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之日记（五月三日）官僚主义，可恶！
“官僚主义简直害死人……看来错误严重极了，（注：指高教部）我联想到统一分配、工资改革、培养人才、……这种错误不知贻害了多少青年的朝气，浪费了多少精力、物力，再不承认错误是无法交代的了。”
“党的威信由毛主席撑着，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对立日益显著，懒惰无能，外行，掌握大权，命令，我恨死了这批官僚主义，不能原谅他们的过失。”
“难道对付他们只有整风吗？我们的官僚主义制度不能改吗？这些人不能撤职吗？我不知道如何尽一个党员的责任？我应该做什么？”
项之日记（五月七日）危机！
“我简直快要哭出来了，问题竟完全是那样的严重可怕，我好像无力坚持真理，因为在人员的心理党已经是抽象的东西。在社会中到处是压制，权力，不民主和透不过气来。我有点气急了，赶快整风，不然的话我们党要完了，群众会毫不留情的把我们赶走，过去在艰苦斗争中建立的威信都快忘记了。‘共产党变了，忘了本了，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了，做了官了’。”
“感到高兴的是，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和信任，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不是盲目服从的，是真正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愿意放，愿意和我们聊天，对我们冷静的分析、批判也是接受的，真的，比以前亲热的多，房间里热闹起来了。”
项曾与许多人说过：“组织路线是指什么人可以被吸收入党，党要求培养党员成为怎样的人这二方面，但是现在很多党员不够条件，不起作用，唯唯诺诺，只知道服从等等，很多人简直不能称为党员。”右派分子汪长风在青年教师鸣放大会上大肆污蔑的说：“基层组织已被教条主义扼杀得淹淹一息，”项认为“淹淹一息有些过甚，但错误是肯定的，这意见是有合理的核心。应该坚持。”（见校刊133期第六版）
项之日记（五七年六月一日）
“我的心好像给一块石头压着，愈来愈沉重了，当毛主席提出整风指示时，我就想不要以三大主义来领导反三大主义，但是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学校不就以严重的官僚、宗派、主观领导着这次整风的吗？
“有人说‘有拆墙声中很多高墙飞快的筑起来了。’对整风鸣放的估计是主观主义的，形式是官僚主义的，对群众存在着宗派主义，我们要请群众来帮助整风，这是朋友，但是领导却把群众看成捣乱分子……。
“这种严重的分歧，实际上要在领导上不反映三个主义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怎么办呢？考试整风如何两不误？我不能同意现实的做法！”
“利用党的集体力量来扭转领导上这种作风，就是表面的接受也是必要的，否则整风就是无力的徒劳，因为单靠自己是永远也不解决问题的，正像自高自大的人来克服自高自大。我想在温好课的前提下在党支部会议上大声疾呼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见校刊133期第七版）
右派分子汪长风参加宣传会议回来与项说：“党委没有能力领导，与其说是业务水平不够，不如说是马列主义水平不够，党委领导不好是能力问题，不行应该撤换。”而项听了这话后，便对研究生×××说：“我过去太糊涂太教条了，这次群众教育了我，只看成绩、不见缺点、是教条主义，过去我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不相信群众……。这几年党内宗派主义太严重，不相信党外人士，不与他们商量，外行领导内行，事情全给搞坏了，党的威信全都丧失了，命令代替一切，整风实在太需要了，再不整风发展下去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想，不是大学生出身是很难领导高等学院的……。于是我产生了应该撤换的念头，走上了有意识打击党委领导的道路。”（见校刊133期第六版）
“刘准同志的报告也真使人费解，放要有领导，不要为了热闹，有伤感情的话不要说，……那就干脆别放了。”
“稿子的事（要校刊登的放火稿件）一定要有头有尾，我坚持纯官僚主义要分开，错误要承认，这种自高自大不能容忍。”
“贴大字报的事件（指鸣放时研究生要出的放火性的大字报）过去了，我受到一次最严格的锻炼，我看了很多，想了很多，虽有五三没看书，但是这些时间都是值得的，群众教育了我，在整个过程中，我看见了研究生这种维护真理的不屈精神，这股劲就是许多共产党员身上也是看不见的。”
项要党委改变整风路线，在说服不成时，说道桥系党总支书记“太顽固，没有决心放”是“一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严重错误的组织。”“要发动群众起来教育领导，推动领导不可”“要好好整一整，实在不行就撤换。”
在五月底一次全校青年教师座谈会上，项发言指责党委整风没决心，项说：“党委没有鸣放的决心，为何党委把整风只看成提提意见，当然小型座谈会就可以，但是这是不行的，必须相信群众，使每一个人真正感到当家作主，处理人民的事情，党委应该提供一切只要是教师愿意或者喜欢的形式，让青年教师大鸣大放……。”（见校刊133期第七版）
社会主义制度的阴影 项之日记（五六年十月九日）
“……他（指×××先生）发表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人的效率、智慧，由于金钱的利诱被发挥到最大的高度……，在那里办事迅速、利落、我顾客方便，尤其是号称世界公国的瑞士更是惊人，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什么东西都要排队，劳动积极性是依靠觉悟的，劳动的好坏没有完善的奖励制度的刺激。由于保护劳动权利，有时便成了懒汉的温床……。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最光明灿烂的制度，但是……。我想这大概也是它（注：指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面（注：指阴暗的一面）吧！”
“在选举上，我起先是同意等额选举的，当提出对候选人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时，感到不民主，非常不满，我渴望着自己选举和直接选举。”
“很早在我毕业时，我就曾提出过毕业方案最好摊开来由班会来分配的意见。”（见校刊133期第六版）
回忆肃反斗争 项之日记（1956年十月廿二日）
“和杨××一起散步，回忆我们的肃反斗争，我们深刻的感到它的意义和作用，但是在这中间有很大的偏差，在对待一些有反动思想的人，我们没有治病救人的态度，硬逼挤出来一点就算了，结果他们是依然如故。”
“其次在斗争中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流行着，不合乎逻辑的结论乱下，把可能扩大为必然性，毫无根据乱戴帽子，××的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死了还会说他畏罪自杀呢？；有很多死去的重点分子到底是畏罪还是冤屈，那更是谁也不知道了，我们不禁要问一下，这是谁的责任？！这些问题要不要做交代？！”
“难道在运动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吗？不，绝对不，我们党得生硬的逼供是不正确的。在那时候，有些反对的意见，有时还不敢提起吗？”
“我们要在今后的斗争中坚持感化的方式，反对违反逻辑的硬逼和乱扣帽子的方式。”
在青年教师第二次鸣放大会上，吴中在接受了汪长风对肃反方针政策上的右派论调之后，又以肃反不应采取群众斗争的方法再次来否定肃反，项当时鼓掌同意，会后并和吴中说：“你所说的人的尊严和扣帽子的二点我是同意的，基本观点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见校刊133期第六版）
马克思主义停留在一八九五年 项之日记（四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上有位中国的社会经济学家发表了这样的讲话：马克思主义从一八九五年来，除了少数如列宁在革命理论上的发表，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的创造外，几乎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水平。已经不能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且资料少得可怜……。”
“我也想，六十二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于他是垂死的这句话了，康采恩的出现，危机的躲避，特别是美国工人工资的增加，分期付款等等现象，有必要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精湛的分析，作出结论。否则各国共产党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正确与否就是悬在空中的了。你说他们修正主义，他说你教条主义，是永远也说不清的。谁来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呢？！”（见校刊133期第六版）
项之日记（1956年十一月六日）
“……为什么我不能估计到苏联的出兵到底是不是可以、应当，可以、应当结论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在解放台湾的神圣斗争（中），美国援助台湾，那我们怎么说明呢？
项之日记（1956年十一月十五日）
“……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除了立场问题，没有什么理由，由于这个理由不能说，苏联在联合国很被动，有口难辩。”（见校刊133期第七版）
来源：同济大学马列主义资料室编印《右派分子言论汇编》第二辑（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