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我在山大快十年了，十年来我把学校看成自己的家一样，我希望学校办好，但几年来始终不能令人满意。我感到学校领导与群众联系很不够，不愿下乡，对下面的情况有些偏信。所以希望领导同志今后尽量与群众接触，这样比一层层的听汇报更好些。目前教与学存在很大问题，但领导不了解，希望领导同志多参加些下面的活动，如系务会议、教研组会议等。
人事科了解情况只依靠一两个党团员，就难免有些片面，结果赏罚不明。对一些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人就没有好印象，而对那些歌功颂德、能说会道的人就印象很好，认为“积极”。学校里的人员很多，但忙闲不均，有的人埋头苦干，有的人却是没事干，应调整一下。
出版科写的讲义，错字很多，使学生很难看懂，教师也很作难，特别是晒的蓝图，教师化了很大工夫，细心的画出样子，结果出版科晒出的蓝图什么也看不出，使学生没法学习。
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是说他的品质好，但不应特殊化。如我们系里有一个党员每月薪金并不少，但也申请补助金，并且不向系里申请，一下子就跑到人事科去，人事科一批就是50元，使人感到党员特殊化。
孟庆显：肃反的确定斗争对象时，是积极分子会上确定的，但当时并没有真凭实据，在斗争会上要求大家消除右倾，要大家宁左勿右。这是一种强制发动群众的办法。
再就是对积极分子的看法问题，我认为：如一个同志把他的工作能做的很好，就是积极分子。但有些党团员工作并没有做好，一团糟，只是会汇报别人的情况，而领导就认为积极。
行政工作人员很多，但工作效果不好，财务科扣水电费经常扣错，房产科对房子问题处理的经常出问题。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推、拖，现在学校主要不是房子少，而是工作态度上有问题，分配不合理。
凌韵琴：学校对党团员和一般群众分的很清，不能一样相待。如选派留苏学生，都是党团员，一般群众就没有。物理系有一个团员，功课并不好，因他的亲戚都是党员，也派他留苏，很不合理。
王景明：我不久以前是个团员，但我自愿退团了。肃反时我是积极分子，因为那时我是团员，担任了小组长。但当时市委派来领导肃反的干部，作风态度很不好。当时对一些人怀疑，认为：“某某人平时很积极，是为了想把持系里的工作。”当时我在积极分子会上就提出意见，反对这种作法。结果我从积极分子降成为半积极分子。
斗争束星北先生时，有人叫我揭发，我当时回答：“束先生讲课很好。”因此就批评我“同情反革命分子”，“立场不稳。”我当时无奈接受了，但已经表现了我在真理面前屈服了。肃反后，我思想上就造成一种压力。我考虑到自己所以处于这种地位，主要因为我过去在接受上级指示时，总要经过自己的考虑，真正接受了才执行，否则就提意见。盲目接受上级指示我认为是不真实的。肃反时本来是很知己的朋友，但只要上级一提，就把知己朋友当作敌人。对于这种盲目服从，我觉得是一种压力。为了凭良心做事，我请求退团了。我认为：看一个人不一定是党团员才算进步。正像我是团员时不一定进步，现在退了团也不一定落后。
肃反总结空洞地提出：“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具体事实很少。说群众通过运动提高了觉悟，我反对这个说法。“平反”时更不像话，巩念圣(党委)去“平反”，态度好象是在训人。
工资改革的工作人员很成问题，他们根据什么标准来评的级。工资改革草案公布后，大家提了意见，又说服大家不要改，说已经定下来了。既然定下了为什么还要征求意见呢?后来我找杨副校长谈我对工资改革的意见，谈了以后，我也不满意。
王龙：教学和行政配合的很不好，表现在毕业生的质量上很差。教务处了解情况的方式是经常召开学生座谈会，对某某课程提意见，而不向主讲授课先生了解，这样就很难对实际情况了解。所以经常提教学质量不高，当然教学质量不高，教师应负责任，但对学生的教育很忽视，过去就只注意到教，而没注意到学。
再就是业务教育与思想教育不能配合，政治辅导员负责思想，但政治辅导员与教师的联系很不够，这样就不能很好的配合。除非学生出了很大问题时，才叫来教训一番，这样的效果不好。
学校制度很多，但缺乏检查，因而执行起来就形成自流。学校行政人员很多，但质量不高，有事互相推，谁也不负责任，应检查一下，多的人员就应调一批出去，不应有本位主义。
鞠永爱：我是山大毕业生。在学生时候，党团与群众的界限划的很清，好像仇人一样。有的本来是好朋友，好像亲姊妹一样，但入了团后就成了仇人，经常汇报别人的坏话，借以表达自己积极。有人要入团就得对团员说好话，如有一个团员要入团就请一个团员吃饭、看电影，后来入团就很神气，当了小组长就汇报别人的坏话，使大家对团就抱着反感。后来我们也想靠近团，但有的团员就打击，抓住一点毛病就打击，不是帮助。
有一个团员功课经常不及格，考俄文考错了就偷改试卷，这种作风不但不进行教育，反而要保密，不准说。但另一个同学(非团员)因说了一句话，就在大会上公开批评，使大家很不服气，对待团员与非团员的错误不公平，这样很难使人心服。
对分配工作也不合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学习很好，但分配的工作不够理想；有的团员功课并不好，却分配到科学院工作。
有的团员是形式上入了团，但思想上没有入团，我很早就写了申请书，后来找支部书记谈，他反说找不到我的申请书，就这样一直到超龄了都没有找到申请书。去年我提出了要求入党，很少有党员找我谈，党员整天板着面孔，使人害怕。
学校对学生过于偏爱，什么问题学生一要求就答应，如补考等。这样给学生的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制定了制度，就应该认真执行，不应朝三暮四的改变。
教师的文如活动开展不起来，与学生发生矛盾。后来闹到政治辅导员那里，政治辅导员就把先生训一顿，使大家很反感。
学生对教师很不尊敬，教师见了学生都是先鞠躬，他才点点头，应加强教育。
陈琦：学校的工作人员以教学研究为中心的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应加强教育。行政人员要参与教学人员接触，保证教学工作的进行。
学校中缺乏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学生只要到教务处提意见，就找学生谈教师的话，这样对教师很不好，不能单单听取学生一方面的意见，应全面的考虑。
党团员与群众之间距离很大，不仅工作上不谈：就是生活上也很少交谈，有的同志本来很好，但入了党、团就有了距离，与党、团员谈话很担心，怕说不好影响很坏。
团内也应该检查宗派主义倾向。
杨华：我在山大已有七年了。有几件事情使我对党、团不满。我在三年级时去海南岛实习，实习时与各校混合编队，一位同学编入南大组。我校(此处一字辨认不出)长(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党员)向南大组长介绍：她是官僚地主，脾气很坏，要小心。后来那位组长向她说了，并指出山大先介绍缺点是不对的。这使我想到：我自己在海南岛时，在小组内为什么感到冷冰冰的原因。
三反时，有的党团员对生活小事，扣上个资产阶级思想帽子。
分配工作的具体名单，党团员都知道，而向我们“保密”，当时我感到：我们非党团员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毕业后又分配在山大，我想，我这一辈子完了，入不了团啦。
隋菊芬：我是信仰基督教的，但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山大以外是一个样，在山大内执行的又是一个样。我曾去北京参加过宗教界代表会。宗教信仰是宪法规定可以自由的。我认为党团应主动团结信仰宗教的青年。
肃反中，首先就考虑有宗教信仰的人，使我感到：一有运动自己就是被斗对象。我认为：有宗教信仰的人，不一定是反革命分子，肃反中对宗教政策掌握的有领头。我是青岛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委员，常听到一些首长的报告，但感到与山大执行的政策有出入。
党员自认为自己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团员也有这个敏感。如有的团员给他提意见，他说：我快入党啦，党员对我都是这样的看法，而你却是这样的看我，我认为做为一个团员，不应拿党做挡箭牌，这样与群众造成隔阂，对党也有不正确的看法。
姜殿卿：我是复旦大学毕业，后到北大，又来山大进修。但感到山大政治空气不够强。党团员与群众也不接触，就使我感到山大党对群众不够温暖。
党对群众的政治上关心不够。我与一个党员坐对面，一年多了我们俩人从没有从思想上见过面，见面就是你好，我好。很明显，他是党员，我是群众，井水不犯河水。我是申请入党的，也听党课。但与我对面坐的这位党员，就从没有帮助过我。
系里人事调配不公平，在使用人力上不合理，就使工作受到影响。同时对人的看法上，也不平等，教授说一句话，算一句话；助教说一句话就不算什么，为什么都是为了同一个工作，而不能平等对待。
高洁：肃反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如有一个先生说：如果星期有人来拜访他，就感到很突然，尤其是党团员不拜访更感到紧张。
目前师生的关系很淡薄，敬老尊长的风气很差。有时学生见了先生冒然而过。我认为：这与党委的作风分不开。因为学生有事找党委就支持，助长了他们的自大情绪。今后应加强教育。
……
鞠永爱：粟(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玫(党员)担任我们的实习，态度不好，我们对她不满，到肃反时就遭到批判。说对个别党员有意见，就是对党有意见。这样很难使人靠近党。对党员我们只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群众本来就有自卑感，假如不抓紧对他教育，很容易使他消极。党员不能主动团结教育人，相反说别人不主动找他。
来进修的教师，人地生疏，系里没人照顾，对他们十分冷漠，使进修教师很苦恼，这意见提了很久，没有改变。
……
陈琦：分配学生，培养干部，过去提的口号很响亮。考虑德、才，似乎很全面。但过去往往只考虑德，而考虑德的面也只限制在是否是党团员，而不从这人的政治品质上来考虑。建议学校今年分配毕业生应从全面考虑。
来源：1957年6月14日《新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