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5月4日在西安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发言记录。]
现在大家都说要“放”，但我的印象，还有些领导人是想“收”，或者不敢“放”。就在中共中央提出“放”的政策之后，今年4月1日，西安市高等教育局曾召集各高等院校政治课教研组主任的座谈会，在会上，有的人是主张“放”的，以“放”来克服教条主义，可是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在开场白和总结发言里居然说，由于政治课教师90%以上是年青同志，他们的毛病是钻研经典著作不够，生活煆炼不够，意思是说，不是教条主义太多了，而是教条主义太少了。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的思想意识上，实际就是一个“怕”字。其实，现阶段的政治课教学，例如政治经济学的总危机与社会主义部分，由于长期养成的教条主义习惯，已使教师在学生中失去信用，不论新考教师都要在克服教条主义与“争鸣”中找出路。
我们西北大学呢，也曾经召开过两次有系主任参加的行政扩大会议，但在大会上谁也不敢讲话，很少有人对中共党委领导提意见，即使提了意见，也是不痛不痒的，根本没有敢接触到痛处，对中共党委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碰都不敢碰。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西北大学中共党委怕放，大家自然就不敢放了。
我认为，要“放”，就要有具体的措施，我们老教师们，老实说，由于积了几年的经验，现在是害怕得很，有“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之感。老教师们在学校里威信一时还恢复不起来，这样的处境，要想开那么两次会，就妄言“放”和“鸣”，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事。
老教师们为什么这么消沉？这和以往各次运动中留下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关。有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对。过去各项运动里有没有错打了人呢，肯定是有的，但打错了却没有看见领导者作公开检讨，或者在检讨时躲躲闪闪，企图以全国的成绩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说什么“成绩是很大的，错误是不免的……”等等，一点也不具体更不联系自己的实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检讨，对于错打击了人的所谓“积极分子”有什么教育意义？这样一来，共产党的领导的威信，自然而然在群众里受到损害，至少在老教师里受到损害。照这样下去，共产党的威信不会给个别党的领导与个别党员蚀光吗？每一个对共产党爱护的人都是很耽心的！
这次中共中央号召大家“放”，但是人们累积了数年的经验，顾虑重重，实在有点不敢放，怕的是别人把材料收集起来，到时来一个“整”。所以，应该以事实来证明，“放”决不是为了“整”，那么，大家才能够畅所欲言，从各方面提供意见，帮助共产党把整风运动搞好。
大家不敢说话，或者不说真话，是一个十分令人忧虑的事情。我这些话，在这个座谈会上敢说，回到西北大学，我就不敢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迫得人们不愿说话。民主党派中，据我所知道的，现在也已经很难了解群众的真实思想情况了。每逢我们去搜集反映的时候，被访问者要吗就是点头说：“好！好！好！”，要吗就摇头不则声。
人与人之间也少来往了，“六亲不认”的感觉，人皆有之。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凡是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的，往往被目为是搞小集团，谁还敢接近呢？
西北大学里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不好的。我们学校有一批所谓积极分子，专门偷听别人的话，记在小本本上，作为将来“整”人的材料，经济系秘书就是这样的人，他偷听了某教授说了“这个年头说话要当心。这么一句话，就在运动中大加渲染，问某教授是不是要造反？我们学校里有些追求入共产党的人，为了表现“党”性，就向党奉承阿谀，并且专门以打击“落后”分子作为他个人表现“党”性的机会。共产党与“落后”分子之间的这堵摸不到的墙就是这些积极分子造成的。现在的问题是教育这些积极分子，使他们变成群众中的一个分子。反映情况要真实，不要专门反映某人的缺点，以造成群众与共产党的隔阂。
照理说，要搞好学校工作，应该发动老教师的积极性，可是过去每次运动里，打击的尽是老教师，伤了自尊心，大家意态消沉，所以无论中共党委如何号召加强领导，大家都鼓不起劲来，因为系主任、教研组主任都是老教师。西大中共党委某些领导人对教授的态度是十分粗暴的，像业余政治学校，应该是自愿参加的，但党委亲自点名，说今天有几个人未到，有时表扬某些人时，同时也伤害了另些人的自尊心，有点像对待小学生的派头。西大中共党委向群众报告关于匈牙利事件时，说到中共也有叛党分子的时候特别强调说，他认识某一个叛党分子，现在却变为民主人士了。这些话使到场听讲的某些民主人士寒心。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我认为，西北大学有些系的领导等于傀儡，有职无权。职权都操之于教务处的某些共产党员以及系秘书或秘书助理的手上，系主任不过画押而已。系主任很难做人，责任上不得不管，管起来，又无实权。这种情况平常是“搜集”不到的，只有在熟人聊天的时候，才露出来。我认为，检查工作时，应该检查那些有职有权的人，检查尸位素餐的人，是没有用处的。加之，过去教务处的工作是形式主义，是个制造表格和收集表格的机关，使得西大流传着“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的话。1955年春召开教学会议，在教务处做的总结报告中，列举了十四大项，每项又分为若干点，共有问题不下二三百个，听起来，就像开中药铺一样。及到这种形式主义的办法行不通，问题转到提高教学质量时，形式主义表面上是垮台了，但教务处的领导也跟着垮了台，变为无领导。现在西大的教学领导是三不管，系主任是无权管，系秘书无能管，教务处高高在上无法管。
至于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现阶段是“放”揭露矛盾：下阶段是群众与领导相结合，逐渐想办法，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