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成立时我是筹委之一，很荣幸，但开了两次会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就不开筹委会了，後来革大来了戴铮、刘昂等，又开了一次会，还是未解决问题，约二三周后，我找严景耀同志，他也说莫名其妙，我找夏吉生，他说“你不要管”，後来刘教务长与张国华、欧阴本先已搞开工作，而我不知道，我要求给工作，就给了我这个烂摊子(图书馆)直到现在这就是我开国元勋的悲哀。我接受了这个摊子谁也不认识，後来我找到朱奇武、赵德洁，发现除了少数骨干以外剩下的尽是捣乱退休的幹部，我那时感到研究组很悠闲，我那时也多少有宗派思想(革大的宗派)。第二年钱院长和武院长之间发生些矛盾，(我先不知道)後来盟里开会，会后武和刘昂对我怀疑，刘说“我们是朋友，民主党派吗？”由“自己人”变为“朋友”，在北楼摆好的图书用大筐抬至孑民堂后，高柳成来了又腾孑民堂，把书报分给了外边一些。自从政法学院成立，武院长是有职有权的领导，下面由刘昂、王润、修恒生等，大权独揽，钱院长、费、雷副教务长却管不了多少事。武调来后，张子培、刘昂同楼邦彦吵嘴，这时是矛盾的顶点，当时我认为武院长、刘昂带着一批党员工作不全面不深入，听汇报，是偏听党团员，甚至听工友刘启智的话，後来张玉森去了解情况又不找我，被我发现了，後来张子培同志帮我才解决了，我听武院长说的话，我认为有唯成分论。刘昂很骄傲，与他谈话尽听他说，别人无插嘴机会，他怎么说都有理，楼邦彦从干校回来提出申请入党，我也提出了。刘说：“你是资产阶级教授，谈不到这个问题。”去年知识分子会议后，刘去我家又说：“我早就主张吸收一些知识分子入党。”我真怕与他谈话，买书方针刘教务长不明确。由于课程改变，迫我买教科书，问我这样作是什么方向？刘并说：“告到司法部郑部长。”说我们的路线错了，而实际并没有错。
我院用典型方法运用不太妥当，是否有宗派主义情绪？教师培养上，只培养青年，而教授中只戴克光去人大学习。赵德洁教授去内务部却介绍为“前教授”，这是培养还是不培养，费青说过，过去搞案例研究总结时未提费一个字，抹杀了他的工作。张锡彤要教书，叫他教幹部历史，为何不能教同学呢？表现了宗派主义情绪。
正副教务长分工是需要的，但分的太严格了，刘教务长为什么对汉语一点不能治？如了解情况都不敢动，是否真正尊重雷教务长职权呢？体育教研室初成立无人管，做错了事又当群众批评，如介绍×××来政法学院未经过金德耀同志，而在一些小事却管的很具体，如买沙子也管。
刘昂的助手也是他要东给东，要西给西，下边幹部善于体会领导意图，教务处一些同志之间关系还不够正常，如崔衍勋做教务主任，郭双明说他是王主任(指王润)的地位，说话是旁若无人，直到现在有制度，关系不正常是否其主要原因之一？
党委领导没什么可争鸣的地方，学术委员会成为形式，过去刘昂教务工作大权在握，学术委员成立后，由钱院长领导，刘昂在具体问题上应助院长，但由于刘与钱有矛盾，又产生了教研室主任碰头会，我认为领导同志应团结，二者合一。
图书馆方面，各教研室搞小图书馆，我们不甘心。司法部对科学研究工作也不重视。别的学院图书馆搞好主要是领导人重视，我们要想搞好必须赶紧下手，否则三五年后要后悔的，目前情况我是“巧妇难作无米炊”。
我在图书馆是有职有权的，付出了不少代价，我目前被认为是个人英雄主义，包办代替，说我包办代替的是党团员，如王继暹就包办我的工作，未得我的同意即给李国铭40万买书，后受到我的批评，潘怀来我这里我正在校外有工作，他来后就取消了一些制度，我批评了他，也被认为是态度不好。并且向王润同志反映，王润同志对我说，应该考虑对工农出身的幹部的态度。这是党团员要包办我，而我没叫他们包办，因此对我有意见。并且到“八大”检查时发动人要斗争我。我提出有意见可以开会解决，我问刘昂同志，他叫不要轻举妄动，而直到现在馆内同志思想还涣散，方坤同志来后王继暹，潘怀全变了，这是不是看在她多年党龄才这样的？潘、王对赵德洁同志不好，王包办赵，直到现在关系还不好。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