认为北京有人提出高等学校党委有没有必要存在的提法是不对的，好像党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对立的，其实不然，实际是需要改进党委的工作，而不是取消党委的领导。他说过去有些党的负责人知识不够，以后往学校派领导干部时，起码应当派些具备最低限度的常识，而且要有一定的修养，要虚心些。蒋湘泽副教授说：龙潜一讲话就是训人，有次他对某教授评论苏联展览馆的轻工业发展与我们差不多的意见后，便在大会上说“有些人心里还在想着他们的美国、他们的英国、他们的法国……”这不是对留学生的打击吗?如果留学生心里忘记了中国，他们根本不可能回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什么我国政府争取留学生，而有些人又对留学生歧视？
时间已经很晚了，教授们仍未言尽。陶铸同志最后讲话，他说：学校党委可以再组织教师们继续提意见，让教师们七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都放出来，直到整好党的作风、意见提完了为止。陶铸同志又说，现在有些同志思想有顾虑，怕报复，但从一个党组织来看，它是不会报复谁的。他说，造成党群关系隔膜的现象首先是由党员负责，墙本身就是由党员筑起来的，整风就是要拆墙。其次是由于某些党、团员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思想作怪；第三是因为我们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干部不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方式简单，又是外行，更加造成党群之间的隔膜。陶铸同志在座谈会休息期间，曾去访问陈寅恪老教授，并探望在病中休息的姜立夫老教授。他恳切地劝姜老教授好好休养，尽量减少些工作。并祝他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
午间，陶铸同志没有休息继续接见了70多位学生代表，听取了学生对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所提出的意见，以及指出在中山大学内的党团员存在特权阶级的思想，自以为高人一等，又不联系群众。团委会有包办一切的作风，许多事不和学生会商量就独自决定的行为。党委会也有衙门气味，校内许多领导人至今未很好地接见学生等等。
吃晚饭时，陶铸同志和同学们一齐排队等着吃饭，同学们看到陶铸同志和自己站在一起遵守秩序都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