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在十几年以前，我曾在《清华学报》里，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从佃户到自耕农”。在那篇文章中，我曾作下列的结论：
（1）佃户是乡村中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我们如要为他们谋福利，当设法使他们成为自耕农。
（2）美国的佃户，有许多靠自己的力量，便升为自耕农的，但中美的情形，相差太远，中国的佃户，如无外力的帮助，很难改变他们的身份。
（3）丹麦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结果使国内佃户的百分数，从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十，此举中国颇可效法。
（4）中国如实行丹麦的政策，有三点仍须注意。第一、政府应效法爱尔兰减租的办法，使地主肯将土地出售。第二、应以东欧各国的成例为鉴，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的价格，俾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购买土地所需之款，应由政府全部借给农民。至于此种款项之来源，或由政府举债，或发给地主以土地债券均可。政府借给佃户购地之款，利息应低，可由佃户将本息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
十余年的光阴，匆匆的过去了。佃户的地位，似乎没有什么改良。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各方面的人士，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的人，逐渐的多起来，土地改革的方案，我们也看到不少。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我愿意对我上面所述的第四点，便是如何使耕者有其田的步骤，作以下的修正。
（1）佃户的租额，应照土地法上的规定，以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
（2）地价应规定为现租额的七倍，由佃户分七年交纳，取得土地所有权。
（3）在佃户尚在清偿地价的时期内，田赋仍由原土地所有人交纳，佃户同时不向地主另交地租。
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在清偿地价的时期内，佃户与地主之间，地主与政府之间，所有的支出与收入，都没有变更，所以社会上一点骚扰也不会引起。可是地主与佃户心里都很明白，七年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便要转移了，地主可以从容的另谋生路，不致张皇失措，佃户想到不久担负便要减轻，心中必定感到很大的安慰。
此种改革，一方面可以提高佃户的生活程度，另一方面，可以消灭一个在生产过程中已无功能的地主阶级，使他们另谋生计，由不生产者变为生产者，所以对于整个的社会，是有利的。
不能算是根本的改革
中国佃户的百分数，根据南京金陵大学卜凯等的调查，张心一先生的估计，以及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都不算是很高。概括的说，中国的佃户，在农民中，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假如上面所提的办法实现，那么七年之后，这些佃户，便都变为自耕农了。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左边田右边每），岁收（左边田右边每）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
现在的自耕农，与李悝时代的自耕农，其生活程度有何差异？他一年收获所得，除了交税，祭祀，衣食等的花费之外，是否还有很多的剩余？我们只要放眼观察一下，就知道二千余年以来，自耕农的生活，实在是没有进步，没有可以值得羡慕的。
这种生活，在生产力没有变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他加以改进的。中国古代的仁君。最多只能做到薄赋敛。薄赋敛的结果，也只能使这些自耕农生活不致恶化而已。这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是难能而可贵，但是这种典型的中国自耕农生活，如与近代文明国家的自耕农生活相比，相去实有天壤之别。
近代文明国家的自耕农生活程度，所以能够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握着新的生产力。曳引机及其它新式农业机械，是新的生产力的象征。有了这种新的生产力，一个农夫，可以耕种的田地，便扩充了若干倍。我们用人力与兽力来耕种，所以每一个农夫，只能耕种三或四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采用或局部采用了机械耕种的国家，农民所能耕种的面积便扩大了，如德国的平均农场为二十二英亩，瑞典为二十五英亩，丹麦为四十英亩，美国为一百七十四英亩。在这样大的农场上，收获自然非小农场所可比。因此这些国家的农民，以其收获所得，除了交税，除了满足衣食住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可以作教育，医药卫生，娱乐，旅行，交际，慈善事业及储蓄之用。他们生活程度之所以提高，因为他们有大农场，用机器耕种，每人的收获量丰富的缘故。
我们为想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使其可以与文明国家的农民相比拟，非变更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可。
可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之内，提倡中国农村改革的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用心思的。只有这次抗战胜利之后，善后救济总署的主持者，才大胆的在农业机械化一问题上，作初步的尝试。现在有好些省份，如河南，浙江，湖北等省，都得到了一些曳引机，作开垦荒地的工作。我于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曾到过湖北京山县的罗汉寺，参观那儿合作农场上曳引机的工作。我同农场上的技术人员谈话，知道罗汉寺一带的土地，在抗战期内，已有六七年没有耕种过了。野草的根，入土很深，如用牛耕，每日只能犁地二亩，但用曳引机，每日可以犁地约一百亩。因为机器的效率高，所以京山合作农场，开垦二万华亩荒地，共拟招收四百家农户，每户可以分得农田五十亩。五十亩这个数目，比较长江一带的平均农场面积，至少要大二倍以上。所以将来合作农场上的农民，其生活程度，一定可以比普通农民要高些，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京山农场，是在荒地上建筑起来的，所以没有地权的问题。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如欲推行农业机械化，许多困难的问题便发生了。
第一、农业机械化之后，需要农户的数目便减少了，这些多余的农户，安插到什么地方去？
第二、细碎的农场，像目前中国乡村中所呈现的，并不适于机械的使用。为使曳引机可以发挥其作用起见，现在的农场，应当如何合并？
第三、假定农场已合并了，参加工作的人，其土地权的收获及其个人工作的收获，如何计算？
这几个问题，在理论上都是需要解决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才可以实现。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农业机械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以少数的农民，来耕种中国的已耕地。在已耕地并不减少而农民数目减少的条件下，每一农民的收获量，自然增加，因而他的收入，他的购买方，他的生活程度，也就自然随之而提高。所以曳引机到了农村，引起一部份人民的离村，乃是我们所想达到的目标，不必惊奇。我们所要考虑的，乃是这些剩余的农民，应当安插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答案，是把他们安插到别的职业里。因此，农业机械化，应当与中国现代化或工业化同时进行。我们应当计划，假如在下一年内，新兴的工业，矿业，交通业，运输业，以及其它的职业中，需要若干人力，我们便以等于这些人力的曳引机，送到农村中，去换出农民来。这样的办，农村中的生产力不会减少，因而到别的职业中去的人民，在粮食上也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在别的职业中，因为这批生力军加入了，生产便会加增，事业得以发展，结果一定可以使全国的收益加增。这个办法，并无新颖之处，欧美与苏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的移动，都是从农业转到别的职业，我们不过采用他人已经走过的途径而已。
我们在此要特别指出的，就是这儿所提出的农业机械化办法，乃是一种渐进的办法，由局部的机械化，以至全部机械化的办法。我们所以不主张农业立刻全部机械化的原故，一因曳引机不是一下就可以造得出许多部的，但是如欲中国的农业全部机械化，大约需要二百五十万部左右的曳引机，其它的机械还未计算在内。这一大笔资本，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创造出来的。其次，即使我们能够弄得到这么多的曳引机，我们也不应马上采取全部机械化的办法，因为如采用这种办法，马上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根据别个国家的经验，农业以外的职业，吸收人口的能力，在短时期内，是有一定限度的。原因是就业机会的产生，由于资本的加增，而资本的加增，无论是利用外资，或自己积蓄，都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每一种实业中，不加增资本，而加增就业的机会，只有在降低生产效率一个条件下可以达到，而降低生产效率，是与社会进化背道而驰的，为我们所不愿意采取。美国自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农业以外的就业人口，从二千五百七十万人，加至三千八百三十万人。在二十年之内，加了—千二百五十万人，平均每年只加六十余万人。苏联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工人及雇员的总数，除开就业于农林渔业的不计外，从八百三十万人，加至二千四百六十余万人。在十三年之内，加了一千六百二十余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二十五万人。假定我们的工业化，其速度可与苏联相比，也就是说，假定我们每年可以从农业中提出一百二十五万人，参加别种职业的生产，那么我们每年送到农村去的曳引机，最好每年只能代替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工作。多造曳引机，只有使工农的就业人数失调，不是妥当的办法。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场时，没有顾到这一点，以致曳引机到了农场之后，一部份的农民，无法安插，结果只好打破社会主义的信条，对于加入集体农场的农户，每户分配私有农场一英亩左右，以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其闲暇。在集体农场上是用新的生产力，而在私有小农场上，还是利用旧的生产力，即人力及兽力。由此可见农业全部机械化，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我们因此应当作长时期的打算。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第三节内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场的合并问题。
目前我们这种小农场制度，阻碍了新生产力的使用，是很为显明的。我们如欲利用曳引机来耕种，非铲除现在田亩间的经界不可。如何使这个目标实现，同时又使农民肯自动的来赞助这种运动，乃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现在假定以七年的时间，来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工作。在七年之内，现代化所需的劳力，由现在都市中的游民或乡村中无地的雇农来供给。七年之后的第一年，中国农业以外的实业，假定可以吸收一百二十五万人。此项劳力，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吸收呢？
为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假定此一百二十五万人，将平均分配于一百个都市的新兴事业之中，于是每一都市，应向其附近农村吸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使这个目标易于达到，政府有几件事，是要事先妥为筹划的。所应筹划的第一点，就是要制造或购买若干曳引机，使其所产生的能力，等于一百二十五万人。第二、政府应在一百个都市的附近，兴办合作农场。在合作农场之上，是用曳引机耕种的。每一都市，既要向附近的农村吸收一万二千五百人，以每一农户平均有工作人口二点五计算，等于五千农户。此五千农户，也就是要转业的农户。政府于兴办合作农场，圈定农场范围之后，应以保证转业后之所得，不会减于过去五年平均所得之条件下，劝导合作农场中一部份的农民转业。转业之农民，其土地移转给政府，政府所付的地价，也是等于地租七倍的债券，分七年付清。转业的农民，一方面得到政府的保证，在新的职业中，其所得不下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数，另外还可坐食地租七年之利，所以他们应当是赞成这种办法的。
此五千农户转业之后，合作农场上的劳力，大为减少，但因有曳引机的替代，所以生产力并未减低。这些加入合作农场的农户，我们假定他们都是自耕农，但其田亩之多寡是不等的。政府对于他们的参加，只附一个条件，就是所有的土地，都要以债券收归国有。政府于七年之内，付以等于地租七倍的地价。所以合作农场成立七年之后，农场上的土地，便由私有移转为国有了。合作农场成立前的七年，是土地由地主转入自耕农手中的时期；合作农场成立后的七年，是土地由自耕农手中转为国有时期。合作农场的推广，也就是国有土地的推广。等到农业机械化全面达到了，所有的农地，也都变为国有了。这是利用生产力来变更生产关系的办法。可是加入合作农场的自耕农，是否可以赞成这种办法呢？我们的推想，假如合作农场的办法，对于他们有利，他们是会赞成的。而有利与否，要看合作农场上的收获如何分配以为定。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第三节内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了。
我们理想中的合作农场，是由参加农场工作的自耕农的土地，与五千户转业农民的土地合并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农场，其土地面积，如平均分配于参加农场工作的自耕农，则每一农户的所得，可能比他参加合作农场以前的土地面积大好几倍，这是我们最要记着的一点。但是因为有曳引机帮助耕种，所以土地面积虽然大了好几倍，这些农民也照顾得来。他们耕种的所得，在合作农场成立后的七年内，因为土地权还未完全移与国家，所以要照常纳税，也许是等于收入的百分之十。另外我们假定曳引机是要租金的，此项租金，也等于收入的百分之十。余下来的部份，除提出若干公积金外，其余的在七年之内，一概照自耕农参加合作农场时所贡献亩数的多寡分配。今有甲乙二自耕农于此，甲在参加时有田三十亩，乙在参加时有田二十亩，那么乙的所得，应为甲的所得的三分之二。在此七年之内，转业农民五千户的所得，由政府代收。政府于收到此五千户农民原有土地上分配得到的实物或代金后，以百分之三七点五，付与转业农民，作为转业农民应得的地价。余下来的百分之六二点五的实物或代金，政府即用以收回自耕农的土地。自耕农在每一年内所应得的地价，等于一年的地租，如是者七年，自耕农的土地，便为国家所有。
在合作农场办理以后的七年之内，自耕农的收获，除了本人土地上的收获外，另外还加上百分之三七点五的地价所得，所以他的收获是加增了。他的支出，表面上似乎加了一项，即曳引机的租金，但是如无曳引机，他得买牛或者雇用人力，此项支出，照浙江省试用曳引机的计算，可能大于曳引机的租金。收支相抵，他是有利可图的。七年之后，所有合作农场上的土地，都为国有了。政府对于这个农场，或者收租，或者把自耕农一律当为国家农场的雇员看待，一律付给薪资。无论是采那一种办法，对于农民都是有利的。因为农场的面积较前扩大了，所以自耕农而使变为国家的佃户，其所得也会超过他在自耕农时代的所得。试举一例说明此点。假定在自耕农时代，某甲有田二十亩，每亩收获谷物三担，共为六十担，除去田赋十分之一约为六担外，余下的为五十四担。加入合作农场之后，因为有转业农民留下的土地，每一合作农户分配得到的土地，一定要大好几倍。现在假定只大三倍，又假定每亩的收获量亦如前，共为一百八十担。除去向国家纳租百分之三七点五应为六七点五担外，尚余一一二点五担。他的收入，比在自耕农时代还多，所以他的生活程度也会好转，这都是新生产力所造成的结果。
四月七日，清华园。
我写完〈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送给一些朋友去批评，承徐毓枬、戴世光、陈振汉、韩德章诸先生把他们的意见写出来给我，读后非常感激。韩德章先生的四点意见，及陈振汉先生的第二点意见，全是补充性质，不必答复。其余各位先生所提出来的意见，我综合答复如下：
（一）消灭地主阶级，是否公平？
公平的观念，历代常有变更，来属于“价值”范畴，不能像科学原理的可以用事实证明。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个阶级，假如他在生产过程中，有其贡献，那么消灭他是不公平的。假如他在生产过程中，并无贡献，只过一种寄生的生活，那么消灭他是公平的。同时，我们还要看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合理。地主阶级，虽然已失其功能，但他们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对于他们地位的形成，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因此，我们不可以为某人是地主，便要驱逐他，或者杀掉他。我们应当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从一个不生产者，变为一个生产者。这就是我们提议以七年的时间，来消灭这个阶级的理由。我的文章，是谈土地问题时，在此范围之内，自然不必牵涉到别的不劳而获的阶级。徐先生说我的文章中不攻击别的巨富，为不公平，其实此乃为题目所限制。别的问题，应当在别的题目下讨论。
（二）一番工作为什么要两番做
徐先生及戴先生都提出一点来质问我，那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将土地收归国有，而要分作两段办理。他们两个人既然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来，显然是我没有把我的意思说得清楚，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所以要分作两段做，因为是要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生产关系问题，这是可以全国同时解决的，可以在七年之内到处解决的。解决之后，全国便没有地主，也没有佃户，而只有自耕农。地主剥削佃户的事实，在七年之后，可以完全不存在。第二个问题乃是生产力问题，这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我们要逐步的推进，须要比较长久的时间。
在我的文章中，我曾提议，在全国农民都成为自耕农之后，我们即可开始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第一年由农村中吸收一百二十五万人，令其转入别的职业。此一百二十五万人，假定等于五十万农户，中国目前大约有农户六千万，那么五十万农户，不过总农户一百二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在我们开始改良农村生产力的第一年，只有很少数的农户要转业，也只有很少数的农户要加入合作农场，因此也只有很少数的土地，要收归国有。以后机械化的范围逐渐扩大，国有土地的面积也就逐渐加增。
这两种工作所需的时间既然不同，自然不能在同时内完成的。
如照徐先生所提出的办法，国家只须视工业人口上之需要，逐渐圈地，办理合作农场，把地权收归国有，那么我要问：在合作农场以外的佃户，是否让其依旧向地主纳租呢？假如徐先生的意思，是在合作农场没有推行之前，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依旧，那正是我所反对的。我以为生产关系的规定，是法律方面的事，只要舆论赞同，或行政者有此勇气，则变更法律，不过是议会中举手之势，实在是很容易的。而生产力的变更，却不可一蹴而几。我们不能因为后者推动很慢，而把前者也搁下来。
同样的，我以为戴先生所谓佃户因为土地有两次改革，因而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发生兴趣，也是过虑。他以为佃农变成自耕农以后，一定要被劝导转业，或参加合作农场。其实是不然的。如上面统计所表示，只有少数的佃户，在成为自耕农之后，是马上又要走到转业或参加合作农场之路的。大部份的佃户，在成为自耕农之后，因为农业机械化迟缓的缘故，是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终身要在他自己的农场上耕作的。但是他的收获，没有地主向他要租，这是使他的生活程度，即使没有机械化，也可以略为提高的一个因素，所以徐先生谓要提高生活程度，不必牵涉地权之说，我不同意。难道一个交租的农夫，和不交租的农夫，中间就没有一点分别吗？
（三）农业机械化与人口问题
戴世光先生及陈振汉先生，都提到人口问题。他们一方面看到农业机械后转业人数的有限，一方面看到我国人口自然加增率之高，因而怀疑：即使转业者每年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农民的生活程度，是否可以提高。我对于这个看法，极表同情。我在没有写这篇文章以前，脑海中原来另有一个题目，名为“三管齐下的经济建设”，说明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及节制人口，应当同时办理，才可以收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后来觉得人口问题牵涉太广，有另外写文章说明之必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便没有提。其实我很同意陈戴二先生的看法，认为如乡村中移出的人数，不能超过增殖的人数，那么生活程度是很难提高的。可是我也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人口，在目前那种高的自然加增率之下，如不立即推行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则农民的生活程度，有更趋于恶化之虞。农业机械化，虽然不是提高农民生活程度唯一的因素，却是许多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摘自“新路”，第1卷第2期，1948年，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