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５月间北京和上海报纸上喧嚷一时的所谓“左叶事件”，经过新闻工作者协会最近的调查、对证，真相已经大白。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许多报纸，包括本报在内，没有查明事实，轻率地、错误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消息和文章，在客观上起了替右派分子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这只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同几个新闻记者发生的一次小纠纷。当时农业展览馆中人群拥挤，秩序混乱，在场的新闻记者是有责任的。负责维持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处理问题简单，不冷静，对新闻记者表现了非同志的态度，也是不对的。但是，事情不过如此而已。这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然而，这件事情居然闹起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个别新闻工作者情绪偏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恶毒地抓住这件事情，尽力把它夸张、渲染，并且歪曲某些重要的情节，煽起了反动的火焰。
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的最凶狠、最恶毒。它在５月８日的社论中，煽动人们说，“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是特别多的”；“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它甚至还说：“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按照它的逻辑来推论，现在的新闻记者正受着“排斥”，而排斥记者的政权就是“反人民”的政权，那末，对于这样的政权不打倒还等什么呢？这样，文汇报就完全撕下了面具，张牙舞爪地向党和国家扑过来了。
在文汇报的煽动之下，许多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编辑和记者们都出场了。有的瞪起眼睛说现在是“不敢讲话的时代”；有的蹲在旁边敲边鼓，说，你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报纸的任务应该是“揭露、揭露、再揭露”……种种谬论不一而足。特别是在５月中、下旬的北京新闻工作座谈会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就更集中地暴露出来了。
右派分子为什么这样热心于煽动新闻记者，并且企图通过他们篡夺某些报纸呢？理由很简单：右派分子是搞政治阴谋的老手，他们很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报纸掌握在人民手里，乃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可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交流经验，指导工作。如果报纸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就要变成牛魔王的假芭蕉扇——引风煽火的武器。在章、罗联盟操纵之下，文汇、光明两报，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曾把毒火点遍全国各大城市；如果他们篡夺了更多的报纸，试想那会闹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右派分子对于这个“事件”的歪曲报道竟有如此广阔的市场，许多报纸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呢？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原因是我们人民的新闻工作队伍还存在着严重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现象。第一，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这就使右派分子容易在新闻界点火；第二，在我们的队伍中也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他们同报社外面的右派里应外合，使右派对于新闻界的进攻一时显得特别猖狂。
有些人要求绝对的“新闻自由”。但是，究竟什么是所谓绝对的“新闻自由”呢？有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期被右派分子用资产阶级方向压倒了无产阶级方向，是一个教训；“左叶事件”的不真实报道压倒了事实真相的发表自由，也是一个教训。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刘光华所说的“登出来大家都知道了，收不回来了”，虽然狂妄，却说明了两种自由互相排斥的事实。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左叶事件”的文章以前，曾请农业部就原稿核对事实；农业部建议查清事实然后发表，中国青年报没有理会，因而犯了错误。本报发表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的时候，没有认真查对事实，也造成一大错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正是它的真实性。很显然，我们如果严格遵守新闻必须真实的根本原则，坚持真实新闻的新闻自由，就能避免这次的错误。
目前全国新闻界正在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不但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所有的新闻工作单位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取得教训，联系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其他错误和缺点，检查自己的工作，努力保证我国人民的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前进。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