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刘盛亚是作协重庆分会主席团委员、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委员。家庭出身官僚地主、个人成分自由职业、民盟盟员。这个自称是“共产党20年老明友”的右派分子，在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他写过《钟楼怪人》、《中国罗曼司》等市侩的庸俗的黄色的作品，并巴结文化特务伪中兴日报报社长，一九四九年他拒绝地下党同志劝他写以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作品，而热心于为当时的一个大军阀写传记。解放初期，他发表了反动小说《再生记》，公开为特务辩护。鸣放期中，他与民盟舒军、李康右派集团、文汇报记者右派分子范琰、党内右派分子温田丰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向党猖狂进攻、企图篡夺党的文艺事业的领导。在这个发言里，刘盛亚危言耸听捏造事实，把党的领导污蔑为宗派主义的统治，说“宗派主义者要拿宗派吃人”，把自己由于未彻底改造脱离生活而写不出文章的责任，归罪于党，说是党对非党作家的“压制”。以此来挑拨党群关系，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并公然叫嚣：“不要马列主义，只要旧社会的良心”，实际上是企图以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文艺界。在这个发言里，他还对文艺界对他的反动小说《再生记》的批判，进行反扑，企图翻案，使《再生记》“再生”。]
各位同行：我很奇怪，为什么解放前，我们进步的文化界、戏剧界、新闻界大家团结得非常好？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联”或什么“协”？
我当过记者，写过书、搞过出版工作、又教过书，参加过戏剧团体，写过七、八个剧本支持剧院的演出，当时我一方面在大学里教书，同时还在报上写连载。为什么那时那么热爱自己的工作还关心同行？为什么、为什么现在气候土壤这样好，党又对我们那样关怀，各位在会上却提出了那么多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在作怪，我很沉痛！
我从开始写东西起，已经二十多年，过去有许多良师益友，其中有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虽然当时他们没有亮出共产党员的架子来)教育我们趋向正义、革命，我们这样作了，我们虽有缺点，但多少也有优点。
现在，我是以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共产党的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来讲话。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讲话出来以前，我有想作隐士的思想，这是不得志时的必然表现。
别的机关我不知道，解放后，我到文联作专业作家，——那时还不叫作协，当了专业作家写的东西没有以前多，写得也干巴巴的，乃至连我的小孩子都不喜欢我的文章了呢？为什么？提起笔来支配着我的心情的是“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说话也是这样。宁愿少说、少写，每个月等着拿工资活命。这是怠工。
为什么让一些知识很少乃至不学无术的人来领导文学艺术各个部门的事业？为什么？一句话就肯定人家是非马列主义的？为什么？是各个文学艺术团体中有——不是宗派情绪而是宗派。各个文学艺术团体里都有这种宗派。作协更不肖说了，大家都晓得，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奇奇怪怪的事。如果把它写成戏搬到舞台上，观众不会笑，也不会哭，因为那离开人情太远了。
我们一个写散文的专业作家扬禾同志，他小孩病得很厉害，要借二百元，打电话给秘书，秘书误听成是星火，说“你是星火同志？可以可以”，扬禾说“我不是星火，是扬禾”。秘书说：“你不是星火，是扬禾？借两百块钱，不行不行”。这是什么原因？星火是作协的党员负责同志，扬禾是非党作家。(编者按：这纯是无中生有恶意挑拨，在以后的作协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有关同志当面对证，并无其事，刘已承认这是造谣。)
这样的事，如果只发生了一件，是疏忽，是偶然，如发生了一百多件，还能说是疏忽，是偶然吗？这样的事，如果只发生在一个党员负责同志身上，是疏忽，是偶然，如果发生在很多党员负责同志身上，这就是宗派！在我们作家协会里，这样的事有许许多多，它们继续不断地发生着，发生着以至直到昨天。当然，通过学习，有的宗派主义者已经有了些觉悟，但还有不通的，还愿坐在宗派的堡垒里，这是不好的。到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处谈得热火朝天，作协领导同志对这运动还并不热烈，领导上对历来的运动都热烈，为什么这次不热烈？这是宗派主义者仍然要拿宗派吃人！
解放前，我们可以和共产党员倾心交谈，(如在座的贾唯英、张文澄那时就在成都)参加党召开的会，明知冒着杀身的危险，我们支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编者按：据当时在场的同志证明并无其事，他纯是往自己脸上涂金，冒充进步)为什么现在我们距离得这样远有了离心力呢？为什么我不愿到文工团、剧院去呢？为什么我不愿进大学的大门而愿闭门深居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呢？为什么和曾克、龙实虽也见面打招呼但不能倾心而谈呢？一堵墙把我们隔绝了，我说叫墙还不够，墙是可以看得见的，这道墙看不见，但的确存在。拆墙要党内外一起来。但如不是市委来支持这正义的事业，我们是不会倾心而谈的。
我们的文学事业、艺术事业、新闻事业，都有很大的潜力，现在张二爷(张德成)在这里，他又是川剧学校的校长。我非常希望那些中、老文艺工作者起来负一点责任，发挥一点作用。文学、戏剧、新闻都应该由真懂的人出来领导，彻底地消灭宗派主义！把各方面的潜力大大发挥出来。
为什么解放前我们可以和党员倾心而谈，解放以后就不了呢？从解放那天起就变了。解放前，我写了一本反法西斯的作品“卐字旗下”，当时一个年青的党员，在华西晚报上发表了一篇赞颂它的文章，说这部作品每句话都是诗，每个场面都是油画，但是后来我的《再生记》受到批评时，就是这个已经大权在握的青年(党员)，就又否定了我那个“(此处一字打不出)字旗下”和我过去的一切。他还是我八年的老朋友，是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我在解放前夕逃往西康雅安，解放后我从雅安回到成都，他还说我是自行逃亡，幸好解放后公安部门的一个展览会上，发现了一个特务制造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就是这个青年的党员作家，他指着我说：“你垮了”。这话是代表党、代表他个人吗？不，这是代表一个宗派。这宗派不象张民权的党，不象席明真的党，没有名字，但是这个宗派却一直继续到昨天。这宗派绝不仅对我一人，而是对若干人。在作协的小组会上谈起，有的人凄然下泪，有的人发两声冷笑，这真是啼笑皆非。这言引为警戒。
文艺界中间有隔阂，作家与戏剧家，党员与群众与新民街三号，重庆村二十四号隔绝了，虽然中间有电车可通，有公共汽车、小吉普车乃至两支脚可通，但我们不愿往那里走，不来往，此所谓“文”而不“联”。
作协领导是否关心人？也关心人，但关心的只是个别的党员。我举一个人来谈谈，姑隐其名，这也是那个宗派的成员。
不久，这位同志上任了，房子也搬多了搬好了。他和另一位党员发生争执，他说：“你现在是公民，而不是文工团长了。”他就是这样的恶劣。在小组会上，有人连着说了他五个恶劣。就这个人，在作协几个部门都干遍了，作协是不是还有第五个部门？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再因人设事地为他再设一个新部门叫他去负责呢？我也不知道。这同志，前几天还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道貌岸然地教训人，批评别人用家俱不合适，而家俱实际上是搬到他家里去了，他批评的应该正是他自己。这就是因人设事。哪一位编写新“儒林外史”？我愿意供给材料。
还有，我不能不提我自己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写的《再生记》犯了错误，我作过检讨。批评对我有一定的好处。可是它在新民晚报上只登了十几节，就批评起来，还专门印过一本“反对‘再生记’”的小册子。它不同于“武训传”有个完整的“武训传”电影摆在那里，批评《再生记》的根据是什么呢？再生记并没有登完，(编者按：当时已发表五分之四，而批判的同志都已看过原稿，这里他企图为《再生记》批判的翻案制造借口。)我要问，那天温田丰讲，党的支部会上有人说：“批评‘再生记’问题牵扯到领导同志，不要提了。”究竟是哪些领导同志？这问题，白戈同志是市委书记、市长、副省长、是全国作协的理事，是全国人民代表，我希望这问题市里不能解答提到省，或提到中央。
另外，我还要说明，直到现在，宗派主义者还在继续作怪，我只举一个小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我每天是坐汽车来的，昨天我的汽车却忽然不见了。张二爷也在这里，原来张二爷要搭我的车来，他这么大的岁数，我答应了。到时候，我和张二爷出门淋着雨等，车不来，后来才知道是办公室把我的车借给别的单位的一位党员去用了。如果说这事不是宗派、不是有心打击我们，至少是说明办公室是机构拥肿，人浮于事。(编者按：车子是刘自己答应借出去的，而他却在这里故弄玄虚，造谣挑拨，可见这个“20年的朋友”的“良心”是什么。)(本文题目是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