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谈谈今天上午汉语教研室会议上发言的事。我对杨新的粗暴态度非常愤慨，至今犹心有余愤。这样的人还配做一个共产党？我要求党立即处理，否则我院整风运动的发展就要受到影响。
关于我院的情况，我同意陈芳芝的话，政法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典型。这里我提一些事情，虽然是过去的，而且刘副院长来校后，情况有所改变，但由于过去我院宗派主义十分严重，至今留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我就下列几方面来说明我院的宗派主义：
一、对民主人士极不尊重，民主人士有职无权。
二、对犯错误的党员偏里，甚至包庇。
三、对群众歧视。
同时我要说明刘教务长是宗派主义的典型。
一、对民主人士极不尊重，民主人士在重大的问题上有职无权，仅仅限于贯彻党委决定，思想不通也硬要贯彻，而且采取的方法很使人难受。举几个例子：院务会议上讨论开那些课由谁开时，武副院长、刘教务长等几位党员同志竟互相指名推荐。这边说，老武这个课你开吧。那边说老刘这门课你来吧。当时在会场上我很替钱院长、雷副教务长、芮沐等同志难受，连头也不敢抬，不敢看他们。这种方法实在太使人难堪了。党员幹部这样互相推荐，要人家在会上如何发言呢？关于我校的校址，钱院长原来要选在民族学院附近，而武副院长偏偏选在这边。于是就决定这里了。我们从沙滩搬出城外来，几乎是中宣部把我们赶出来的。武副院长是在同意把房子给中宣部以后才告诉钱院长的。这里，我对中宣部和高教部都有意见的，它们竟不顾我们死活要我们搬让房子。去年我们学校房子就很困难，新住宅还没有动工，中宣部三反四复要我们把东斋让出来。高教部在去年也要换我们在城里的宿舍，说可以给我们钱另建房子，可是光有钱没有面积是造不起房子来的。
如果从人里找宗派主义典型的话，刘教务长就是宗派主义典型。他对民主人士的态度有时非常粗暴，甚至到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他常欢喜与人聊天，一聊就很久。的确，我在他的谈话中受到的教育不少。可是，他在谈话中常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气氛很重，认为他在政法学院的功劳很大。
一次我写一分报告，在写到学生实习工作时，把雷副教务长曾亲自下去联系的事写上去了，刘教务长看了后很不满意，他说：那我们(指武副院长和他等人)在学校里做什么呢？意思是只把民主人士写了上去，使人只看到民主人士在工作，看不到他们的工作了。也就是把他们的功劳抹杀掉了。所以，我只好提到雷副教务长时，也提到王润同志(原党委书记)，提到严景耀教授时也提到赵吉贤同志(党员)，提到芮沐教授时也提到杨达同志(党员)，最后还特别写上了武副院长、刘教务做了什么？我当时又有些奇怪，稍为提提雷副教务长就引起刘教务长非常不满，提提人家就会抹杀了他的功劳了吗？有些会议没有通过雷副教务长，引起雷副教务长的不满。雷副教务长批评秘书赖季穗，而刘教务长也批评赖季穗为什么不通知雷副教务长。当然，有些会议是出于秘书的疏忽，应当批评，但是，有的会议是刘教务长自己不让赖季穗通知的，或是虽经赖季穗建议要雷教务长参加，而这建议未被采纳的。请问刘教务长，你怎么能反批评小赖，这不是明明在掩饰自己吗？这是不好的，但这还不是更不好的。一次上级机关派人来检查学校领导问题，刘教务长很生气，对钱院长大为不满，说：“好！他竟告状，整我们来了”，于是到处找材料，并对我说：“你是党外人士，说话比我们有力量，你要好好同他们(指检查组)谈一谈”。(当然我并没有谈)有时我向刘教务长反映一些钱院长的情况，为的是希望考虑钱院长的意见。刘教务长有一次竟对我说：“好，你以后把这些都记下来以后整他！”自此，我就很有顾虑，再反映意见就很慎重了。因为恐怕会加深他们的矛盾。更突出的是刘教务长对雷副教务长态度非常粗暴，雷副教务长曾向钱院长哭过多次，不知为了甚么？最近征求雷副教务长对院领导分工的意见时，非要等刘教务长回来后再说，因为她说过去分工是刘教务长决定的。
所以，我认为论学校，我院可以说是宗派主义的典型，若论人，在我所接触的人里面刘教务长可说是宗派主义典型。刘副院长、李副院长来了以后，他们对钱院长很尊重。关系有很大改进，有些事是过去的事，不过目前学校中宗派主义仍很严重，这是和过去党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再补充一点，一次刘教务长和钱院长同参加一个会。会上刘教务长发言时竟说：“你(指钱院长)说的什么我一点也没听懂”。可是后面的话却是这也同意钱院长的意见，那也同意钱院长的意见。这是尊重院长的态度吗？在刘副院长学习期间，工作由刘教务长代理。一次钱院长召开一个会议，快开会时刘教务长走过钱院长办公室门口，我请他参加，可是他轻步摇头摆手就走去了。这简直是对民主人士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可惜这种态度不只刘教务长一人有。有一次钱院长找郭迪同志了解一个情况，郭迪就是不去，他叫李相章同志去，我在路上告诉李相章同志千万不要说郭迪在，我们就这样对钱院长撒了谎。但是一谈，因李相章同志不了解情况，不能回答钱院长要问的问题。钱院长要再找找郭迪，我下来见到郭迪同志，郭迪同志还是不去。我只好二次撒谎，说“找不到郭迪”。
关于刘教务长的某些缺点，一次我反映给侯冠儒同志，刘教务长知道后，对我表示痛心：“我对周仁很好，为什么周仁对我有这许多意见”。我认为刘教务长这样是不对的，这不是失去一个周仁的问题。而且难道周仁无原则的支持你才是正确的？当然，後来刘教务长很好，主动地找似我谈谈，但是，我还希望刘教务长不要再因我这次发言又感到痛心！
以上是说对民主人士的宗派主义表现。
二、对党员则是纵容包庇，如党员高连贵到天津去买汽车，实价九千元，介绍人提价到一万三千五百元，企图从中渔利。高连贵虽经天津信托公司指出这种情况，还与这个公司大叫大闹，非要人家开证明，付现金给介绍人不可。不成竟到北京来来取现金，最后没有成功，只好又去天津，按照信托公司所评价格九千元付款，但高连贵又私自送人车胎一个，又以300元收买了这个车胎。回校后又不报告，直到那个介绍人在天津被人揭发后，才告诉学校说出这事。可是又说这个车胎只付了一百多元。这其中很可能有贪污，我曾问钱院长，钱院长不表示意见。因此，我就没敢去问武副院长。後来此事交修主任、张文林同志等检查处理。据说仅叫高连贵检讨一下(检讨没有，我不知道)了事。我认为此事不能以检讨了之，学校这样包庇的态度是不对的。由此事想起，我还有一个疑问，高连贵给钱院长开车，高却不止一次的和钱院长吵闹，钱院长也不只一次的气的不乘车。既然关系这样坏，为什么还让高连贵给钱院长开车？是因高连贵是党员吗？
三、对群众，特别在评级上表现了宗派主义。林国才六年没有升级，有次要升级，结果因有意见又拉下来了，反而降了一级。可是苗顺荣则升上去了，难道不是也有许多人对苗顺荣同志有意见吗？为什么不拉下来？当然林国才不安心工作是不好的，但是对待群众和党员是不应有所歧视的。去年，领导同意林国才同志转教学，竟没有教研室要他。可是其他同志(就以苗顺荣同志为例)业务如何？怎么他们倒有人要？可见我院宗派主义的严重？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