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新闻记者

北京市、彭子冈

(彭子冈:《旅行家》雜誌社主編)

[编者按:此系彭子岡为文汇报写的“尊重新闻记者”社论的原稿,文中[ ]内的字句,是文汇报编辑部删掉的。]

“尊重新闻记者,救救部长助理!”

[读完“新闻记者谈苦经”以后,人是不能不动公愤的。]新闻界以外的人会从而了解还有这么一行不被重视的行业,而历年来的革命教育一向告诉我们:人的职业没有尊贵与卑贱之分,有的只是革命分工。中国传统的说法是社会职业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状元”的封建解释是向上爬、出人头地,新的解释也未尝不可以这样来体会:不同行业同样可以做出贡献,同样可以为人群服务。

新闻界以外的人会想:只要是识字的人,每人每天必不可少的精神粮食就是报纸。报人(包括报社里的职工)倒也不想居功,但是这起码也是一项光荣的社会分工下的职业,用新的术语说,新闻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因此这些苦经也许会使新闻界以外的人大吃一惊。

但是新闻界以内的人,特别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年人,却不奇怪,因为卑视新闻记者在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遗憾的只是这个衣钵竟传到如今。

在我们上代亲朋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当儿女选择职业时,父亲首先告诫说:什么都可以干,就是别当律师和记者。因为这两行“自由”职业在旧社会是敲诈和包揽的别名,他们往往唯恐天下不乱,就喜欢在浑水里摸鱼。中国报业史中不乏为了民主为了爱国主义而奋斗的新闻先辈,但是确也存在过不少假借新闻事业而汲取名利的政客,次等的也以办个小报小通讯社作为敲诈的工具。新闻记者结交衙门以致三教九流,因此使得某些洁身自好的人见了害怕,以致告诫儿辈千万别从事这门行业。

不说远的,就说这一代中年记者,在旧社会中是饱尝过“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滋味的。因为记者可以替人扬名,例如写一篇“访问记”;记者可以替人争利,例如按照授意发一条新闻;记者可以替人涂改事情的黑白曲直,例如写一条什么“关系方面消息”;记者又可以替他掩盖一些坏行为,例如面对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事而装瞎作哑……有些记者可以任意胡为或听人支配而致富,人称无冕皇帝;有些记者却为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和硬骨头而受排挤,以致牺牲了性命。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党参政会”新闻,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辱……

[对于今天这八位记者信手拈来的几条“苦经”,我们不想遽尔拉到“原则高度”或是“本质”来评讲,只是由此证明了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基础的改变。]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一脉相传的。

七年半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对于那位部长助理,根据那位记者所说,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多么淋漓?

“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给我滚出去!”

并且,高呼保卫人员……

为什么部长助理一下子就想到了“谁重要”的问题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想意识的表露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精谛来说:意识是存在的反映,那么——

存在——部长助理,

意识——重要;

反过来说——

存在——新闻记者,

意识——不重要。

多么有趣的一位人物,应该用契呵夫写短篇小说的笔法好好描绘描绘他。[没有打听过,他升任部长助理多久了?他一定曾经从毛主席起,掐指计算过他自己是第几百几十几位重要人物。他曾经怀着多么大的满足向妻子夸耀过这个发现。每天挟了大皮包到部里去上班,是多么洋洋得意啊,一定是砰地一声响亮地关上了汽车门。脸上总是浮着笑……

不,不能总是笑,笑也得有个区别,对部长,可以笑;对下属,可得收敛着点,应该是七分尊严,三分慈蔼……

也许那三分也是多余的。]

假若这社会上只有部长助理以上的人才重要,那是多么大的悲剧啊!难道目前正在向中小学毕业生宣传着的种田、养猪、当徒工不重要?难道服务性行业不重要?说出来不怕脏了部长助理的耳朵:群众多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早已认清:辛勤的清洁夫和掏粪坑的同志也一样重要:

当那位摄影记者轻轻拉你一把的时候,你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他不是为了爱护你么?他不是为了从工作出发么?

想不到通过你的大脑立刻反映到口上来的却是谁重要和滚出去。这是什么样的条件反射?亲爱的部长助理,请你读一读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里面也曾说起:

“人民的国家是保卫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

这还是从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引来的呢,你一定早已熟读过了。

我们[所以在一开头就]说“救救部长助理!”就是认清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向部长助理吹洒一些和风细雨。

读了“苦经”,更使我们感谢整风及时,感谢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的指引。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二)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解放军报社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