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芳，男，1921年生，广西容县人，旧军官成份，本人职员，农工民主党党员， 遗传室助研。
“肃反中被提出斗争的人看起来很像反革命，把什么事都连上，这样使我感到说话要小心，觉得说话必须有三人在场，免得断章取义……贾某与我没有来往，只是问问稿子上的东西而已，肃反时也把它扯进去，这样就使人不敢与人接近。肃反中既已查明了，贾某和我只是一般联系，又何必在总结上写上一条，反而成为一个问题……还有我的一个学生与我只是个助教与同学的关系，并没有政治关系，总结上为何又要写上没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好像总结上写几条是为了证明肃反像是有很多成绩。”
肃反总结，写的像“煞有介事”(注：“上海话没有事也写的很有这那一回事的样子)。”
2、“随便问问陈某是不是团员，李某的电话号码，运动来了，都是大事了，所以我认为二人谈话必须要有一个第三者，而且是党团员在场，将来可以作证，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言下甚为愤慨”。
3、“在肃反中走群众路线，是要依靠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而不是依靠群众进行盲目的斗争，有调查材料后，可以用群众斗争的方式引出一些问题，单凭假设就进行群众斗争是不妥当的。”
4、葛佩琦言论发表后，他到处介绍别人去看，说是好文章。反右派斗争后，他还这么说“葛佩琦的言论我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坏处，只觉得说得太厉害，为何他不讲些肃反运动的成绩呢？在我们室内就是有偏差的，我觉得他的话，只是危言耸听而已，没有说出肃反的成绩，可见人的立场不同，看法即不同，如果搞肃反的人看葛的文章即不认为肃反搞糟了，而肃反的对象，因为人受了冤枉，还觉得对，是不合乎人情的，如有90%的人是冤枉的有10%的人为特务也是成绩，但要谈向偏向，毛主席也说还要检查的。葛的话是否有根据，我想至少有些根据，所以我倒觉得他是一个痛快人”。
5、七月初黄季芳在小组会上辩论“成绩是基本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不是公式？”这个问题时，黄季芳说“这句话可以说明立场问题，如果一件工作有10%成绩，90%错误(或者40%成绩、60%错误)共产党看到10%的成绩说成绩是主要的，右派只看缺点，说错误是主要的，这说明他的立场”。这几句话快报就把它刊登了。以后，受到了很多同志批驳，黄季芳又改变腔调与授精组的同志说“快报上把我意思歪曲了，原来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肃反里搞了十个人，只搞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在共产党看来，搞出一个就是成绩。”当时授精组同志就反驳他说：“你这与快报上所载不是一样吗？其余九个人不都是冤枉了吗？”他又解释“一件新的工作初搞时难免不发生错误，工作没做好，目的未达到，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亦是吸收了经验教训。”
6、“根据我理解，应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立场来评价我室肃反，全国范围非肃不可，肃反中弄清我室没有一个反革命，虽然被提名的多，表面效果3:0，但亦符合整个利益，也算成绩是主要的，至于点名被斗则无所谓，但要考虑到团结，如在斗争中有“狡猾”、“无赖”等词句，有损知识分子的面子。”
7、“过去每次运动都轮到我，总结时也都说搞清楚了问题，组织就会相信，就好使用，但运动来了还是这样，有一次黄绍竑问我：你在肃反中情形怎样？我都不好意思说。”
8、“党平常不理你，运动来了就叫你做斗争对象，好像没有是非，没有真理似的”。
9、黄季芳得意的说“肃反已经有人向我投降了。”
10、黄季芳在年青人中散布“我对肃反意见很大，李某的文章只不过是第一炮”。
1、“我参加了集体水利座谈会，在会上没有一个人不谈到：党中央的号召很对，但具体到某一党组织中即有问题”。
2、“祖先生身兼 16职，是农业部宗派主义，不相信非党干部的表现，因为他是党员，什么事情都让他做。”关于这问题黄季芳在大大小小的会上说过好几次。
黄季芳在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召开的农田水利座谈会上这样说：“农业科学是综合性的，都需要有很好的配合，如果人事配合的不好，就很难发挥作用，特别对我们这些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受不到信任，力量没有很好发挥，主要原因是‘鼓励少，打击多’”。
黄又说：“非党领导干部都是有职无权，如戴副所长、农业部杨副部长。又举出自己的例子说：“李某与林某闹意见，我是组长但我还要问老韩‘我可以过问吗？在老韩同意之后，我才能过问。”
３、对党的干部培养政策表示很不满，在会上曾经说过：“选拔留学生出国，完全着重政治条件，宗派主义，我室小万、小葆送去二次，结果还是党员小万去了，知道的说小葆成绩差，不知道的说小万是党员。”又说“派选留学生是宗派主义，把政治条件作为唯一的条件而不管其他，姚某一无长处，只有一条，他父亲是老党员，选拔不公开，更不用说了，宗派主义和神秘主义，陈某去武大学习也不合适，别人提出不能去，陈提出来就能去。”
“留苏考试是形式，有一次留苏学生中主考的一致认为其中一个不够条件，其他的人都能去，就是这个不行，但是结果主考认为可以的都没有录取，唯有这个大家认为最不合格的偏偏录取了。”
4、“党员比群众多占便宜，学习机会多，选留苏，群众也没有份，党员代表一种特殊人物，在北蜂窝时，买东西、跑路都是群众，党员不去……”
5、黄季芳到处嚷嚷“与党员谈话必须采用三人制”。还说：“对党员讲话得三思而后行”。“过年到李先生家吃了一顿饭就不敢声张，好像免谈国事，讲话怕被党员歪曲。”
“……组织上把我们列在‘防匪防特’之例……”
6、“陈某，挑拨我你之间关系，这种共产党员卑鄙之至(还有其他恶毒的字眼)……。
“评奖的时候，陈某、老梁好像审犯人似的……”。“不得不让我得奖……但这篇文章国际上都知道了，因此不得不如此了”。接着又说“武汉去学习，我也是推荐你去的啊！不知为何后来没有你了，而陈某、小童一提出来就可以去。”
1、整风一开始，黄季芳就说：“啊哈！你看党内整风就和风细雨，整知识分子时就粗风暴雨。”
2、整风初期，党号召大放大鸣，黄季芳却在室内，会上会下几次三番，散布这种空气：“群众顾虑大啊！怕穿小鞋、怕报复，这是过去运动的教训，像过去运动一样，说话要被记上帐的。”
当有些青年的同志向他解释党的政策，一向是宽大为怀，不记旧帐，从不采取报复手段的，不应该有顾虑。有时黄就说：“不好与你们比，你们的历史，正如袁某说的，放在桌上用锤子锤都不要紧的……”。有时他就固执的摇摇头，轻蔑地笑道：“你们不知道啊！以后瞧着就是了。”然后又拍拍自己的胸，说道：“反正我是不怕、我的帐上，早已经记满了。”在室内的座谈会上他也这样说：“我也常劝人要发言，但别人顾虑大，尝过“味道”的人都不敢说话……群众顾虑很大，我看见有人发言时，手都发抖(注：他所指的是他所参加的室的座谈会上有人发言时，手都发抖)希望党团员都作必要的表示，不然此运动蜻蜓点水，影响很大……”。
3、“我就怕整风是放长线的大鱼，我发言时就已声明我 谈的还没超出人民日报上已经发表的范围。”
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以后，黄季芳右手向上一场，得意的说：“我早知道，葛佩琦的言论是到了高潮了。”
4、他用讥笑的口吻与党团员说：“怎么这次整风运动党团员都不提意见不带头了？过去运动都是党团员带头，这次要我们了吗？”有人回答说：“不是某某是团员，他也提了很多意见吗？”他笑笑说“他吗？他提的意见都不是要害，重要的他才不提呢！”
5、室内为贯彻边整边改的精神，对见习生工资作了调整，某日黄季芳在屋里问与某人谈起此事，说：“老韩，别看他那么样，他也有一手的，见生习调整工资的事，是堵堵人家嘴罢了。“说到这里把声音压得特别低。
1、六月中下旬反右派斗争已经展开，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通知各支部要起来反对右派分子章伯钧，揭露其罪行，划清界限，在农工西郊支部委员会上，陈启华(宣委)曾提出在即将召开的支部大会上应把“与章伯钧划清界限”作为中心问题来讨论，当时黄季芳不同意，认为时间太早，质问陈启华有无根据？农工市委是否有指示？陈启华说：“在人民日报上看见的，争执很久，最后决定要陈启华找出报上根据带到会上去。
2、六月二十九日黄季芳在室内小组会上对正在热烈展开的反右派斗争他这样说：“揭露问题的发言差不多都是千篇一律的，右派分子被批判，声势浩大，我也觉得是否如此严重？”然后他又转弯抹角、藏头露尾的这样讲：“共产党的成绩是不会被动摇的，国际间认为我们是团结的，国外的代表或记者来我国访问的一些人，大家都是说好的，虽然也存在着缺点，章伯钧、章乃器的发言会使国外的人，怀疑以往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布置好的表面文章，怀疑我们不民主，这种影响是大的，但实际上是蜉蝣撼石柱，一定要将此种情形讲清楚，避免有人说整风整到别人头上来了。”
黄季芳接着说：“政治设计院的内容尚未拿出来，如何能说章伯钧为右派呢？等他拿出来再批判不更好吗？”后来觉得他提出此说法的本身，就能引起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而大会中必有中外记者；即会有一定的影响，章伯钧作部长还嫌小，想作更高的官，甚至想轮流执政……”
3、反右派斗争开展后，王君奎出差刚回来问黄季芳“农工民主党内搞得怎样？”黄说“农工民主党很奇怪，大右派很多，下面小右派没有。”王又问“根据什么？”黄说：“我参加了城里会回来。”(意即听城里农工民主党内有人说过的)。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