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是有些个别同志老觉得‘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党外人士坐享其成实在是恨死了，具体到物质待遇，不由得生了妒嫉之感，于是忘了团结，忘了工作而注意到个人地位、待遇打算，见到党外人士就有些憎恨，由憎恨进而找差子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恨不得将党外人士推出去，这样个别同志是只看到个人利益，是把个人利益放到了第一位，把党的利益放到了第二位，只看到局部利益把全体利益放到第二位，这是从个人打算出发，他所关心的是个人地位，个人享受，个人待遇，好出风头，在工作中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以企达到个人企图，对党政策不了解，不了解个人与组织关系，这既是宗派主义的温床，也是个别同志党性不纯的表现，这样发展下去将造成极坏的后果，党内外是存在着矛盾的，且还很深，但这是个别人，特殊的，一般说来党内外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授 朗朗天）
“要求党员多一点人性”。“希望党员同志在党性以外再加上一些不太违反马列主义的思想习惯，希望党性与群众性不要距离太大”。
“党员把自己看成为特权者，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今党不但要洗脸上的灰尘，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教授 李景汉）
“解放后入党的党员90％都不行，可是不行还要当领导，怎么能不官僚主义？”
“党群关系怎么才能搞好呢？新闻系是特殊的系，外语教研室也是个特殊教研室。举我所触及的一个小例：从西郊乘车来城内，当你坐在座位上时，即使旁边还有一空位，党员也不会坐在你身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群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汪同祖）
“现在党员是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我即组织’，‘我即毛主席’，在国际上‘我即斯大林、马克思’。解放后幼儿园是各式各样的，但街道幼儿园却最差。少了两个东西，即法律感和道德感。一次聂副校长作报告时说宪法可以灵活应用，袁世凯都不敢这样说呀！在北海文史馆的一个党员，几次犯强奸罪，只判刑一年，该机关还直接写信说工作需要呀，离不开呀！结果一年徒刑还是缓期执行。以上这两多两少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吗？毛主席拿出整风来，但老百姓的心只一个毛主席，老百姓也想天下太平，老百姓与党的距离是远的。这次整风收不到效果是很危险的。”
“现在某些人在思想上有优越感，这是第一号。第二号是帮凶，捧场混饭吃，给党员特权，做领导，到处是独立王国，老百姓受不了，好像元朝时，各家住的蒙鞑，到处是，到处发号施令。”
“有人说我们像私塾先生，我说不是，而是像前清的教官，教授到操场呼一声‘请大人立正’、‘大人早安’！我们是干的这个！来了六年了，有的学生毕业当系主任。有一次上课作习题，我改正学生错误，他说，哼，真他妈的！做私塾教书只有东家‘哼’，我们是谁都可以‘哼’的！系主任、秘书、连工友也‘哼’，因为他是团员。”（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王德周）
“党员中有三种人，一种是唯唯诺诺，一种是善于体会领导意图，看风使舵，还有一种是掀风作浪的能手，吹牛拍马的专家”“而最后一种党员最得领导上的信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讲师 吴家麟）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