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5月4日在西安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发言记录。]
我谈一下个人的感想，古人告诉我们，处世之道“话到舌尖留三分”：又说：“祸从口里出”。可是由于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经济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实在是没有力量克制住这已到舌尖的话，说些某些朋友不愿听的话罢。
1951年8月间，我进了西大，现计之，快六年了，在这六年中在经历了许多的狂风暴雨。在狂风暴雨中脑子里积累了许多问题，有的竟在大脑皮质上形成了顽固的条件，每一提起，神经就为之紧张，因而血压日高，神经日衰弱，去年几乎离开了这个可爱的祖国，进了鬼门关。从哪里说起呢？好罢，先从思想改造说起。
一、马克思说，教育者本身必须先受教育，我为了继续我的教育工作，1949年我进了革大。在革大，我看见共产党员是那样的朴素，诚恳、亲切，实事求是，那样的不骄傲，不居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感动得我五体投地，使我想到过去就惭愧，瞻望将来就愉快。这是我毕生不能忘的一段珍贵生活。
1951年到西北，作为一个干部参加土改，和共产党同志接触中，他们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使我感得离开他们，就会孤寂。他们一切事和群众商量，与群众共甘苦。他们亲切地告诉我，对农民间的问题，要说服教育，调解：对敌人才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些给我印象太深了。我学着、做着、我交了若干农民朋友，直到现在他们遇见我，还叫我“老刘”。我感到共产党太伟大了，我钦佩共产党人万分，我自己想，我虽不是共产党人，作个共产党的朋友也光荣。这是我永久不忘的一段珍贵经历。
1951年进到了西大，首先遇着的狂风暴雨是“三反”。我看见某先生在工作组和学生面前跪着，更有的被打了耳光子，并且一味的追逼。我心里想：文化教育机关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什么这样的粗暴，为什么对自己人这样凶狠。事后又听人说打错了。我又想，他们为什么不先调查然后再干。为什么和我在土改中共事的共产党员的做法不同呢？为什么也和北京我所接触的共产党员的做法不同呢？
接着就是思想改造。改造的方式是：喊，叫，斗，与革大太不同了。学生在共产党、青年团组织领导下来改造人的，而我是被改造的。我感到不是革大那个情况了，不是分析说理而是申斥了。我当时想这又是怎么一会事，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下，会有两种改造思想的方式？据说不如此，不能表现出党性强，立场稳，我想那么革大的那些共产党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对待我呢？我可不承认他们党性不强，立场不稳。
有的先生过了关，可是仍未脱却落后的帽子；有的未过关也当了“长”。这使我更迷惘了。啊！经过这一个风暴后，师生关系变了。
二、学生成了先生的先生，并且是个严师，当然不愿接近先生了。可是其中也有的学生知道他们不是先生的先生，也想和先生来往。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想到你家来玩，别人不叫我来。”我问谁？他四顾一下说：“有个团员不叫我来。”据说从旧社会来的先生有一种魔力，他们能把旧社会的坏东西在最短时间传染给学生。
学生既然是改造先生的先生，在堂上就专注意先生的立场、观点。可是学生究竟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他们自己也未必把立场，观点搞好，甚或比先生更糟。因此他们的一副好心肠也就在客观上变成了有意为难。然而，学校某些领导人每每将他们反映的一些错误意见，作为考核先生进步与落后的标准，教学好坏的标准。师生关系反过来了，是学生教导先生。于是先生的处境也就苦了。
三、有一个时期，讲稿中堆积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词句。以后有了人民大学的翻译教材，先生感到如获至宝，即从人大教材上抄到自己讲稿上，又从讲稿上抄到黑板上，学生再从黑板上抄到自己的笔记上。有个先生说：这是“三抄教学法”。我也认为这个名词是恰当的。在1955年以前，人大教材翻译的质量并不高，再加上先生对苏联经济情况并不很熟悉，因此也有些看不懂。但没有关系。学生若提出疑问时，先生就当头一棒；这是人大的教材。有一位教了二十余年会计的老教授，认为这样做对不起国家，根据自己教学的经验，自编了讲稿讲。这就受到了打击，在每次运动中都把他作为“进步的绊脚石”。教条主义也影响了新老教师的关系。新教师往往把教书看得很容易，认为拿一本教材照本宣读就可以了。因此，他们看不起老教师，说老教师没有什么不得了。
四、我再谈谈党群关系问题。思想改造后，冷冰沉默代替了活泼热烈。这大概就是“进步”。有一个先生说，某人进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讲话了。六年来，我也曾主动去靠拢领导同志，但没有人来和我谈心，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这好比剃头匠的担子，一头热。
狂风暴雨过去了，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我是惊弓之鸟，我热烈希望上面所说的都随着春风而逝。（光明日报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