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现代生产与过去生产最不同的一点，就是现代化的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很多。在采集经济时代，一个人从他的岩穴中，跑到野地上去采集自然界所赐予的植物或小动物，身边是不带什么资本的。双手是他唯一的工具。人类自从以赤手空拳来打开生路的时候起，到二十世纪为止，少说一点，也有五十万年至一百万年。在这样悠久的岁月中，他的物质生活的进步，完全有赖于资本的蓄积。到了现在，我们比较各国生活程度的高下，探索造成这种不同生活程度的原因，一定可以发现一条原则，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能利用的资本，其大小是决定他的生活程度一个最重要的原素。一个用牛耕田的人，与一个用曳引机来耕田的人，其所利用的资本，是有多寡之不同的。用牛耕田的人，其所利用的资本，没有以曳引机耕田的人所利用的资本多，因而前者的生活程度，也赶不上后者。谁能控制更多的资本，谁的生产力也就愈大，因而他的生活程度也就愈高。
从这个观点看去，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加增资本，扩大每一个中国人的生产力问题。
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愿意提供几个答案。让我们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一下，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多少资本。
第一个计算的方法，就是先开一个单子，胪列工业化的项目，然后对于每一项目，估计所需的资金。关于这一类的材料，我们所搜集到的，极为零碎。譬如安诺德（Julian Arnold）曾替我们计算过，中国需要新筑铁路十万英里，以每英里需美金五万元计算，共需美金五十亿元。法理斯（L. Mpharis）以为中国发电的设备，过于简陋，目前所有发点能力，不过七十万瓩，但中国至少需要二千万瓩（美国有五千万瓩）。每瓩的建设费，在美国为三百五十美元，中国因为人工便宜，可以每瓩二百七十五元计算。二千万瓩的建设费，应为美金五十三亿元。资源委员会曾有一个扩充棉纺织工业所需资金的估计。中国在战前计有纱锭五百万枚，如再加增五百万枚，共需美金五亿六千万元。像这一类的估计，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应该还有。假如每一估计，都出自专家之手，是很有价值的。可惜这种材料，只是片段的，把这些片段的材料加起来，得不到一个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总数。
第二种估计的办法，是看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每年拟在农业中，抽出多少人来，使其转业。同时再看每一个转业的人，社会应该替他安排多少工作所必需的资本。有了这两个数目字以后，每年所需要的资金，便容易算得出来了。这种估计方法所根据的理论是简单的。任何一个农业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的职业分配，必然的要引起剧烈的变动。像中国这种国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就业人口，是集中于农业，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就业人口，分布于其它各种行业。工业化之后，此种职业分配，必然的倒转过来，即就业人口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从事于农业，而其它的百分之七十五，则从事于农业以外的生产事业。这种改变，不是短时期之内所能实现的，也许要五十年，也许要一百年。有人曾替我们计算过，假如中国的农业人口，从百分之七十五，减为百分之六十，中国的全国收益，可以加增一倍。假如再从百分之六十，减至百分之五十，中国的全国收益，可以加增三倍。这种成绩的表现，并不足奇，因为农业人口百分数的降低，就是工业化的一个象征，而工业化是必然的会加增全国收益，这是施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条原则。
在工业化的时期内，我们对于转业的人数，愿意作两个假定，一为每年六十万人，一为每年一百二十五万人。（此种假定的根据，参看拙著“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见本刊一卷二期）对于每一转业的人所需的资本，我们也作两个假定，一为四千六百美元，一为四十七美元：这两个数目的距离，相差很大。四千六百美元这个数目，是美国的资源委员会，计算美国在一九三五年，每一就业人口，所能利用资本的数目。四十七美元，是汪馥荪先生，估计中国目前全部就业人口，每人平均利用的资本。我们利用的资本，数目太低，所以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虽然天赋的并不比别人差，可是我国工厂工人的生产效率，照巫宝三及汪馥荪二先生的估计，只等于美国工人十九分之一。这种差别，亟需改进，加增资本，便是改进我国工人生产效率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根据上面的几个数字，我们可以算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第一，假如我们每年使六个万人转业，而转业的人，每人只替他预备四十七元美金的资本，一共只需美金二千八百二十万元。第二，假如我们还是使六十万人转业，但每人要替他预备四千六百美元的资本，一共便要美金二十七亿六千万元。第三，假如我们每年使一百二十五万人转业，每人有四十七元美金可以利用，一共只需美金六千零十五万元。第四，假如我们还是使一百二十五万人转业，但每人可以利用的资本，为美金四千六百元，则所需资金的总数，便为五十七亿五千万美元。
在我们批评这几个数目字之前，我愿意介绍美国一位经济学者斯丹莱（Eugene Staley）对于我国资金需要的估计。他的计算，是根据若干假定而来的。第一，他假定中国以后工业化的速率，等于日本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工业的速率，第二，他计算自一九〇〇年起，每一个十年之内，日本在工业上的投资，总数若干。第三，他以此根据，来计算中国在以后四十年内对于资本的需要。在把日本的材料，应用到中国的时候，他曾根据中国的面积及人口，加以修正。有些材料，他是根据中国的面积来加以修正的，如在铁路上的投资，中国的面积大若干倍，需要也就大若干倍。又有些材料，他是根据中国的人口来加以修正的，譬如面粉厂上面的投资，中国的人口多若干倍，需要也就大若干倍。根据他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中国在战后如实行工业化政策，则第一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十三亿元；第二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二十三亿元；第三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四十四亿元；第四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五十一亿元。
斯丹莱的估计数字，有一点是极有趣味的。在一九四三年正月，翁文灏先生，曾在重庆有一公开演讲，谓中国战后为推行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共需资金约为战前国币三百亿。此三百亿资金，应于前四年内支付，每年平均须国币七十五亿元，约为美金二十三亿元。此项估计，与斯丹莱估计我国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每年需要的数字相同，也与我们上面假定每年六十万人转业，每个转业的人需要六千四百美金的总数二十七亿六千万美元，相差无几。
所以，我们就假定在最近的将来，如要实行工业化，每年需要资金二十三亿美元罢。
在一九四二年，我曾根据不甚完备的资料，估计中国在战前用于经济建设上面的款项，约在五亿元左右。这个数目，我以为在下列的条件之下，是可加增的。
第一，假如我们能够改良税制，特别是田赋及所得税等，那么每年中央及地方的收入，应可加到二十亿元，假定政府分配预算时，能更注意于经济建设，以收入百分之二十，用在这个上面，则每年便可有经济建设经费四亿元。
第二，假如我们能改进国内的生产，使国民每年在衣食住各方面的消耗，都可自给而无须外求。又假定我国对于入口货品之种类，能略加管制，使入口货物中，百分之七十，皆与经济建设有关，则每年我国在国外市场十亿元的购买方，可以有七亿元，用于经济建设。
第三，假如政府能设法使国人的储蓄，能尽存入国内的银行，使储蓄数量，由战前平均之每年五亿元，增至十亿元。又假定政府对于人民投资的途径，略加管制，使每年的剩余资金，有百分之七十，投资于经济建设事业，则从国民总储蓄中，每年可有七亿元，用于经济建设。
以上三项合计，每年用于经济建设的款项，可达十八亿元，较过去每年之五亿元，超过三倍以上。
这个十八亿元的估计，因为方法不甚严密，所以我常希望有人出来矫正他，希望有人根据比较精确的数字，作一个更可靠的估计。但是这种希望，至今还没有满足的机会。丁忱先生，曾把刘大中巫宝三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全国收益加以检讨，而假定战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之平均全国收益为二百五十亿元之当时国币。同时他又假定国民储蓄为全国收益的百分之四，即战前国币十亿元。我所希望达到的建设资金，为十八亿元，等于全国收益的百分之七点二。根据各国的经验来说，平均国民所得高的国家，也是储蓄能力最大的国家。以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当他的全国收益上升的时候，储蓄的百分数也越高。以中国人民的穷困、及全国收益总额之低而言，则每年储蓄的百分数，只能在百分之五左右，是不足为奇的。但储蓄的数量，是颇富弹性的。一个穷的国家，在强迫储蓄的压力之下，其所储蓄的百分数，可以比一个富的国家在普通状态下所储蓄的百分数为高，苏联的经验，可以说明此点。不过目前如想中国人民自己的储蓄，可以达到每年美金二十三亿，亦即等于战前国币七十六亿，亦即等于全国收益的三分之一，恐怕是办不到的。假如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则已在饥饿在线徘徊的中国民众，非要再降低生活程度不可，这不是讲人道主义的人所愿意提出的主张。
因此，我们以为中国以后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无妨用两种方发筹集，即向国内募集，同时也向国外募集；即利用本国的资本，同时也用外国的资本。这是一条使中国在最短期内工业化的快捷方式，我们应当在这条途径上多想办法。
（一）我写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之后，送给好些朋友去看，请他们批评，蒙丁忱，谷春帆，汪馥荪，刘大中，蒋硕杰诸位先生，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
（二）这一次的讨论，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估计中国能够供给多少建设的资本，须采用严密的方法。
在这一点上，刘蒋二先生贡献的意见尤多，我对于他们的见解，完全同意。不过有方法而无统计资料，还是产生不出答案。因此，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及民间的研究机关，对于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公布，应该多花一点精力。假如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都能朝这一个方向共同努力，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便可对于中国的资本形成，作一可靠的估计。
我对于战前国内资本形成的估计，就是因为国内可用的数据有限，所以不能照刘蒋二先生所提出的方法进行。而且战时后方所能参考的书籍无多，所以估计方法所根据的理论，也有欠缺的地方，不过汪馥荪先生所批评的一点，我想还要声辩。汪先生以为政府建设经费，已经包括在人民的储蓄之内，此点我不同意。汪先生是研究全国收益的专家，我愿意提出下面一个假设的全国收益内容分析表，来讨论这一点：
1.全国生产总值 180
2. 除去折旧等支出 10
3.全国生产净值 170
4. 除去商业赋税 15
5.全国收益 155
6. 除去企业储蓄 5
7.私人所得 150
8.除去私人赋税 15
9.私人可以利用的所得 135
10.除去私人储蓄 15
11.私人消费 120
上面这表内，第四项及第八项，为政府的收入。政府在这些收入中，在理论上讲，是可以提出一部份来，作为投资之用，而成为公有资本的。假如他这样做，那么公有资本的形成，并不与第六项及第十项的企业及私人储蓄重复。假如政府从第四及第八的收入中，以之支付平常开支及投资，还感不足，而以严行公债的方法来弥补，然后我们才应由第六及第十两项中，减去公债发行的数目。除非公债把这两项储蓄，完全吃去，我们决不能说，政府的建设资本，已包括在人民的储蓄之中。
（三）关于资本的供给方面，丁忱先生以为银行信用的扩张，也应列为重要来源之一，刘大中先生对于此点，更有发挥。在中国没有达到充份就业时这当然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方法。丁先生又提到乡村中地主的窖藏，可加利用。我在一九四二年，写那篇“经济建设与国内资金”时，也曾提到“许多乡下地主豪绅，其剩余资金，并未存入银行”，因此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提议“在各县各乡，都设立银行的机构，使一切节衣缩食的人，都能把他的盈余，存入银行之内，只有在这种金融网完成状态之下，全国人民的剩余资本，才能全体动员，用于生产事业之上，否则有一部分资本，一定会冻结在老百姓的箱里或地下，对于国家的建设，是一严重的损失。”（拙著中国经济建之路页九五）谷春帆先生说“假使真有储蓄，倒也不必定要存入银行，方能作为工建资金，”也许他忽略了在中国储蓄可以变为窖藏的一项重要事实。除了乡下人的窖藏之外，蒋硕杰先生又提到“我国民间藏有相当数额的美钞和港币。”这种城里人的窖藏，诚如蒋先生所说，只要国内经济政治都稳定下来，是可以变为建设的资本，用以成为入超的一种抵补的。此外，谷，蒋，刘三位先生，都指出中国逃亡在外的资本，如加以利用，也可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资本来源之一。谷蒋二先生都提到此项资本的数目字，但因为根据不同，所以相差很大（二亿二千万与十五亿）。不管实际数字如何，这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资本，自无疑义，问题是在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逃避资本，重返祖国，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的。
（四）关于资本的需要方面，我所供给的数目字，只是表示用各种方法所能得到的数字。数字的本身，只是一种参考，一种尺度，并不代表客观的需要，也不代表主观的企求。特别是我根据转业人数及每人所需资本数目而得到的几套数目字，只是表示“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两个极端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于资本的要求。至于将来真正建设的时候，对于资本的需要，大约是一个政权的意志的表示，与我那几套数目字，也许根本无关。不过私人的猜度，以为任何政权的决定，总会落在那最高与最低数字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点。
（五）刘大中与蒋硕杰先生，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轻工业抑重工业，都有详细的讨论。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应当先发展消费品工业，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轻工业。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立场去看，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抗战以前是一个阶段，那时大家都注意于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且实际也是朝消费工业方面发展。抗战发生之后，大家的观点都有改变，再加以俄德二国昭示的榜样，抗战所加于我们身上的痛苦经验，使得大家都觉得国防没有巩固之前，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的，因此一般的见解，认为中国应当先发展重工业，虽节衣缩食，亦所愿为。抗战胜利以后，这个问题似乎已在论坛上退隐，不成为注意及讨论的焦点了。我很高兴刘蒋二先生不约而同的提出这个问题来，希望以后可以有再加讨论的机会。
（六）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资本的需要，并不限于生产工具一方面。生产工具的加增与改良，诚然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因而这一方面资本的形成，是必需的。可是另一方面，生产工具，必须有生产经验及劳动技术的人去使用他，才可以发挥效力。有了火车头而没有开火车的技工，有了炼铁炉而没有炼铁经验的工程师，结果生产还是无法进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人材的培植，是必需的，因此而加增的投资，也是必需的。生产工具，是我们有形的资本，而经验技术，则是我们无形的资本，但是这种无形的资本，也须花去有形的金线，才可以产生出来。这一笔资本的筹措，是在任何工业化的计划中所不能忽略的。
（摘自“新路”，第1卷第7期，1948年，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