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职能中有一条是说组织社会生产，这样提不对，是为千年万载不消灭国家打埋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刘平）
“过去教条主义对我们影响很大，我感到说话不自由，有些人不敢讲，如果提出问题，不合领导意思，就说思想落后给人压力很大。林希翎说：‘发牢骚就是对领导不满对领导不满就是对组织不满，对组织不满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对人民不满，对人民不满就是反革命!’肃反中就有这种例子。”（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谢德钧）
“整个国家机器都是官僚机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从上到下的普遍现象。”（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佟骏）
“三十年来，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停止了发展。”“在目前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民主还是目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基本要求。”“对于这些少数领导同志说来（指中央政治局同志）民主是充分的；对于广大劳动群众说米，民主还是缺乏实际的保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潘俊民）
“党常说旧社会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新社会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但几年以来，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当家作主的是少数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才达）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要统治，专谁的政？过去总理中有民主人士，现在没有，象征着对其它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编者注）的专政统治，统治阶级也可以代表被统治阶级利益，如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农民起义的领袖）上台后，代表被统治者的利益。”
“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有工人阶级罢工，也有党、团员参加，这问题怎样解释？是什么性质？”
“政府缺乏一个反对派，过去歌功颂德，使党自信心强，抬上去了，离开了五亿农民。说农民不先进，农民思想那一点不先进？过去不许找岔子，现在整风光是找岔。各民主党派只跟着共产党后面走，不敢提意见是不对的，有些民主党派自己找党监视，认为党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党员不许别人监督，就是三反、五反，镇反时政府中有几个反对派？”（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杨维新）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还要采取对一些人专政呢？”（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唐廉）
“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如果搞不好，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王衍臻）
“章伯钧讲资本主义有活力是有充足理由的，两院制有优越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苏联也是两院制”，“在民主集中制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没有差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刘平）
“在人代会和行政机关的职员上，党员不应过多，最好由专门人材（如工程师）实际掌握行政权力”，“政府机关（特别是县以下的）职员，最好是按期调换，不终身做政权工作”。（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赵作炜）
“我觉得专政对象是少数人，只是党团员专群众的政。”（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助教 才达）
“程海果（林希翎）同志提出解决办法（指三害——编者注）——革命，我认为就是改良，从基础上来改革，内核应政变，谁也不能居于统治地位，现在的领导就是统治。”
“国务院副总理是可以吸收民主人士及较公正、有工作能力的工农群众参加。部委员会没有权，党组有权。部委员会是形式主义。部委员会应有决定工资权利和监督工作，任免干部有参加意见的权利。”（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肖枫）
“在政治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呢？是独裁，是专权，是继承了封建时代的统治形式。”
“对过去的政治制度要重新估计，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不一定要共产党执政，可吸收资本主义一些好的东西。”
“我们现在的统治可以说是中世纪的统治方式，那时是神权，君权，现在是党权，党说了就算。名义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专政，把马列主义当圣经，圣经上没有的不许说，只能重复圣经的话。”
“有人一谈到民主就强调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难道我们现在就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吗？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诬蔑，现在我们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是党的国家。毛主席说民主是手段，那就应该是全民基础上的手段。”
问题是还政于民，如果党就是政，政就是党也没有什么，只要充分反映人民意志就行。今后党的方针是否能充分反映人民意志，这有困难。
选举是否民主，能反映每个人意志吗？事实并非如此。竞选坏的一面是收买，二面手法，但这不是不可克服的缺点。”
“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民主，个性能够发展，比我们好得多。我们现在当然也有民主，自由等，但是很不够，权利是相对的，譬如死人也有权利，人死了，得给他葬身之地。我们现在不是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现在比奴隶好得多，但政治上不平等，党团员能听报告，看内部文件，连看参考消息也要分等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 张祖文）
“我们国家政权强大和党的威信的提高，影响民主的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没制度无保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潘世元）
“民主党派应当有自己的政纲，我同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于云鹏）
“国务院在讨论成品之先，可以和民主人士一起设计，这是群众路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助教 卢冕持）
“……无产阶级专政有阶级片面性，苏联肃反扩大化就与此有关。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片面性，但现在尚未充分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国家机关有权力，就容易把矛盾处理错……马克思主义要政权领导建设，但苏联发展官僚镇压权力，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没有区别，镇压权力的发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无产阶级专政是与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宪法是空口说白话，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宪法上规定的权利也没有保证：八十三万人不能升高中，这是没受教育权；三八制在东北某煤矿未实行，农民和普通工人不能去疗养，这是没休息权；言论、集会、游行的自由也没保证，只能说好，不准说坏，集会，游行只能是反帝（英法）侵略埃及或庆祝‘五一’、‘十一’等，谁也不能来反对政府和高干；新闻也是报喜不报忧，比如兰州罢工（可能是指林希翎的所谓玉门罢工事件——编者注）未报导。因此宪法是白扯！骗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中央和毛主席说（民主）是手段，是打算不是给人民民主，以此作挡箭牌，现在所给小小的民主是形式，给民主党派的职权是为了宣传是假的，是幌子。外国来中国访问，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都说有职有权，现在看看并不是。不反对专政，只要说得干脆倒好，就是一党专政，但不承认。”（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韩枫）
“公安、司法机关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差不多……”（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研究生 杜树芸）
“1．我国没有民主：a．只许说好，不许说坏。b．选举制度不民主，对现在联合提出候选人总觉得不对劲，而竞选呢？竞选人可以提出现存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办法，可以对过去的工作作一个估价，可以向好的方向去努力，创造达到好的后果的条件，可以提出那些办法是最好的办法。只要能作到这些就可以选他，现在选举只提候选人过去的情况，这能保证他以后作好工作吗？
同意两院制，各个党可以提出自己的纲领和自己党的候选人，谁好就选谁。
2．宪法是虚伪的，没有民主。a．我国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都没有保证。b．言论不自由，只准讲好话，不准讲坏话，因此对宪法提出怀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王宪文）
“我们国家的人民政权是官僚机构”。并且认为这个“官僚机构”是“三害”产生的根源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曾纪梅的材料）
“农民的生活太苦了，政治上根本没有什么权利，没有民主。农民这样苦，久而久之就会发生农民大起义的。选举只是给统战人物安排的，叫群众选那一定是不行的，下面的一些干部党员因为唯命选举，民主空气非常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单思良）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专政与民主都不断扩大的过程（这与毛主席的专政不断缩小的说法不矛盾；毛主席是指被专政的人不断减少）。专政的扩大表现在：（1）参加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人不断增加。以前无产阶级人数比重不大，随着社会主义建成，城乡无产阶级加上知识分子几乎囊括全民；（2）从专政所代表的利益看，无产阶级的利益越来越小（按文意似应为‘越来越大’——编者）。如中国1949年时专政还不触及资产阶级利益，甚至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总路线提出后，专政就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了。又如罗马尼亚，1948年前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掌政权，1948年后国民议会改组，无产阶级就对资产阶级专政了。……
现在就谈谈中国民主制发展的具体过程：
从上所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集中制等等，这些都是抽象的制度，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客观必然性。它必须通过某些人根据这些原则订出具体制度——国家体制才能表现出来。其二者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是能动的因素，形式是相对稳定的；内容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事物的量变，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突破形式，就要用更新的形式代替它，它就构成事物的质变。在我国革命胜利的初期，由于：（1）阶级斗争复杂，无产阶级力量不大；（2）人民内部思想不统一，觉悟不高，所以民主的范围就小。服从党的纲领政策——代表人民利益的纲领政策——就是最大的民主，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民主的表现形式就是半军事化的国体，全国分六大军区，城市由军管会管理，等等。1954年随着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亦扩大，其表现形式就变成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机构亦改变了，人民获得了普选权。这个形式是完全适合1954年的客观形势的。但是，三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1955年的社会主义改革高潮以后，1954年那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包围我们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五亿农民实行了合作化，资产阶级亦已基本上改造，这就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人民要求更高的民主权，而现在作为人民民主专政表现形式的国家体制却还停留在1954年的阶段。因此，为适应形势的需要，现在已经不是调整某些制度的环节的时候了，而是要对整个国家机构作较为全面的改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邓先扶）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