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宗派主义肯定是存在的，各个部门都有，只是深浅不一致，有的到很严重的地步。应该有“天下为公”的精神。过去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现在也可以说：“天下非一党之天下。”毛主席也说过，党员在全国人民中只占很少数目，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团结全国人民一齐动手。而宗派主义就表现在：有些党员不承认这一点，总认为这些事非我们办不可，你们要干，也只是被利用的。
知识分子对祖国是热爱的，党对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应估计得更高一些。“以马上得天下，并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国家，未免把这个工作看得太简单了。党的负责同志要对各方面的问题作细致的研究，深刻的分析。湖北党的领导力量大部放在农村，今后对高等教育工作也应该加强具体领导。在学校中党的工作做得很好的，恐怕是在50％以内，而不是以外。从本院看，历次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对于医学科学对祖国建设的作用，医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在认识上是不够明确的，最近我在院内一次大会上作了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八年来较为系统的一次发言，我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这个发言在党内所引起的重视是不够的。党内同志们自信过高，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和党员能不能领导科学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前些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小品文，表扬某校党的工作人员熟悉科学领导得很好，当别人称赞他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时，他谦虚说：“我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斧头。”但我们高等学校做党的工作的人，有这三斧头的比例数还是不很高的。
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还存在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我们还要不要？周总理认为是可以学习的。但在具体问题上，这点还做得不够，我们还不敢大胆正视人家的东西。在医学中已出现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医学在某些部门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我是一个搞外科的，我认为苏联的外科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苏联喜欢把不同学派的学说戴上反动的帽子，这是一个偏差，例如说什么威尔啸的反动细胞学说等等，事实上苏联今天仍然在用这个学说进行工作。我们对苏联的教科书在理论上的错误，过去也没有采取批判态度。如苏联有一种细胞经消毒后转化为活质的学说，开头大家都说很对，直到苏联批判了这种学说之后，我们才又来批判，自己不敢独立大胆地来分析批判，因为对这类学说的批判分析，往往牵涉到两大阵营问题，大家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讲。
宗派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有些党员见非党人士提意见，就以为这会影响党的威信，而片面地加以袒护，实际上无论我们的意见正确与否，决不会损害党的威信。还要反对一些利用党的职权来推行个人意图的行为。据我了解，很多人都对汉字拉丁化有意见，我也是有意见的，据我看来，汉字是一种特殊语言，要把它拉丁化将会影响我国的文化，如果只是为了注音，注音字母较拉丁字母的优越性要大得多。我同时对这几批汉字简化也不满意，一点不成逻辑，不成系统，“木”着一个“又”就是“权”（權），“三点水”着“又”就是“汉”（漢），而“力”着“又”又成了“劝”（勸），这怎么个讲法？我们是有意见的，但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利用职权，对提意见的人往往是围剿一番。
还有一个意见：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中加强了政治教育，但忽视了公民教育，忽视了教学生如何做人，因而文明的水准是低的，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二、关于党外负责人如何有职有权的问题。我是党外负责人，有职有权。但有的人并不如此。省卫生厅姚克方厅长，照我看，没有发挥他的作用。姚厅长现在在搞什么呢？他主要是在寄生虫病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兼所长，这个所的设备人力非常薄弱，谈不上搞什么研究工作。姚厅长对于把全省卫生工作怎样做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而如今竟然没有能使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湖北卫生工作是非常可惜的。
我是要争权的，我不消极。我是用斗争的方式来工作的。既然还把我留在职位上，就说明党信任我，我就要行使我应有的职权。我很赞成武汉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的话：要就撤我的职，否则，我必须按照我的职权作事。（见5月10日“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