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你3月17日的来信。上次你寄来的文艺问题讨论资料等也早已收到。这些都妥为保存，勿念。
我心情极坏，除勉强坚持工作外，甚少写信。虽然早想给你写信，也一直写不成。现在仍是如此，只好简单写这封信。
《奔流》4月号已发稿，没有好作品。刊物这样编下去，即使读者不说话，编者也是应该发急的。提高质量应拿出办法来，我想可从三方面下手：①对作家做一些具体的组稿工作，真正要他们把最好的作品给我们，当然还应该帮助他们写出好作品。②对新人作一些具体的工作，帮助他们提高，写出好作品。这个工作从改为《奔流》后作得更差了，因为片面强调了编辑的责任，只是在来稿中挑选好稿，以致现在对重点作者的退稿信也是三言两语打发走了完事。③加强刊物上的理论批评工作，帮助作者解决创作上的一些问题。从我们听到的读者意见来看，这几期刊物还是受到欢迎的，比“河南文艺”有所提高，这也是事实。最近编辑部分工细读了一些兄弟刊物，感到他们的质量也成问题。然而，《奔流》上激动人心的作品几乎没有。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深度，但还是不够的，水平不高。应该力争刊物能达到全国水平。编辑部有自满隋绪，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自满情绪只是幌子，实质是个人主义情绪，或者是把刊物当作“公”家的事，不愿为此付出足够的劳动，或者是为了把自己的或自己的朋友的作品硬发在刊物上而不顾刊物的质量。……等等。我们的编委会也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编委会这组织是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的，这本不坏，但是也由于是个人主义思想，有些编委不愿问事，或有意见不愿说，说也不坚持，而苏主任在听取别人的意见上是不够的。这恐怕不是制度不好，而是人的问题。作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当他反复思考，认定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自己没有决定版面与用稿的权力，因而不能实行自己的意见时，这是很痛苦的。
秦兆阳的退稿信传阅后弄丢了，怎么办？
我们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据说一本也没有了。我准备在同志们处搜罗一下，可能弄到两三本，给你寄去。
省里有人去京参观农展的事，我根本不知道。
文联成立了一个文学评论小组。已开过一次会，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创作上的一些新情况。大家都不同意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害处多于好处。本星期二将开第二次会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奔流》上打算围绕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发一些文章（论文与随笔）。这些时来我也在思考一些问题，如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世界观问题……等等，由于一方面是自己知道的东西很少，一方面是怕把自己的阴暗心情带到文章里去，因此一直不敢写。确实，不少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是可以重新估价的。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老舍的“论悲剧”，我早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可以提出来研究一下。但一直不敢提。此外，作家的伟大的精神的问题，我认为很重要（编辑会议上冯雪峰谈到这问题），我想可以谈一谈，但因为要提到人道主义，恐怕弄成人性论，我不敢写了。我深深感到，当前创作上的关键问题是作家的气质问题和深入生活的问题。作家缺乏伟大的精神，固然也可以算一个作家，可以写出一些东西来，可以得到稿费，可以过比一般人为好的生活，但毕竟没有出息，不可能有远大前途，写不出不朽的作品。别看今天有些人有名有利，但未必有前途。当然，我所讲的那种伟大的作家，今天未必有几个，将来也未必有几个。作家的气质不是勉强可以培养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是天生的。缺乏伟大的精神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今天我们的创作脱离生活的情况也是严重的，人民的心理，人民的愿望倒底反映了多少确是问题。人们究竟在怎样生活，工作，人们究竟想些什么，有哪些欢乐与悲哀，对此，我们的作品缺乏真实深刻动人的描写。表面化的东西太多了。人们不愿意读这些作品或读后不感动人，那是当然的。不需要点缀生活，还是深入生活干预生活，把生活的真实反映出来吧！王魁上周寄来一篇随笔，谈大胆地描写新事物。他说他写时很“大胆”。我看写得还不够明确，我提了些意见退了给他，希望他再作一番思考与修改，然后寄来。你可向他要来看一看，参加一些意见。你准备写些什么呢？假如写不成小说、散文，那就写论文与随笔。题目不好出。谈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世界观、真实性）也好，谈一些小问题也好（如某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以及当前某篇作品的问题或作者们的创作态度，编辑们的编辑思想等等）。写好后即寄来。此外，“文艺报”来信说，“新的花朵”一栏仍保留下来，要我们推荐佳作，最好写成稿件（2000字以内）寄去。你看《奔流》上有可推荐的作品没有？如有，你可写篇文章就近寄去。“文汇报”也来信调查作者，我们已将你列入名单寄去，如有杂文、随笔，可给他们寄去。
4月号上发表了徐士年的论文“唐人小说的近代现实主义特征”。他认为唐人小说是近代现实主义的开端。我看，唐人小说基本上是浪漫主义，因为浪漫主义也写性格。不过说它是近代现实主义的开端，也有些道理。 。
《星星》上的“吻”是一篇不好的东西，不过《四川日报》上骂得过火了。“草木篇”是有问题的，但认为是敌对情绪，似乎也过火了。你看是否有些不够冷静。对于“百花齐放”中放出来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何必这样对待，还是多作一些分析说理为好。
去汉口参加电影讲习班学习的人，据悉22日可返郑州。
老仲返郑后，我即和他谈调到开封去的问题。我希望调到开封去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原因有二：①家庭问题。孩子们都在开封，我现在每月回去一次，不仅隔一个月才能回去一次，平时十分想念，而且没有旅费，往返匆促，精力也不济。近一年来，我特别想家，这说来也许可笑，但确实想家，晚上也睡不着觉。屈黛云又调不来，我姨妹又将离开开封，孩子无人照顾，因此迫切希望回开封。同时，屈黛云病况不好，可能返开封休养。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我在郑州一天也安不下心，恨不得今天就回去。这种心情不是别人所能深切理解的。如果不是为了上有母亲，下有子女，我早就不想活下去了，现在所以还在活着，正是为了他们，因此希望能让我早日回去。②我觉得对现在的工作力不胜任，当然更谈不上前途。我到底胜任什么工作，我说不出来，这你也清楚。但是在文联确实是混日子。这个工作是要作家、理论家来做的，我根本不行。勉强留在这个位置上，工作受损失，我也痛苦。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吃亏在缺乏根基，人也懒惰愚笨一些。这是无法补救的，这一生只好这样了。好在我才疏而志也不大，只求能混一口饭吃。人生是各色各样的，“人比人，气死人”，我不与别人比较。我走后，刊物毫无影响，这可肯定，而对于我来说，既可合家团圆，又能免于力不胜任的痛苦，我将感激不尽。调什么工作，我不计较，请组织上酌情处理。我希望在最近一两个月内能调回开封。对于新的工作，一定尽力做好，不必担心。我这些话，不是说着玩的，更没有其它用意，除这两个原因外，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尤其第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因为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组织上面对事实，正视我的问题，给我帮助。嘉季，你我同事七年，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给我帮助，请你写信给老仲同志，让他赶快把我调回开封。或把我这封信寄给他看看，以使他了解我的迫切的心情。此信还谈到我对改进编辑工作的意见，寄他看看也有必要。屈黛云患病，家中人又不能见面，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我心情之在，你当能想像。
祝好
继扬3．19夜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