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章，现年24岁，江苏常熟县人，家庭出身职员(早先是地主)，本人成分学生，1949年5月入党(党委最后核准是1951年5月起算)1953年2月转正，同年由山东大学物理系气象组毕业，统一分配到我所天气组工作，现为研究实习员。
1、瞿章希望把民主作为目的，他说“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问题中从正面讨论而造成干巴巴，死气沉沉的情况，如“民主”作为手段是必要的，但能否作为革命“目的”之一？”
2、他认为党团员没有自由思想，因为他们从不怀疑党的政策，而且有意见也不敢说，比如他说“部分党的领导及党团员自己的思想被无形束缚，因此，对群众对党政策不满的意见，思想上同意，但不敢公开表示，有时还要以不充分的理由或自己尚未想通的理由压服别人”，并且有“部分党组织及党、团员在执行政策有困难时，从不怀疑政策是否正确，总是怀疑群众落后，例如，把卖“余粮”“爱国粮”，形成压力及部分偏差”。
3、又认为群众也是唯唯诺诺的，他说“在实际中，群众表面上问题不大，其实发挥自由思想的空气稀薄，思想问题未被实事求是地解决，而是被压下了”因此造成群众唯唯诺诺，说“由于教务主义加上每个人的特性，造成群众对党的政策有四种常见的反映：(1)原来是勇于争辩的，后来却愈趋消沉了；(2)东风西倒未开动脑筋；？(3)不睬、沉默，但思想上有不同看法而不发表的；(4)表面上拥护，“心 里反对”。
4、他认为选举是形式，说“选举中，选五人提五人是常见的事，名义上虽然亦可选五人之外的人，但是，这总是不会集中的”。
1、他认为党的干部政策是“唯德论”，说(现在有个公式“党员比团员好，团员比群群好”由于这样的教条主义，有时应考虑一个人的综合情况时，常被“德”这一方面来代替所有方面，因而造成了宗派主义)。
2、他要才不要德，说(级别代表“德”和“才”不好，最好只反映“才”)(在打仗，保密工作时“德”是重要的，但别的地方应凭“才”凭“学问”)(对某人有意见，但亦欣赏其“才”，对“德”和“才”好的同志服帖，也是因为他首先“才”好)，当顾震潮同志提出(我们应作一个红色专家)时他竟说(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等人也不是党员)。
3、他认为如果要德，(德的标准应分二级，一是很好为党工作的同志，一是只要积极通过业务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于后者，只要不是有历史或政治问题，不必对他们估计过低)，因此，他在评级评薪的会上说(我们干部经过镇反、肃反，德的问题可不注意，现在要注意业务水平了)。
4、他认为(知识分子作用大：一次正确预报就能避免很多损失，何况研究出一条规律可以用很多次，对国民经济，生命等起很大作用，故觉得党对知识分子照顾不够，物质和政治上待遇低)。
5、他认为应用钱来鼓励干部的积极性，说(部分行政机构效率低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精神上及物质上的鼓励及批评制度)又说(党亦承认了物质奖励是个重要手段，但就怕提出被认为是“以钱来作为工作推动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6、他认为老干部今天是挡路了，可叫他们去养老院说(某同志过去是革命贡献大，但今天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了，不必安在这个岗位上，养老他算了)又说(不要干巴巴， 死气沉沉的只从正面问题讨论，如像过去有过革命功劳而今天能力水平较低的和有可能在建设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之间，各阶层工作性质间的“按劳取酬原则如何？”这些问题应好好的来讨论)。
7、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他主张只过问业务，当天气组政治空气不浓时，有人向他提出不好，他说(非常好，组内同志都拥护党，现在都搞业务，别组也要来学习呢)，他认为以前有些东西太教条了，对有些实际问题未很好讨论，例如：(研究人员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最正常，最进步的表现应如何？)
1、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否认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他说“理论上有很多重要问题不能只从正面讨论，以致形成干巴巴，死沉沉的情况，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及辩证唯物论一些经典问题就待讨论”。
2、他认为引援马恩列思的话和中央决议是偶像崇拜，如说(产生个人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必然会去找个人“偶像”，例如在解释问题时说：(中央如何如何，有时引证上马恩列思的话也算是解释)。
3、他否定成绩，说(现在有个公式，“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教条主义者”的理解是“天下问题不大”，久而久之，就更推出了问题总有“而不去严格地克服缺点”)。
5、对党的决议阳奉阴违，如评级评薪群众有意见，他公开说“我在党内反对过，可是大家都反对我”，一次在寝室和群众谈到朱岗昆同志入党问题时，他说“我反对他入党”，问他“为何举手赞成呢？”，他说“我不举手党会对我有意见的”并说，“我这些话说出345号房间就不承认！”当朱岗昆同志转正征求群众意见时，他说“作组织委员很难，转正吗？又不够，不转正吗？又……”意即领导决定了，他叹声叹气，当总支党员大会讨论人民日报反击右派的社论时，他没明显表示反对意见，但会后又暗地用笔名“双大”出大字报说人民日报粗暴等等。
1、在鸣放初期说(真是整整了，才解放八年就这样，再过几年就不堪收拾了！)“好像党做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的事似的”，又自作聪明地估计说(中央在整高级干部呢！很多高级干部对鸣放政策不通”，他认为：(工农看问题盲从，知识分子看问题深刻)对北大大字报很感兴趣，说(北大的方式很好)时常看，并回来传播，又说“别组不敢写大字报，我组可敢”，故我所第一张大字报是天气组出的，有他自己在内。
2、认为中央对鸣放没决心，说党团员也不敢鸣放，党中央开过会，刘少奇等(？)不赞成，说“这会造成别人向党进攻的机会”，毛主席说“不要紧，经得起考验”， 有人问他“如何党员现在发言少了”回答说“是呀！有这种人，原因是过去党整风不一定整基层，现在基层也要整了，他们怕整到自己头上来”，还说“预备党员顾虑转正，不敢给领导提意见”。
3、他很欣赏和赞成文汇报向党的进攻，认为文汇报对“左叶”事件的作法很对，并说“文汇报战斗性很强，人民日报……”意见是不行。
4、在本所自由论坛上有人说了一些反面意见，他说是“教条主义”听了物理所右派分子的演说后说“报告启发很大，刘治平的讲话精彩！精彩！”。
5、党要他检查时，他说“整风初期卫所长把我当什么积极分子看了？！”“卫所长要我到论坛会上去讲话，现在却钓出一件小鱼来了！”对人说“我这一辈子完了”，“检查以来一个多月没看书了”。
1、严重的名利思想1952年他就说过：“我觉得人总是要死的，非常可怕，既如此，我到世界上来溜一趟，一定留一个名，不然，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
2、他和苏从先在小馆子吃饭，举杯对苏说“我代表党祝你身体健康”，又说“我在中央台名声是有了，但威信还未树立起来”。在中央台时，不满意台上领导同志，背地后向人说“党不好，你须谨慎”“台上领导一个都不行，不团结，争功劳，……”中央台发展可悲的是党在起阻碍作用，……”“气象局开会太多了”。因此，党会都不顾参加，有次通知他开会，他说“气象局在党在中央都出名了！”(意思是特别糟糕)因此中央台的负责人曾对他说过：“你不愿在这儿过组织生活的话，可把关系转回科学院去！”有一次听报告他看小说，有一个团支委叫他不要看，会后他大肆脾气说：“他不过是个团支委，有什么了不起？他要管我那我管谁呀！”
3、严重的资产阶级恋爱观，同时爱两个人，反把组织上对他的劝告当作干涉，当告诉对方，引起对党不满。当不要某人时，又要组织上帮他劝说，而又出尔反尔暗地里和人好，破坏党的威信。
4、很关心稿费，常问“你的文章赚多少钱？”并宣扬“争取稿费，加强生产“，把翻译说成“搞副业”，常说某人如何笨，某人如何不行，只有谁还暂时赶不上，人说，“你们那儿好像在搞竞争”，他说，“实际上就是竞争！”有次开会巢纪平罗四维给他提些意见，会后他反巢说“你如何给我这样下不来台？我对你多好啊！你经济不好，我和某某要借给你20元……”，对罗说“罗罗，你说：我对你多好，评薪时主张多评”。
5、肃反时他身为党小组长，长期不开会，党员同志感到有很多问题，要相互谈谈，议定在某一个星期天开会，临时他竟托人来说“我今天要吃螃蟹，不来了！”肃反中他有很多思想问题，党小组帮助他，并希望他作出书面检讨，他不愿意，催之再三，他说“好吧，我写出来让他在档案里放一辈子吧！”后来终于不肯写。
6、他说“在人生观方面，57年以来又有新的消极表现，除作些支部及业务工作外，星期日不再安心念书了，总是进城或到李白强家中听听音乐，把自己沉于空虚的幻想和沉思之中。……”又说“我感到党内没有知心的人可谈得不到温暖，只能和张受生，陈雄山、李自强等人玩玩”。
目前整风运动的对象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为教条主义。我认为它对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起着重大的危害性。现针对教条主义谈几点看法。
I、教条主义的表现：我觉得表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身犯教条主义而尚不自觉其为教条主义的(我亦可能有的)。对此可分几方面来谈：
自己的思想被无形束缚；对群众对党政策不满的意见有时思想上同意但不敢公开表示同意，有时还要以不充分的理由或自己尚未想通的理由压服别人，而不是努力求得合理解决。对自己的想法有时怕失去原则而不敢同群众交换意见。例如我觉得我们的部分行政机构效率低的原因之一(阶级觉悟是个重要因素)是没有精神上及物质上的鼓励及批评制度，并且党亦承认了物质奖励是个重要手段(现在工厂都是计件工资制，或者超过定额奖励制)但是就怕提出被认为是以“钱”来作为工作推动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在执行政策有困难时，从不怀疑政策是否正确，总是怀疑群众落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某地区在统购粮食时把卖“余粮”提成卖“爱国粮”形成压力及部分偏差，下面干部也觉得不对头但从不怀疑领导。
对待群众的要求现在有一个自然想法：如对党有意见的一定起码是思想落后，评级不服气、分房子不满的一定是个人主义。却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分析问题。
又如从“政治思想是人的灵魂”出发，教条主义就把即使是拥护社会主义且有能力积极贡献力量的人，或者因为不是党团员或者因为某方面有缺点而被评为不好的。
选举中选五人提名五人是常见的事，名义上虽然亦可 选五人以外，但是这是不会集中的。教条主义者对此亦即以为常。
2、由于教条主义加上每个人的特性就造成群众对党的政策有四种常见的反映：
(1)原来是勇于争辩的，后来却愈趋消沉了。
(2)东风西倒。但未开动脑筋。
(3)不睬、沉默，但思想上有不同看法而不发表的。
(4)表面上拥护，心里反对。
3、效果：由于教条主义的结构造成：
(1)从理论上有很多重要问题来正面讨论而造成了干巴巴、死气沉沉的情况；就例如以下些实际问题：
a)研究机关研究人员在政治和业务的表现上最正常，最进步的表现应如何？
b)对过去有过革命功劳而今天能力、水平较低的和有可能在建设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之间，各种阶层、工作性质间的“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应如何”？
c)“民主”作为手段是必要，但能否作为革命“目的”之一的问题。
(自然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一些经典问题，亦待讨论)
(2)在实际上；
表面上问题不大，其实发挥自由思想的空气稀薄，思想问题未被实事求是地解决而只是被压下了。
现在有个公式：“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存在的”这是个事实。可是在教条主义者的理解却是“天下问题不大”，久而久之，教条主义者就更推出了“问题总是有”而不去严格地去克服缺点，这就是因具有教条主义思想而造成官僚主义的一例。自然上级机关亦会在“问题总是会有的”想法下原谅下级机关，到了地方上，可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就必然多得很。
又如对待各种情况的不同问题因为受到教条主义思想支配，而只有一个不变的办法来解决这样亦能造成官僚主义。
教条主义的各种理由亦还能成为官僚主义者不深入了解下层的借口。教条主义对宗派主义的形成亦是不无影响的。
现在有个公式“党员比团员好、团员比群众好”我认为这确是个事实，是应该承认：这是指觉悟而并非指所有方面。这是指一般而非全部，因为现在业务水平低于群众的不少，政治理论水平或者表现不如群众的亦还是有。有时应考虑一个人的综合情况时亦常被“德”这一方面来代替所有方面。这样是自然因教条主义而造成了宗派主义。
为什么？教条主义者虽然是懒汉，但毕竟还须要有他认为全部情况都适合(？)的一套理论，于是必然会去找个“偶像”，例如有时候在解释问题时说，“中央说应如何如何？”(这只是表明态度，不是解释)，有时引证一下马列思的话也算是解释，我是拥护引证中央和领导的话，但是应具体针对问题解决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法，总之个人崇拜对于教条主义者来说是十分方便而有用的。所以教条主义者一定有个人崇拜。产生个人崇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具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因而它有同唯物辩证法相违背，它是非马列主义的东西。
教条主义越少这就表明马列主义水平越高。但是为什么 这几年来党的部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有条件(时间、环境等)提高但是提高得不够理想呢？ 我认为主要是满足于一般化的工作方法，不顾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对待事物。也就是说缺乏一种战战兢兢的态度来对待事物。举个例子比较：现在的工作就没有过去争取人们参加革命时那样的细致、深入和具有说服力。我总是觉得党的部分干部现在好像有一种“问题不大的”松懈情绪，这对教条主义产生是直接有关的，因此必须引起十分严重的注意和加以努力克服，由此亦可看出党中央所提倡的整风是及时的。
如何克服教条主义：
(1)作为领导干部应虚心学习，追求真理地说服地对待一切事物，并且鼓励发挥自由思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
(2)要求群众应该具备实事求是是态度，大胆争鸣不要怕戴帽子。
教条主义具有主观性与片面性，追其根源是由于永远存在的主观、客观的矛盾而引起，因而我们不可能消灭它，但是应该要求克服它达到最低限度。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目前的整风运动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保证我们能够在不大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生动活泼地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认为要达到党所指示的社会主义，特别是生动活泼地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需克服教条主义。
1957年6月13日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