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18日专电】在今天的政协大会上，罗隆基委员就有关当前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认为，从周总理去年一月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全国在贯彻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上有了很大成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都感觉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增强了信心，有了新的气象。这个事实我们应该肯定的。他接着指出，社会是不断地在发展，情况是不断地在变化。旧问题是不断地在解决，新问题是不断地在产生。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仍然还是不少。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还有某些需要进一步调整的情况。对一般知识分子，特别对小学教师，某些干部过分地歧视和轻视他们，这种偏差应该加以纠正。
罗隆基认为：今天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怎样消除党与非党的隔膜，使党员领导干部同党外知识分子，精诚团结，融洽合作，这样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党员之间有隔膜，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今天的情况比一年前有了某些好的变化，经过肃反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更纯洁了。各级党和政府努力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加强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今天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之下，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不只愿意接受党的领导，而且要求党进一步地加强具体帮助和领导。今天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怎样改进领导方法，适应今天的新形势，彻底消除隔膜，以达到融洽合作的目的。
罗隆基接着说，周恩来总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同时又指示党员干部“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认为这种见解是绝对正确的。接着，罗隆基以评级、扩大知识分子进修培养的机会等方面，对党员干部怎样“主动努力”来消除隔膜提供了意见。然而事实怎样?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两个号召提出来的时间太短，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根据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这种现象的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号召，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体会，过急过早地倡导“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议论，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惜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传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更加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更加退缩不前，逡巡不进，更加瞻前顾后，栗栗危惧，而对领导干部和一些进步人士就更加“畏而远之”了!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
罗隆基认为，消除隔膜，是彼此双方彻底认识和了解的问题。旧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习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这样，我们才能明白老干部经过怎样困苦的革命斗争，受过了怎样艰难的政治锻炼。革命老干部语言比较坦率，行为比较憨直，批评比较严厉，斗争比较猛烈。这是长期革命生活中养成的习惯。这是革命干部的特性。这正是革命干部的优点。这是党外知识分子必须了解认识的。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领导工作的岗位上来，固然应该研究新的业务，以便加强具体领导，但在闭结、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的时候，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名利观念，个人打算，以及所谓的“独善其身”“明哲保身”这一大套构成士大夫立身处世的特点，也正是旧知识分子不幸而有的弱点。它们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遗产，而一百余年的半殖民地教育，也使它们变本加厉了。这就要领导干部同情帮助耐心教育。
罗隆基指出，在目前来说，党员领导干部同旧知识分子相处共事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我们今后必须深切地体会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切指示来处理问题。这样。党与非党的感情就自然逐步趋于融洽了。
来源：1957年3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