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政法学院成立时，从副院长到班长，几乎全是“清一色”(党员)，而且大部分是从革大来的。同志们在回顾几年来的经过时，都认为院领导者把革大办政治研究院(他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团要人)的一套全搬到政法学院来了，加上领导者骄傲自满，拒绝批评，排斥“异己”，从此就产生了许多坏的事情，演出了不少的滑稽剧。
谁都知道，我院宗派主义的老祖宗是武士(即前副院长武振声同志，我们说他是武士，是指其以粗暴、压服而出名)。他曾对王革同志说：“我们依靠的是受过训练的同志，而没有经过很好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不可靠；你以为我在忙于教学吗？不是！我主要是在对付民主人士。”现在，我们要感谢他，因为他集中地表达了我院领导者的指导思想。在这里，大家认为决不要忘记：教务长刘昂、前党委书记王润、总务处长修恒生等同志都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者，他们的言行几乎都是符合这种思想的。
由此，民主人士的职权被“剥夺”得绝无仅有，教授送进了“牢笼”(研究室)，北大的人员被压服，青年知识分子老挨整，苏联的经验进不了门……，正如涂继武同志所说，政法学院被弄得死气沉沉。
钱院长是法学界的前辈，有几十年的办学经验，遗憾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仅指在政法学院范围内而言)，职权几乎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大家举例来说明钱院长的处境：
1、在一次会议上，许多同志汇报了各级学生情况，钱院长就存在问题作了指示，到会同志们泰然自若，似无所闻。接着刘昂同志也指示一番，而到会同志们紧张地把它记下，钢笔尖声音沙沙作响，尤有甚者，是刘昂同志在一些问题上推翻了钱院长的指示。多么痛心啊，党员领导同志骄傲到如此这般，而许多同志也为宗派主义气氛冲昏了头脑！
2、去年我院将教员名单呈报高教部，凡工资在600分以上者即被封为教授(可惜是人事处自己封的，而不是高教部评定的)，400—600分者为副教授(他们一般都是党员)，而其中有些人至今还没有上过讲台。更不能容忍的是，这样的大事连钱院长都不知道，负责这事的党员幹部的飞扬跋扈真是登峰造极矣。……
至于对待其他民主人士则更不待说哩，例如，善于扣大帽子的刘昂同志，有一次在会上竟把雷洁琼副教务长扣得哭起来了。赶快爬出宗派主义泥坑吧，刘昂同志，我们都是这样期待着你的！
宗派主义者“接管”了学校之后，教授就被打入另一种形式的“牢笼”——研究室。他们只有挨整的“权利”，却没有研究学术的自由(指领导上东差西遣，随意摆布他们)。当时，从上到下，从领导者到学生，都视之为废物视之为眼中丁。杨鹤皋同志回顾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不敢去接近他们，因为领导上说要提高警惕，免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多么痛心啊！他们几十年血的结晶——法学知识，得不到传授的机会，同时又虚掷了多少富贵时间。我们想，要是毛主席知道这些事，一定要痛骂三声。
人们以为既然领导者是经过多年革命锻炼的老同志，大概能够正确的看待革命青年了，青年同志回答说，不是！十个不是。
在青年同志中间长期流传着几句“谚语”：经验少，锻练差，水平低。这就是领导者对青年同志所下的唯一的结论，我们都把它作为笑柄，是因为领导者在青年问题上表现了十足的无知，忽略了青年人好的一面，邹德慈、李云滨、徐晓华等同志都谈到这一点：从党委到党支部都把我们看做一团黑，只有对那些唯唯诺诺，善观气色，不动脑筋的人才被称为原则性强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人，因为领导上特别尝识这种人，那么入党的是他们，提级的还是他们(当然并非所有入党、提级的都是如此，好在每人都有自知之明，不需要人们去多加解释)，只有挨整时才没有他们。
谈到挨整，这到是政法学院青年同志所能触享的“权利”。从发言的青年同志看来，绝大部分都享受过这种“权利”，感受很深。大家举出了这样生动的例子：在团支部工作计划上明文规定：×月×日批判×××同志的资产阶级恋爱观；×月×日批判×××同志处理爱人关系的错误……，在一个学期的计划上，另外还有许多批判错误的内容。人们也许以为这些青年人酷爱着这一套，那确是冤枉了他们。
至于党员与团员、群众的关系，康德琯同志说，这也存在问题。有些党员优越感很深厚，自认为高人一等，经常板起一付政治面孔，好象唯有自己才是掌握原则的人，看起来他们确是似可敬而不可亲的人。
会上，同志们还谈了许多问题：例如，关于院领导姑息老幹部，对错误不予批评的问题，教研室领导问题以及总务处只为领导者和亲近者服务，无视一般幹部的合理要求问题等等，因限于篇幅，不一一报导。人们若问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反正权在手，其奈我何哉！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