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门的政治领导是加强了，但没在业务上贯彻。政治领导与业务部门的结合有距离。结合的不好，我们进步就不快，衡量一个学术家的好坏，不能单纯以政治为凭证的。建议从卫生部到省、市、县卫生局、科，都能吸收专家参加领导。医疗预防司请张孝骞，妇幼司请林巧稚，拉在一起办事。
牺牲专家一部分时间参加卫生行政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在5月3、4日卫生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要搞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卫生部门应把科学家拉进来，科学家也应该自动钻进去，但是双方都做的不够”。“负责六亿人口健康的卫生部吸收有多少专家呢？可以说，由部长级到科长级一个也没有吸收”，“卫生部每当制订各种计划时，请专家来讨论，为什么不能在平时就吸收一些专家参加实际工作，让他们分担一部分责任呢？那怕作卫生部一个兼职付司长，一礼拜到卫生部办一天公，了解一些实际工作情况，也比现在的情形强些”。(五月五日下午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的发言，5月7日登于光明日报)
“有人说北医的科学水平不如上海，因为政治领导加强了，科学水平低了，这一点我的认识可能不对，这句话是有片面性的”。“我们要政治领导，但大家都已进步，有了可以信任的条件，高级知识分子应该钻进去，不要再旁观了，看看卫生部有多少科学家在工作，不能把科学知识贯输进去”。(5月5日中华医学会扩大常务理事会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要做好这样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必须是领导同志具有足够的政治修养、科学水平和业务经验；或者是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领导同志能够获得有经验的科学专家在日常工作上的具体帮助；而现在卫生部门所表现的事实，则不是完全如此的”。(5月17日健康报上的文章)
“卫生部领导全国六亿人的保健工作，工作应该特别细致，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领导各项业务。但目前卫生部没有几个科学家在里面工作。应该把科学家拉进来，分担一些业务领导责任。”(5月3、4日卫生部邀请在京专家座谈)
“党的政治领导必须通过业务进行。不过有些党员领导同志业务水平不够，北京医学院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使党的领导和教授力量结合起来，建议订定一个具体制度来加以保证。”他不同意“教授治校”(5月15日九三学社座谈载于光明日报)
“党的领导我绝不怀疑，但方式是民主办校或校务委员会都可以，总要能联系广大的教授共同办校才好。人事问题很不小，以往教授在校没有什么权，造成只收集党团员意见决定，再收集党外意见，合的修改一点，不合的就动员说服，有些相当重要的事情不了了之，老是这样，人家如何受得了，业务不熟的人，有决定一切的权力，这问题就大了。”(6月1日北京医学院党委邀请教授座谈如何帮助党整风)
在叙述了卫生部门的缺点、错误之后说“造成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少数领导同志政治修养不足，科学水平不够和业务经验缺乏的情况下，负起难以胜任的艰巨任务，既不能正确掌握政策，也未获致有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的有力帮助，以致在工作执行上造成了不少的缺点错误。”“批判王斌、贺诚之后，在最近年内有了好转……但目前卫生行政领导部门……不仅宗派主义依然如故，并且还滋长了官僚主义。”(5月17日金宝善的健康报写的文章)
“……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在建国初期，领导者仅凭经验办事，在工作中过于主观，最近几年来，则遇事拘谨，执行政策过于刻板，这都阻碍了保健事业的正确发展。造成这样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与非党人士关系不够密切，行政领导与科学专家没结合起来。目前卫生主管机构甚至在业务机构，实际掌握领导权的都是党员同志。遇有调动，也不过是互相换换岗位而已。”“……希望卫生部门领导大胆放手，在各级卫生机关中多请专家和专业人员参加领导，并使他们有职有权……”(5月17日健康报)
我不同意“有疗效就是科学”的说法，对于中医只能当作遗产来接收，不能当现代科学来接受。龙伯坚在健康报发表的文章我非常同意。整理中医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医的科学性，二是中医在人民保健事业上的贡献。(5月20日在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祖国医学有其科学精华是肯定的，但是今天我们应把它作为一项文化遗产来研究，而不应当作现代科学来接受，我不同意“有疗效就是科学”的说法。乙型脑炎有90％以上的疗效，也似乎言之过早，应反复研究，肯定效果。”(5月5日在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发言。)
“现在的中医疗效宣传，好像不在西医之下。实际上我国的特点是很多人没有起码的科学知识。如避孕问题，有人说在房事时，只要按男子“会阴”穴位，就能回精，我提出这是不科学的，而卫生部的负责同志就当场说：“一定有效”，叫我有什么办法说？”。(4月26日晚中华医学会关于医务界的内部矛盾和百家争鸣的小型座谈会上说)但是金在批评卫生部在建国初期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缺点时写道：“在中医政策上没有看到祖国医学遗产中的科学成分和广大中医在我国卫生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认为中医是不科学，应当迅速消灭，因而轻视歧视中医，没有贯彻中西医团结的正确方针。”(见健康报5月17日金氏“多请专家参加卫生行政领导”一文)
“全国中医有30～40万人，数量上是很大的，不能一笔抹杀。过去王斌、贺诚对中医是操之过急，矫枉不能不过正，但今天是应纠正的时间了。中医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中医在人民保健事业的作用是要长期存在的。但对中医在治疗方法上对病人危害最大的地方，应加控制。如保定精神病院对病人针灸的方法是不恰当的。对不科学的是以不提倡好些，这并不妨碍中医的发展和存在。中医进修学校已被批判，但也不要全部否定。对西医有效的防治疾病的方法，中医也应该学习，作为政策来讲，应具体提出来。中医的方法、理论可能有它的规律，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很难接受。研究中医不能从政治方式作为一个运动，这样，不会达到预计的目的。中医工作从现象上看，是从政治运动作起的，但不会长久下去。中医研究院应吸收有科学水平有经验的西医。医学院不要加中医课程，奖励西医专家学习中医。中医没有经过科学的实验，就说它有疗效是非常不科学的。(5月20日卫生部召开的中医工作座谈会上说)
“我们在卫生专业中贯彻社会主义原则不够，两座大山影响卫生工作的开展。卫生工作不外乎医疗、预防，目前预防工作没有开展，医疗工作上预防性质少，卫生防疫工作也没有足够的注意。卫生部几年来一直重视医疗，而忽视全面保证人民健康和防止疾病的预防工作。医学教育部门没有注意培养卫生防疫人材，而只培养看病的医生。只看病，不防疫，病人越来越多。从城市到乡村存在两个问题：(1)医疗与预防不相结合；(2)医疗力量发展了，但质量不高。”(5月4日在卫生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领导思想是治病，不重视预防，医疗与预防相结合，医生缺乏预防观念，很少联系生产和发现职业病”(5月13日卫生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不采用苏联的社会主义保健原则，在医疗机构单纯的发展了只治病不防病的传统方法，而没有展开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先进工作方法，并且在医疗机构中把原有的一些好的制度打垮了，也没有树立新的工作制度，因而造成了医疗制度和医疗作风的混乱现象。(健康报五月十七日“多请专家参加卫生行政领导”)。
“预防为主”的方针还贯彻得不全面、不深入。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医疗机构只局限于病人的治疗，对预防疾病的工作没有作出明确的安排；其二、卫生防疫机构在整个卫生组织机构的发展中，没有得到有比例的发展，工作质量低；其三、除卫生部门外，其他经济和文化部门在基本建设中，每每未事先考虑为工人、农民、学生和居住在附近的劳动人民创造适合于健康的生活，生产环境条件，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不良生活、生产环境条件，每每未能采取可能的较为彻底的改善措施。(在二届三次政协会上的发言)。
未贯彻“预防为主”的四个原因：
1．几年来，在发展医疗机构的过程中只单纯地考虑了医院和疗养院床位的增加而没有兼顾到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苏联先进工作制度。
2．保健事业中没有作到卫生防疫机构和医疗机构有比例的发展。
3．有些在行政领导机构和医学教育单位的医务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保健原则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和它的科学性体会不深，因而在日常的卫生业务，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大都局限于临床医学的发展，甚至有的以为卫生防疫工作太简单而不惜为之，医学科学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不愿作，也没有被分配于卫生防疫机构去担任重要职务，以致卫生防疫机构不能在现代医学卫生科学家的水平上建立起来，不能发挥在整个保健事业中的主导作用。
4．中央党政领导机构所决定的保健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卫生部门的行政领导对卫生防疫机构的发展和医疗机构应兼做预防工作，没有深刻地体会它的重要性，以致爱国卫生运动这样的巨大的卫生工作，也没有充分的科学指导而流于一般化。厂矿、农村和居民区的职业病、传染病、流行病和多发病的深入而细致的全面调查研究和预防工作作的还很不够。(健康报2月19日“迫切需要全面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首先认为在各项医疗卫生事业中，“预防为主”的方针贯彻得还很不够：
1、医疗机构中，只有医疗，没有结合预防。
2、卫生防疫机构很不健全或者还未建立。河北、山西两省的省卫生防疫站虽已成立，但房屋设备和干部配备与一个新建的省立医院相比，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虽都建立了某卫生防疫站，但干部设备和工作是很薄弱的。县乡的卫生防疫工作，目前还停留在一般化的爱国卫生运动上而不能深入和经常化。……以上这些实际情况，足以说明新中国成立以后，卫生防疫工作是没有得到有比例的发展的。……其主要原因是卫生防疫工作在整个保健事业中还没有建立起来，各方面行政部门所重视的只是疾病的治疗，而不深刻地认识卫生保健的重要性，以致防病、保健工作还停留在一般的文化水平上。(3月15日第5期九三社讯，视察河北、山西两省卫生工作报告)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