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邀请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部分教授、专家，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组织了两次座谈会——5月4日在东湖招待所举行一次，5月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一次。这里，我们将一些先生所谈的关于党群关系问题的意见汇集如次。]
有人说，党群之间隔了一道墙，但我认为在武汉大学是隔了一条鸿沟，墙尚可逾越，跳过鸿沟就有淹死的危险。
这条鸿沟我认为，主要是党的宗派主义，不信任老知识分子造成的。武汉大学的党对一些老知识分子，安排得非常不得当。
举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个例子。
去年春节以后，即在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的几个月，武汉大学法律系新设了一个编译室（经济系也设了一个），有人说，所谓编译室，实质上就是思想改造室。在这里工作的是八个教授，其中除一个人年纪较轻之外，其余的都在五十以上了。我被指定担任编译室的主任，我们的工作，是翻译和编辑一些教学资料，没有教学任务——被取消了教学的资格了。
我们八个人全为此感觉得非常难过，我们难过的是，我们不能像别人一样对社会主义建设使尽一切力量。
在讨论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我们兴奋极了，便打算大胆地提出要求：要参加教学工作和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大家一讨论，觉得这样的要求可能和领导的意图不合，便改变了提法说，我们有参加科学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希望，如果不可能，也不坚持。但是，未想到就是这样，也遭到了一位党员副系主任的斥责！他说，我有些话，比如“只要编译室存在，有些老先生也就是候补编译员”的说法，就说得很不好，结果我只得做了检讨。
这还不算数，这位副系主任以后又曾在编译室召开的一次会上，质问每一个老先生：是不是有参加教学的要求，是不是因为未参加教学情绪就有波动？于是有的先生说，他既无这个要求，情绪也不波动。有些先生说：我们是有这个愿望，也有这个要求，而且很强烈。但是现在知道这是错了，我们决心打消这个愿望，收回这个要求，情绪也不再波动。而当临到一位才三十七岁的年青的教授回答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哽住了，接着失声痛哭。我想：“我老了，埋没了也不算什么，可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先生，却不能发挥他的有用的才能和旺盛的精力，甚至要他连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愿望也不应有，这是多么可惜！”于是我也伤心起来。
但是，是不是我们没有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能力呢？不是的，我们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都掌握好几国外国语的工具，而且即在解放以后，有些人开课的教学效果也很好。是不是我们非常落后呢？也不见得。我们都热情地参加了各种学习和各种社会运动，我六十多岁了，这几年也刻苦用功学会了俄文，我们赞成走社会主义的路，拥护共产党，可是，我们就是受不到重视。以后虽然这几位教师有的调走了，有的回到教研组了，但问题也还没有很好的解决。现在，党提出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号，要我们大胆鸣放，我把这些心中话都说出来，希望造成这些问题的宗派主义早日打破，希望党对一些老知识分子做较好的安排。（光明日报5月1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