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邀请武汉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部分教授、专家，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组织了两次座谈会——5月4日在东湖招待所举行一次，5月7日在武汉大学举行一次。这里，我们将一些先生所谈的关于党群关系问题的意见汇集如次。]
目前高等教育中的问题，首先是党怎样领导知识分子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个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但是问题也不少。最值得注意的是党群关系问题。
首先，在党员和群众之间，政治待遇很不公平，党员享有许多特权，表现为他们不同于一般人，常常以领导者、教育者、改造者自居，这样，就在党群之间人为地划了许多令人颇不愉快的格格。比如传达一个平常的报告，本来向大伙儿做一次传达就可以的了，可是，却总要先在党内传达，再到团内，再及于一般群众。如果这个报告的内容有其机密的部分，对一般群众不能说的，这样传达倒也应该，但往往并非如此。就算这样做是必要的吧，可是在党内传达时，却又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样，在党群之间划一条鸿沟还好像不够，还要在群众之间界限分明地划成为先进部分和落后部分，使人受不了，造成许多隔阂。
又如留助教，留研究生，选拔留苏预备生等等，也莫不有问题，据我所知，这类名额，不是凭学业成绩，而是党团员有优先权，特别是留苏预备生，几乎全数由党团员包下来了，群众没有一点点儿的分。人的成长是渐进的，在政治上也是如此。那么，对于非党的学生群众，对于这些尚在成长中的青年，为什么竟用这种固执的眼光来看待，不给他们以同等深造的机会。再如，选积极分子，选先进工作者，并不是从群众中来，而是由领导上“钦定”的，确定了某人为积极分子，为先进工作者，再发动群众去捧他，去选他。不久，这个人也就入党了。有人说这是为他人为地在群众中提高威信，人为地给他创造入党条件，是党的“培养”。其实，这种作法，群众是早就看穿了的，口里不说，心里是极为不满。这种作法，在群众中间是半点好作用也没有的，有的善良的人被选上这样的积极分子，私心也未赏不惭愧的。请问，为什么要这样作，除了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以外有什么好处。
有些说法，听来是很刺耳的。比如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和品质究竟如何，以及他起了什么作用而定。入党与否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要知道，党外也有像鲁迅这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党内也出过叛徒，有品质极端恶劣的人。这本是一句鼓励的话，结果变成了刺耳的话，使不少党员自高自大，自视为“特殊材料”，瞧不起非特殊材料制成的群众。又如常说“红色专家”。所谓“红色”，大家知道，这不是一个美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所谓“红色专家”，就是指的入了党的专家。我们没有入党，难道我们就是粉红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无色透明体的专家？问题是我们不愿做这些专家。我所以提这些似乎是不相干的事，是因为从这类事里，也可以看出宗派主义的蛛丝马迹。
在高等学校正确地处理党群关系，首先要总结一下从思想改造以来的经验。思想改造工作，有些地方做得很好，和风细雨；有的地方搞得很是粗暴，带来很多问题。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什么“成绩是基本的，缺点也是难免的”，这是一套敷衍话，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应当根据具体事实，老老实实来总结一下，有多少成绩，便肯定多少成绩，有多少错误，便承认多少错误。听说冯乃超先生在中山大学作得很好，有口皆碑，他的经验就可以总结一下。而徐懋庸在武汉大学的胡作非为，也是有口皆碑的，这个坏经验也可以总结一下。这可以作为在高等学校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光明日报5月1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