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整风运动开始的前夕派出去作招生工作，没有机会参加整风运动和座谈会，现用书面提出我的意见，仅供党及有关党员参考。
我体会我院有“三害”，而且是严重的惊人，在三害以宗派主义为最突出，首先表现在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排斥上，认为旧知识分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渣滓，但又不敢一脚踢开，因为这有违党中央的政策，除几个党员以外，其余全部旧教学人员都限制他们作教学工作，将没有用的老教授编成美名的研究组。根据中央政策也提出了改造方针，让他们在研究内“自我改造”但这只是空口号，怎样改造，改造什么呢？其实既不研究也不改造，几乎常年无人理，教授们自称“研究组”为养老组，党的领导及一些老幹部们把这些旧政法教员看成如同掌握旧政权的罪人，对他们又恨、又怕、又敬，恨的是无用的罪恶，怕的是散布毒素，敬的是中央称他们为民主人士。如怕钱院长散布毒素，钱院长被中央请他作为制定宪法顾问，曾直接参加关于宪法的讨论，可是我院给全体学工人员讲宪法时不请他来讲，而请根本不懂宪法的郭迪同志讲。对利用作行政工作的青年教员，除改造他们成为一个行政幹部以给党员让出教学工作位置外，又从什么地方能看出领导是在改造和培养他们作教学工作呢？在缺乏教学人员的今天，决大部分的旧教员还不让他们开课，甚至我和周仁同志至今还被压在行政工作的岗位上，而不予恢复教学工作。有些教授，如楼邦彦、芮沐、陈芳芝、张锡彤，阴法鲁，藏传真等多因实质上被排挤离开了政法学院。难道我院真的不需要他们吗？只有天晓得。反过来看，让大批的来自农村的老幹部开课。当然老幹部阶级觉悟高，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水平，作教学工作也非常适当的。但我院调到教研室很多老幹部，文化水平极低，不具备作为高等学校教师所应有的科学知识基础，简直就没有什么科学常识，开课念讲搞(有的还念不上句子来)，甚至有的在讲台上笑话百出，有些人连一门业务都不掌握就当教研室主任，既无教学经验又无科学研究经验，拿什么去领导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呢？只凭斗争经验和阶级觉悟就能当教研室主任吗？当然可以培养，但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学习培养，至今还不能开课，这就是极严重的浪费现象。
除老幹部外，只要是党团员也有资格在作教学工作，有些青年党团员虽只上过一年大学，甚至有的未上过大学，也作教学工作，当然需经多年培养，实际上有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培养还需要三年才能开课，教研室教学虽臃肿但教学力量却很薄弱，有些教研室连学生的学年论文都无力指导，这是我院人员超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些都说明了院领导对教员的要求只是重视了政治条件，轻率的否定了作为高等学校教师不可缺少的其它条件，谁也不能否认政治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既不能代替研究复杂的社会科学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科学知识，更不能等于科学，实质上这是认为党把群众看成“阿斗”。
这只不过是我院宗派主义的主要方面和集中表现。此外我院的宗派主义还表现在无原则的照顾老幹部爱人，腾出好位置给他们，更不顾群众的反对侭先给他们进了级，在工资改革中显然是大家反对，但因是党员，院长，教务长的“红人”或是不爱提意见的人，或是阿谀取宠的人都进了级，甚至有的连连升几级，有的一天学还未教就定为讲师，有的青年党员连中学都没上过，什么专业都未学过，只能讲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也定为讲师，而有些应进级的人因不是党员或资格不够而没有得到进级，甚至有的教学效果虽好但降级了。有的党员厉害，有的因是什么长，使用的家具全套是新的，连面板都是由学校供给，对别人不这样。
属于宗派主义的本位主义也很严重，很普遍五四年至五六年的我校毕业同学，最好不分给教研室而给党委会(如赵克俭，程味秋，戚天常，苏炳坤，严振生等)，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工作，应首先充实教研室的力量，不应充实党委会，人事部门调陈自新在教研室作教学工作，已经公布，而教务处不放，现在教务科连崔主任兼科长在内共五个幹部建立了三个科长(一个兼科长，二个科长，二个科员)。可是崔主任还不肯放我恢复教学工作，虽口口声声说应恢复，但实际上不肯放走，我觉得这只是从个人工作角度出发，没从全面考虑，没很好的考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院不重视民主党派达到极点，党不但不领导，不帮助工作和发展组织，不宣传统战工作，而且限制民主党派的发展。高柳成同志对群众说：“不能加入民盟，加入后入党就麻烦了，需三个党员介绍”。甚至有人说加入民主党派就不能入党了，吓得民主党派成员顾虑很多，群众再不敢加入民主党派，刘教务长说：“民盟在我院发展组织是否想为钱端升培植势力”。这简直是污诬。此后民盟一直不敢发展组织。
在我院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是疏远的。群众不主动找党员联系，党员就很少连系群众，只是连系少数积极分子，听他们的汇报，汇报的目的不是帮助群众而是抓群众的辫子向上级汇报。这样一来群众不但不敢接近党员，连积极分子都不敢接近了。在政法学院入党难如上青天，几年来发展了多少党员？为什么把党的大门关得这样紧？一方面可以说我院入党标准高，群众不够条件，但为什么不培养呢？另一方面不能不使人意味着这是看不起群众。
在大力消灭宗派主义的今天，宗派主义不但未消声匿迹反而更加猖狂了，汉语教研室的教师们，不热心给党提意见揭露党群的矛盾，帮助党整风，而是群群教师别有用心的互相攻击，甚至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武。如果党领导不抱尽全力下定决心，忍痛割爱的首先扑灭宗派主义，整风运动是很难开展的。
领导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领导上不重视教学工作与科学工作，而重视的是行政管理和行政命令，所培植的不是学风而是官风，领导上所务的不是正业而是杂务。教学工作是院领导的中心任务，但实际当权的领导者既未掌握也不争取掌握任何一门专业，既未作过教学工作，也不深入教研室，亲自体验教研室教学工作中的问题，而高高在上。在上边若能认真抓紧把握住既使是问接得来的情况，加以研究、分析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的，但不是作这些而是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应付门市，研究政治、事务问题，以及苦心诣诣的研究如何发号施令，如何向上级汇报，如重要的全院性的总结工作，不是通过领导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命令和教研室没有关系的幹部(如周仁同志)关上门编撰，去年第一学期对教研室作检查材料，教务长不看，让我看，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整理出几个要点来，结果匆忙的综合出来，但教务长并不及时看，而拖到第二学期开学很久才看。五五至五六的学年度，教务长命令教研室作学年计划，发下的表格(包括教师个人计划)多而且复杂，事先既未考虑教研室有无条件及有无必要作这些计划，事后也未了解教研室在工作计划中有何困难和问题，事实上教研室为填表而填表困难极大，一再拖延才交来了一部分，而且填得乱七八糟，这些表格教务长始终未看一看，至于教研室还缺那些表格未交计划执行如何，就更无下文了。
教学计划，就其性质说它是学校必须执行的法律，不准随意更改，就其执行的关系说，它牵连的面很广，也不允许随时变动，可是我院于去年暑假开学后，教务长根据开学后才了解到的前一学期同学负担过重的情况，坚持修改已定的教学计划，以革大及轮训练班的方式对待正规大学，为了减轻同学的负担，单纯从形式上减少时数，不考虑时数减少后教学的要求是否改变？为何改变？是否能达到实质上减轻负担的目的，对教员将如何临时相应的改变教学计划和教学进度，压缩讲搞有无困难，这一切都不管，同时修改的形式也非常简单草率，只找几位教研室主任(很多主任没有教学经验的)一商量就决定改变了，幸而这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遭到了事实的否定，不然遗害何浅。
院领导口口声声的强调教材资料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它就象军队没有粮食，其重要性及加强教材资料供应的意见也在学术委员会上进行了讨论和作出了决议，但是印刷力量的缺乏(现有打字人员六个及需要的一半)，打字机的缺乏，曾一再向领导上要求解决，领导从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只好向司法部写报告，而领导也不过问司法部是否给予解决。今我院油印力量的薄弱，油印质量的不高，这和领导上不关心解决是分不开的。
录取新生工作好坏是保证培养合乎质量的幹部的重要关键之一，然而我院对录取新生工作不重视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按高教部在“全国高等学校1956年暑期统一招生录取分配办法”中第七项第(三)点规定“参加统一招生的各高等学校应按照本办法规定派负责幹部(如教务长、副教务长、人事处长或副处长等)审查录取本校的新生。并负责编制录取名单，录取统计表报……)但我院是如何作的呢？事先教务长令崔衍勋科长指派录取的人选，而崔科长丝毫指派不动，将此情况汇报给教务长，教务长并未设法解决发生的问题，最后说他自己去北京录取，并答应任政法组组长，但到录取时教务长去北戴河避暑去了，迫不得已派一位调到学校不久的同学(程味秋)及教务科一个普通幹部，(赵淑琴)去北京区录取。从第一天到结束止刘教务长没露过面，特别是第一天高教部杨部长作关于录取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极为重要，指示了录取的方针，纠正了过去的偏差，各校多是教务长参加的，至于其它录取工作，很多学校都是教务长亲自进行或参与领导，至少也是科长级以上的幹部或讲师以上的教师参与的，我院的这两位录取人员前几天是商量进行的，到後来轮流进行，结果出偏差很多，精神掌握的有问题，如：忽略志愿，该取的未取，不该取的取了，甚至为了解决我院的“光棍”问题，尽量多挑女同学，这是什么录取方针？事后我对教务长提意见，教务长还不高兴。
过去我院有民主也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工资改革时，院长在报告会一面动员大家“尽情的提意见”，一方面却又说：“我院总数已达最高标准，受钱数的限制不好再变动了”。这是想先造成不让大家提意见的形势，实际既使是这样又何尝不变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当然就不敢提意见了，结果上级定下很多不合理的方案，得以顺利”通过。虽当群众普遍对照顾老幹部爱人，提拔会向领导拍马的“红人”以及红人推举的人，对非党人士降级等不公平现象，提出意见和批评，但领导上置之不理，终于执行了“不再变动”的计划。
眷属宿舍的建筑从设计到施工结束一直是保密进行的，当我们从旁知道快要施工时，一再向总务处要求将图纸公开并征求大家意见而遭拒绝，结果很多地方不切合实际，浪费很大，(如：走道太宽，渗井白挖等这不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带来的损失吗？
我看到群众普遍争取不随意说话或少说话，或不说心里的话，好说话也是“歌功颂德”很少提出批评，因爱提意见就要扣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不给提级，不易入党，有的还要作检讨。爱“歌功颂德”，溜虚拍马的就能升官发财(进级、调薪)。这样恶劣的风气决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已根深蒂固。
我恳切的希望领导赶快大力发动群众，让每个群众，(包括党员在内)说出心里的话，彻底揭露矛盾，以便解决矛盾，达到新的更进一步的团结，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