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出了几个新的论点，这就是：(一)当前在我校掀起的运动的性质是在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广大知识分子(大学生)自发地要求协助党整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群众运动。(二)这个运动发展本身要求党委具体领导，武大党委到现在还没有把运动好好领导起来，党委的决议给运动带来了强大压力；(三)这个运动发展本身并不硬性排斥大民主(游行示威)，是否一定要搞大民主这取决于武大党委。(四)党委的正确态度应该是认清运动的性质，从而大胆放手地把运动推向更深更广方面去(不是到工厂、农村去)。(五)运动的美满结局应该是既达到党的整风的目的，同时又争取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维护。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为什么说我校运动已越出了整风范围？(二)“三害”产生的根源是制度问题。(三)武大党委为什么没有领导好这个运动？(四)保卫马列主义，维护党的最高利益。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性，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所开展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自愿协助下的以和风细雨的方法开展的整风运动，这是矛盾的一般性。
但是，在武大，情况比较特别，徐懋庸时代给武大创造出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方法，徐懋庸走后，江橹又加以修正和发展，以致在武大这个小天地形成了解放以来的长期的黑暗统治，尤其在“三反”和“肃反”时期许多教授被斗受冤，其中例如闻名世界的原子核化学家邬保良教授，物理学家桂质庭教授等，许多教师工友和同学被无辜地送进武大禁闭室(如段桂棠老师，我系赵志鳌同学等等)给以甚至比集中营还要残酷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耳不忍闻目不忍视……社会主义法制(尤其是庄严的宪法)被破坏人权被剥夺，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刘真同志到武大来了，武大师生员工(尤其是同学)寄以很大的希望，在大家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因此在这个运动一开始，同学们要求协助党整风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刘真同志使人失望了，他不是走在运动的前面指导运动，而是在群众的后面约束运动，阻碍着它的进展(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刘真同志，因为他要服从党的纪律啊！党委会里的委员有很多是“三害”错误的同志，他们绝不是那么积极的)，于是同学们向武大党委提出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权维护庄严的宪法等口号是很自然的了。这就是说运动越出了整风的范围，形成了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的知识分子自发地协助党整风，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群众运动。
“三害”是现象不是本质、它的产生根源是制度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国家机关中的部分环节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面的缺陷”〔注一〕如当前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人事处制度等等，正是由于这些不合理的制度，给了那些有“三害”错误的人以犯“三害”错误的营养料。因此要铲除“三害”根本问题是改革这些不合理的制度。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日常性质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犯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犯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问题就在于是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注二〕。这就是说与实施制度的人的品质和作风有关系，“三害”也不例外。
武大“三害”产生的根源也是制度问题，正是由于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给徐懋庸这种具有“农民的粗暴性”〔注三〕的人以胡作非为的条件，所以说武大的“三害”是徐懋庸时代的“杰作”，江橹集其大成而发扬光大了。
从已揭发的事实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武大“三害”为什么那么严重呢？(特别是表现在“三反”和“肃反”时期)，这与解放以来法制的不健全有关系，“肃反”时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但是中央并没有叫武大的“肃反”负责人“大胆假设，粗心求证”啊！(本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注四〕，而这些干部是粗心而不是小心！)当然，现在武大肃反余留问题没有总结，我不了解详细情况，但是从已揭发的事实中可看出武大“肃反”犯的错误是很严重的，如果说以前法制不够健全，那么我说现在正是要健全的时候了，是保卫我们庄严伟大的宪法的时候了。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同志还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甚至是爹把问题推到儿头上，儿把问题推到爹头上，不认错，甚至有的人(如我系齐民友)竟认为斗错了也是成绩！……等等。
总之，武大“三害”的产生是三方面造成的，这就是制度(基本制度下的部分环节制度)不合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社会主义法制的不健全。
因此，要解决问题必从这三方面着手，要把运动搞好就得领导上坚决果敢地领导起来，要那些民愤极深的人作出事实表现来，消除群众一切顾虑，让大家大鸣大放起来，立即着手解决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肃反余留问题等，群众起来有什么可怕的呢？从十几天来的经过中可看出大家是很有理智的，与那些有“三害”错误的人比起来有理智的多！
首先让我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党中央始终走在运动的前面指导运动，英勇果敢地提出大鸣大放的办法来支持和指导当前的运动，这是马列主义的新创造。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很敏感地接受了这一思想指导，从而自发地起来帮助党整风，掀起了这个运动，但是武大党委呢？始终处于被动地方，被群众牵着鼻子走，形成了一个“思想真空”(我的定义)这就是口头上空喊“支持”大鸣大放(对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来说)已经过时了的教条中抽出它的“法宝”来压在运动头上从而使运动受到阻碍。
武大党委的这个思想真空(也可说是理论真空)是怎样造成的呢？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领导干部思想水平低，对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学习得不够，对教条很感兴趣，其二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群众中去听取呼声，对群众的信任不够，认为大家起来就会出“大乱子”(刘真同志说过)，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党委除了一些自身有“三害”错误的同志以外，整个党委会，包括刘真同志在内至少有“两害”，这就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近来，在刘真同志报告以后，竟有些党员同志公开大叫“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党的最高利益”等口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他是党的忠诚的儿子，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然而他们除了喊了这些口号以外，就是“从胡风集团的材料可看出肃反的必要性(？)”“运动一开始就是党委在前面领导着”“现在有了纸、笔给你出大字报，还要争取什么民主呢？”这些颠倒黑白，不合逻辑的证明，对于我校的“三害”严重性竟全然无知或不想讲。
我班的“刺猬”社，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么积极，在运动后期起了阻碍作用，发表的全是对揭露事实的人，积极的报刊品头评足，后来越来越嚣张，甚至登出的消息有些是捏造的，在全系学生大会上除了把党中央的整风指示，几乎全背出来和加上两句“我们完全同意刘真同志的报告”“刘真同志的报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据说是对党负责，对运动负责。
在运动中竟有些党的负责同志(学生中的，如甘师昭、王侠等人)说我们的兄弟报刊和同志是“别有用心的”“有政治问题”等。
其实，我们的兄弟报刊(那些被骂的兄弟报刊)，我们的“别有用心”的同志是在日以致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目的是为了帮助党整好风，办好人民的武汉大学！
这些我不能不说是一股逆流，对于党对于人民对于有“三害”错误的同志是有害而不利的，我深信党，人民将会公正地作出评价，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保卫者，谁是党的最高利益的维护者！
〔注一〕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
〔注二〕同上。
〔注三〕据已揭发之材料是徐懋庸自己对自己的作用而说的。
〔注四〕胡适：实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