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汇报》，在五月六日的“群言堂”内读到一个故事，说武汉大学程千帆、沈祖棻两教授合编的“古代诗选”，被出版社的编辑删去了两首：一首是王维的“独在异乡异为客”，另一首是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删去的理由据说是这两首诗会妨碍青年人奔赴边疆、建设祖国的热情云云。在某些同志的眼中，王维和王之涣的千古绝唱竟成了妨碍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毒草”，真是鸣乎噫嘻，如何是好！古人有知，大概也要瞠目于地下吧。
这也许应该算作笑话，编入“新笑林广记”的。可是，这种笑话却又不是绝无仅有的，至少我就曾亲身经历过一次。这虽是两三年前的事了，但“朝花”也未尝不可以“夕拾”，“花”干了，“刺”总是在的。那时我在一个军事学校当教员，负责编一套初中语文课外参考读物。几个人工作了好久，总算编成了一套，古今中外都选了一点儿，杜甫的“石壕吏”也选进去了。可是送审的时候，这首诗却通不过。我当时感到删去了太可惜，就辗转托人，层层汇报，正面侧面地去打听它被删的理由。又过了好多天，我得到了答复。用今天流行的术语来说，这答复就是说杜甫的“石壕吏”也是“毒草”。当然，负责审查的那位领导同志当时的确是讲得很“全面”，很有几分“辩证法”的，并不象这样赤裸裸。大意大概是这样：杜甫的诗当然是好诗，“石壕吏”也不错，它反映了旧社会抓壮丁那种惨无人道的事，本来倒也可以送给学员们读读的。但是——妙就常常妙在这些“但是”——，但是现在正在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一个新制度的推行总不会那样顺利，可能有些人还会暂时有抵触，把这种反对抓壮丁的诗印出来，要产生副作用的。“石壕吏”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兵役制抵触起来了，真是天下奇闻。与国家大法相抵触，好大的帽子！“石壕吏”仅仅是反对抓壮丁，而反对抓壮丁又会在已经当兵多年的军官学员中起副作用，这逻辑又是多么的奇怪！生怕会起副作用就只有把作品删去，卫道之士们的胆量实在小得可怜，而手段又实在粗暴得近于可怕了。可是，上级的命令能不服从吗？何况你辩解也没有用。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下来了，“石壕吏”终于当作“毒草”被删去。不过，这件不愉快的小事我却老记得，今天又被“群言堂”内的小故事触发出来了，并且还联想到其他。
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尤其某些领导同志的胆量似乎特别小。他们整天担心会天下大乱，有一点风吹草动，马上就连耳朵都竖起来了。由此出发，就产生了许多奇怪的逻辑。“石壕吏”变“毒草”就是一例。要是这种论调完全赤裸裸地说出来倒也不错，但遗憾得很，他们却常常要用一种类似“辩证法”的东西把这种粗暴做法伪装起来。表面上来个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而实质上却是否定。前面那番关于“石壕吏”的妙论就够典型的了。这种“辩证法”妙在你根本无法与他辩驳，譬如你说“石壕吏”很好吧，这简直是废话，他也没说坏呀！但如果你说既然好就应该选，那他的“但是”就跟着来了。归根结底，还是不行。你要是不识相，还要去解释，说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不仅仅是反对抓壮丁，也不会在学员中起副作用，那就糟了。好则微笑着说一声“同志，你们不了解思想工作的艰巨”，使你莫测高深；不好则干脆老羞成怒，什么也不说就叫你服从命令——删去。至于为什么是好诗而一定要删，则据说是根据叫做“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辩证法”。
这种“辩证法”的运用还很广，不仅可以把杜甫变成“毒草”，而且还能给官僚主义打掩护的。譬如群众要求这类领导人解决点什么生活上的小问题，他可以说这种生活细节，无关大体，不要斤斤计较；但如果是他要群众遵守一些鸡毛蒜皮的清规戒律，你要想说一声这是小事，却又成了“违犯纪律”的巨大的政治原则了。小大由之，变化不已，这叫做“辩证法”。又譬如这类领导人决定个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把群众忘在脑后，但如果群众中竟有一两个人不大响应这种关着门想出来的号召，他又理直气壮地来责备你“群众观点不强”了。这也叫做“辩证法”。他们甚至在犯了不可掩饰的错误而不得不向群众交代的时候，也还是不会忘记这种奇妙的“辩证法”的。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又来上一通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看起来虽然不对，当时却还是正确的等等。说来说去，批评的锋芒又指向了群众，使你简直弄不清他到底错没有错了。总之，按他们那种“辩证法”说来，他们的行为、理论，一切都对，即使现在看来不正确，在当时也是“正确”的。他们的明显的教条主义也成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而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要求在当时却只好算百分之百的“自由主义”了。一句话，这种“辩证法”的实质就等于“老爷说的准没错”。
假如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声音。
“辩证法”果真是这样的吗？如果这种作为官僚主义护身符的诡辩也叫做“辩证法”，那么，去你的吧，这样的“辩证法”！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