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光四射的新社会里，竟有人自称所谓“盛世遗民”。徐铸成就曾经这样坦白地说过。 徐铸成经常以“老报人”自居。他和文汇报的关系有二十年之久，这以前他是在大公报工作的。在大公报他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年青记者一直爬到总编辑的地位。他从这张老牌资产阶级报纸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那里承继了一套衣钵，那就是他至今念念不忘、津津乐道的“文人办报”的话头。
“文人”是知识分子的雅号。既然是人，在阶级社会里是一定有他的阶级性的。但一称“文人”，好像阶级性就顿然消失了，变成了超出对立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欺人的手法。它们不像无产阶级那样敢于坦率地暴露与正视阶级对立的客观现实。它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掩盖这个现实，为的是怕自己的面貌暴露。因此，为资产阶级效力的所谓文人，也就讳言阶级了。他们就像罗隆基所“指示”的，“要超然一些”。其实这些“超然”的“文人”，还不是暗开后门乖乖地为他们的东家效忠的吗?
徐铸成在文汇报一贯排挤打击党员和进步分子，使文汇报的历史道路形成一种曲折摇摆过程的正是这种“超然”的注脚。在解放前文汇报遭遇困难时，徐铸成“超然”地拒绝了党的援助，但却想接受蒋介石御用“文人”陈布雷的巨款。这又是一个“超然”。
像徐铸成这样的“文人”，活生生地就是像鲁迅先生笔下的“二丑”。面上装出倾向革命，骨子里时刻不忘故主。到了他所效忠的阶级已经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以后，他那怀旧的心情便不可抑止地流露出来。他恰如其分地自称为“盛世遗民”。身居人民中国的盛世，而黯然神伤地梦游他的故国。人们不禁要问:徐铸成究竟是那一个国度的公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还是中华民国的?他不是道道地地的一个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保皇党么?
这样一个遗老，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怎么会有好感呢?他对党员干部怎么会有好感呢?对党的领导怎么会听从呢?对社会主义怎么会真心热爱呢?
他在扮演着二丑角色的时候，还只是对党采取了消极抗拒的态度。当党支持文汇报于去年十月在沪继续刊行，并且对他仁至义尽，推心置腹，给他极高的信任与荣誉，让他担任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团长的时候，他的阶级本能却使他昏了头，以共产党为可欺，把保皇党的辫子翘得天高，竟死心塌地充当了章罗联盟的号筒，粉墨登场，以反派角色跟党唱开了对台戏。从对党的消极抗拒到猖狂进攻了。
他在编辑部宣传“人弃我取”的方针。凡是人民认为好的东西，在他看来一定是糟的。人民的报纸要刊登什么，他就主张“弃”；相反，只要对人民不利的，他就主张像宝贝一样的拾了来。有巨大政治意义的重要文章，在他看来是“应时文章”，要不得；人民政府的指示文告，在他看来，也是没有刊登的必要的。这样，他就拒绝了党交给报纸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任务。至于宣传马列主义在他看来就是“教条主义”，就更不足为奇了。在鸣放期间，特别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而党和全国人民群起反击的时候，他反对“两点论”，只许谈缺点，不许谈成绩，认为成绩是大家看到的，谈了成绩就会影响知识分子的“放”。也反对反批评，认为反批评就是要知识分子“收”。党组成立了，他就要“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怕党会碍了他的手脚。不但党组的话他不听，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和他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市委第一书记的话在他看来也是不值一顾的。他要到“中央”去解决一切问题。徐铸成这时的确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中央”，民盟右派章罗联盟的“中央”。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缅怀故国”的那种空虚落寞之感已经一扫而光了。再也不徬徨、犹豫；心里的十五个吊桶，一齐都放了下来，再也不七上八下了。他已兴起了复辟的雄心，以进攻的姿态出现了。
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都可以转化的。但徐铸成就不懂这个道理，并不是人民拒绝徐铸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过关，正相反，欢迎得很。倒是他自己拼死也不想过来。不只自己拒绝过关，而且还要把别的知识分子也拖出关外，拖回资本主义去。
只要是肯走进社会主义关口来的人，人民是一律欢迎的。工人阶级的态度就是这么明确，工人阶级的气量就是这么恢宏。像徐铸成这样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是出了高价请了来为人民服务的。给他很高的政治地位，给他住在高房子里，给他汽车坐，支付出大量的薪水。比起一个普通工人来，那待遇相差何止十倍。但不管这方面如何“恩比天高”，在他那方面依旧是“情如纸薄”。回头倒咬一口，想把工人阶级拖回永远不能超生的资本主义地狱。普天下哪里有这样绝情寡义的西席，他也实在狂妄地把工人阶级看得太良善可欺了。
自然，在徐铸成这样的右派分子面前，也还是有路可走的。那就是彻底悔悟，重新作人。“遗民”的念头可以抛弃了，倒还是回过头来老实的做一个工人阶级的朋友比较明智些。想过社会主义的关口，是不可能没有困难的。特别是像徐铸成这样的人，那困难就要来得更深些。这困难就在于知识分子必须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这条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除此之外，决无第二条路。
---- 原载《文汇报》1957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