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扩大化是事实，肃反杀了七十七万。我认为在理论上讲，在阶级斗争尖锐时必须杀的，你不杀他，他就杀你，如土改，抗美援朝中。在政权基本巩固后，对敌对阶级并不应象以前那样，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对敌人采取劳动改造。我们党是正确的，这完全体现了人道主义。”
辱骂我党在肃反中对其问题的处理是“侵犯人权”“以怨报德”，“一个俘虏投降了，我们尚且要宽待他，我自己主动的交待了思想，不但挨了整而且整完以后仍然受到岐视”。不满肃反运动的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会伤害好人”。（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资料员 刘运梓的材料）
“肃反把人搞的晕头转向，人不象人，鬼不象鬼，死也死不得，活也活不得，如资本家现在提起五反还发抖，很多人提起肃反就头蒙，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的惩罚要重十倍。可以调查一下，在历次运动中伤了多少人的心，使一些人对党敬鬼神而远之，惧怕，这里表现着不是以德感人，而是以力治人。思想改造，镇反，肃反折伤了好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使得这些人至今还不能靠拢党，甚之，永远不能靠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员 张绍鸿）
“肃反中是否有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使有些人受了冤屈，使老教授伤了自尊心，学生也不尊敬了，几年恢复不了元气，肃反尽量打，结案不了了之。”（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朿洪涛）
“我们的肃反是有问题的，把有些是思想问题的人也肃，而且对有些与反革命的关系很远的人也肃，但对有些真正的反革命则没有肃。”（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庞秀珍）
“肃反没有扩大化，但有偏差和缺点，很多观点都贯彻了斯大林的公式，社会主义进展阶级斗争愈尖锐，这就形成人们思想过分紧张，提心吊胆的认为草木皆兵，也使人不敢再谈党的坏话。方式方法不好。继承了法西斯的作法，这虽是群众搞的，但是党领导的。……”
“限制肃反对象外出，侵犯了人身自由，对肃反的重点就当为反革命看，这是不对的，处理时间拖得长……某些领导人怕道歉怕承认错误。”（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生 洪维政）
“肃反花的力量太大了，说肃反生产两不误是瞎话，少创造价值可想而知。副作用太大，被斗的人多数含冤，群众认为中央政策好，地方执行的不好，地方上党的威信不如以前了。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中多是重点，被斗后大都消极了。不少地方对党对领导有意见的群众都被斗被整，群众不敢再提意见，发展了官僚主义。有些地方把肃反作为宗派倾轧的工具，对不是党员的，党内出身不好的，或是不合某些党员意图的，大肆倾轧，发展了宗派主义。有些地方非法私拆信件，检查住屋，对被斗的人限制行动自由等，严重地破坏了法制。从以上看来肃反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毕竟是功不抵过……很少有积极意义。”
“五五年的肃反在理论指导上是错误的，是在斯大林的所谓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的理论指导下，看见出了胡风和潘汉年，就以为天下要乱，于是开始了肃反。其实五五年那时阶级矛盾实际上是比以前缓和多了。”
“5％的估计数也是错误的。按一亿城市人口计算，全国就有五百万暗藏反革命……这恐怕太不合实际。肃反结果证明各机关只查出了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真的反革命不少机关一个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肃反运动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学校可以公布这一材料，被逼死的现象倒是到处都可以听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译员 徐吉贵）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