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听几个同志有这样的说法：“过去对，现在也对”，好像，按照他们的“辩证法”，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过去是好东西。希望不要这样说。过去在人民内部违法乱纪作残酷斗争，利用特权打击别人树立服从自己领导的小集团，也算对吗？如果过去对，现在就没有检查的必要了，这会妨碍运动的开展。领导同志只有认识过去错了才能彻底检查，只有彻底检查才能改正。不要不老实。
这几天感到有的同志上推下，下推上。王焕勋同志在前天的发言中向领导提意见，这是好的，但他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教育学教研组没问题，其实教育学教研组正表现我校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典型。如果必要，我愿意帮助他们检查。
有人说多接触、多谈谈天，党在态度上温和些，尊重高级知识分子一些就可以拆墙。我看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好多高级知识分子没主人翁感。这是事实。但存在绝对意识，做客思想有他的客观基础，事实上是客人就只能有做客思想，事实上是主人就有主人翁思想。所以关键是在事实上是主人还是客人。如说对知识分子要照顾，这就是把知识分子当客人，如果大家都是主人就没有什么谁照顾谁，而是大家照顾大家。真正当家作主才有主人翁感。不要使任何人感到党是当家的，别人是听话的，党群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要把墙推倒，首先要废除特权，要人人在宪法面前平等，教授对学习大事参与决定，不是别人替他决定，自然大家就有主人翁感了。当然这里要注意党的领导。但，领导不是替大家决定，领导是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承认人人是国家的主人。这样使党与高级知识分子关系非常融洽，不再是主客关系。如果所有党员同志，无论是高级的还是普通的党员，都这么考虑，知识分子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原载“师大教学”115期）
有一次叫我做政教专业工会主席，我没干，我认为没意义。工会本来是工人的组织，但人选怎么产生？办什么事？是别人叫怎样就怎样。在师大中苏友协当了一年负责人，有了经验，何必当傀儡。这两件事使我再不愿做这类事情了。
在一次科学会上我说，现在科学研究多是把马、恩、列、斯的话加以解释，这是汉学。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一步不好吗？到思想改造时成了一大罪状——怀疑经典，自高自大。
逻辑学讲到同一律时，讲“偷换概念”时举了艾思奇于光远检讨中的例子，后来整我时也成了很好的材料，说破坏党的领导同志的威信。教育系负责同志还叫我检查一下，反映到何副校长那里，认为问题严重，甚至考虑我还能否教课。与此同时马特先生把他著的“论逻辑思维的初步规律”送给何副校长、其中也有那例子，何副校长听说毛主席称赞这篇文章，当然就没问题了，可是到肃反时这还是我的问题。
有次几位青年同志在我家吃饭，谈话时我问何锡麟是哪里人？整我时有位年轻同志讲我对学校最高领导竟直呼其名！？
我给教育学研究主任提意见，整我时他就说我破坏领导威信。
逻辑学讲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时，分析批判了康德一个论点，整我时一助教说我将康德就是唯心主义。我很惊讶。
我介绍同学看金岳霖所著“逻辑学”中的两页，整我时有人说：书上有反动的胡适名字（大学严肃委员会名单印在书上，其中有胡适）你介绍给学生这不是宣传反动思想是什么？
我给校三讲课，俩个月内学习情绪很好，后来突然觉得同学情绪不大对头，这时政教专业转来了学生对教学的意见，据说是党支部向学生做了调查，党在学生中威信极高，所以学生就收罗了好些意见，并且听说这是很快转到校领导那里。学生就这样整一个半月没好好听课，后来事情弄清楚，局面又扭转好了。但学生却因此没学好逻辑科学。学生讲起来很后悔。谁应负这责任?我举这些例子说明领导外行无知或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危害多大，希望从中吸取教训。
讲教学时，我在教研组提议讨论一下怎么教，人大转来的同志则把一份详细的教学大纲一放，说就照这个讲，我说干脆不要讲课，灌个留声机片放放好了！整我时这也是好材料。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不同呢？还是教条主义与非教条主义的不同呢？这是普遍的问题，师大教育系的教条主义必然会给全国教育学术带来很大危害。
有一次张刚同志对青年教师讲尊重老教师问题时说：即使有些老教师有资产阶级思想，品德上知识上有问题，但他的经验多，知识多，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这在表面上是要青年教师向老教师学习，实质上是否定了他们。
党信任青年，什么事都找团员了解，这应该，但面儿光限于此就不好了。事情牵扯到别人，不向当事人了解，使当事人连说明的机会都没有，甭说辩护了，这就片面了。就必然误事。
我建议成立教授会，教授在教课和科学研究上应该居领导地位，要有实权，教学应由教授领导，行政事务由校委会领导，党是总领导，领导方针政策思想，党在人民之中，不在人民头上发号施令，新局面可能很好。（原载“师大教学”115期）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