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鸣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党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说，“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
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对社会生活、国家大事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多的发言的权利。各级的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都是畅所欲言，代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报纸、广播电台经常以大量篇幅刊登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但是，右派分子却大嚷大叫“现时代是人民不敢讲话的时代”。意思就是，要取得“言论自由”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国家制度，改变这个时代。面对着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看法竟如此不同。人民不禁要问：那些说“现时代人民不敢讲话”的人，究竟是在替什么样的“人民”争取什么样的“言论自由”？他们所争的“言论自由”，正是放散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自由。他们这样热心地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是要把这种“自由”一旦争到手里，就借此制造舆论，培植反社会主义势力，瓦解人民民主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试问，我们的国家能够给这些“人民”以这样的言论自由吗？不能的。
右派分子说什么“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事实也并非如此。尽人皆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的一项极重要的内容。宪法规定，我国公民可以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有对违法失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控诉的合法权利。为什么有人说“人们不敢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呢？原来，这里还有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不好”和怎样说法的问题。人民说党和政府的某些工作“不好”，是站在爱护党、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善意的，是为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作得更好，党和政府当然欢迎。而右派分子说党和政府的“不好”，则是站在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立场上，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来个根本的否定。这是恶意的。右派分子所争的，就是如此这般“说党和政府不好”的自由。
右派分子还认为，在我们的社会，谁说句话动不动就和思想联系起来，追思想根源，这样会“妨碍人们的言论自由”。我们说，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有错误的言论就必然有错误的思想。经常把人们的言行和思想联系起来，把旧的思想根源挖掘出来，以便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人们自觉地克服那些不利于新社会的思想意识，树立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有什么不好呢？一些人为什么如此害怕将自己的言论和思想“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样一“联系”就“妨碍了言论自由”呢？一语道破，原来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作贼心虚，他们总是害怕人民透过他们的言论看破他们的这种反动的思想实质。
“报纸总是唱一个调子”，右派分子认为这样就表现为“没有言论自由”。我们说，我们国家的报纸是既唱一个调子，又不是只唱一个调子。所谓唱一个调子，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报纸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报纸，要唱加强党的领导、鼓舞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调子。所谓又不只唱一个调子，这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可以表彰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和劳动人民的劳动业绩，也可以批评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等等。报纸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的“争鸣”，但又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只唱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调子，这只会鼓舞人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启发人民更多地发表有益的言论，这和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有什么相干呢？
综上所述，右派分子辱骂党所领导的国家“没有言论自由”的种种谰调，其目的不外是为一切反动分子争得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他们故意把民主、自由说成是绝对化的东西，仿佛在一个国家，无论任何人，谁愿意怎样说就怎样说，愿意怎样行便怎样行，毫不受约束，不受批驳，那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否则就叫做“没有民主、自由”。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两个对立的概念是互为条件而存在的。那种抽象的、绝对的自由，在地球上任何国度里都是找不到的。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