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月十一日生理教研组关于“放”和“鸣”的漫谈会上，王志均和刘曾复两位教授畅谈了自己的体会，并对我们在中医政策，学习苏联，留学生制度和学校体制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放”和“鸣”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十分赞同周总理在归国留学生联谊会上所说：“‘鸣’和‘放’不能过早，也不能再迟；只有在今天才是适时”的意见。他们认为“放”和收有关系，因为“过去收得大厉害，所以今天就要大放”，否则不能揭露所有的矛盾；不放便不能避免错误，像过去在专修科问题上，中医政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都是例子，说明“纸是包不住火”的。
王志均教授认为中医学术可作为遗产进行研究，而不应就作为科学，马上要拿到大学里来讲授，而且规定200多学时，比起已有几十年科学概括和综合的生理学还要多(生理学只一百多学时)。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的基础，即便要提一个教学大纲也是困难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整理中医学术的问题，但卫生部在这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王教授提起在一次卫生部的座谈会上有一位中医研究院的教授公开批评说：在中医研究院可写一本笑林广记，说几年都说不完，内部的混乱，是前所未见。王教授又说过去因为提倡了中医，西医就不敢发言了，都怕扣上一个大帽子，甚至西医明知中医治大脑炎治错了，他也不敢作声，这就不好了。其实过去卫生部石家庄调查小组大脑炎中医疗效的统计数字是否可靠，还值得怀疑。刘曾复教授也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他说我们执行中医政策的结论只有一句：推不动。基础部过去一年的计划都订有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术，以后成了具文，一无办法干脆只好取消。
谈到学习苏联的问题，两位教授认为政策是正确的，但步骤有错误，教条主义十分严重。过去帽子太大，谁也不敢说话。但不说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组织疗法和无痛分娩在我们卫生部是雷厉风行，普遍推广，但疗效究竟怎样是成问题的，这两年也就烟消云散了。其实，这两种疗法在苏联也不成熟，结果我们却依靠行政命令来加以贯彻。经验的总结都是好的例证，坏的不写，影响就更坏。总之，应用行政命令，用政治力量来推行科学上的许多问题是值得考虑的，否则会出很大的偏差。
又例如在生理学教研组比较熟悉的专家工作，原则是对的，但做得不仔细。几年来专家来中国的目的大致可分为几类：①帮助我们建立教研组建校的。②帮助开展教研组科学研究工作的。③帮助提高教研组工作的。我们生理教研组大概属于第三类，专家就这方面的工作要求说来是完成了任务的，他给我们介绍的一套教学法确是行之有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帮助，使人们订制教学大纲时明确多了。去北大和上医的生理专家工作得都很努力，也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但有缺点，例如北大的赵以炳教授是做刺蝟的研究，而专家教给下面年青人做的是高级神经活动，这就发生了矛盾，专家走后这些研究就无人领导。到上医去的是苏联通讯院士，是个很重要的力量，苏联政府是煞费苦心的，专家来应该是帮助我们打下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的。但专家是专搞个体的研究，而上医的教授则是做血液循环的。专家花了大力，也给大家指定了许多研究题。但专家走后，下面的文章就做不出来了。这就是不细致。总的原则没问题，而具体工作的执行就出了毛病。设想去上医的专家要是到协和去和张锡钧教授合作开展研究，那倒是可能形成一个生理学派的！发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由於制订和贯彻计划都考虑得很不细致，是由于发扬民主不够。应该多和中国专家商讨。其实回国的苏联专家对中国生理学界的看法和意见基本上是和中国专家一致的。但过去就是很少和中国专家商谈，大家也没有发动起来。今后要补救这些缺陷，应该结合苏联专家在总结中的意见和中国专家的意见，继续仔细地拟定一项计划才行。
两位教授还批评现行的留学生制度很不好，派去苏联的程度太差，甚至有学不下去再送回来的。试问解放后七八年来生理方面留苏归国学生谁能拿得起来？和留美的学生无法相比。由于这个制度，为中国造就人才的损失就很大。过去国民党时期对国民党的党团员或为他办了一些事的，以留学做为报酬，不附和他们的就没有留学的机会；而我们的制度也和国民党的没有什么差别，三反五反时做了点工作牺牲了一些的，就送去留苏，这就很糟。在医学科学院留苏的由院长秘密圈定，一透露第二天就走，不敢让大家知道。但一经透露系主任就大发牢骚，现在大家仍有很多意见。北医留苏的人不多，但也有一些问题，以前生理科留苏的提名就提了一个苏静怡，后来还提过一个王齐亮。去是没有去，要是去了，三年回来能拿得起什么？制度就订成了那样。我们的留学政策一直就非常混乱，不但送高中毕业生去留苏，而且初中毕业生也送去。政治条件是要的，但选派不看才学就不合适了。去留学的机会是国际友人对我们的一种帮助，但我们对这种帮助的利用效率就太低。
关于教授治校或党委负责制的问题，刘曾复教授认为这个提法就不对，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党委还是应该负责，毛病是出在行政，应研究学术会议没有发挥作用是什么原因。有的教授对学术委员会最有意见。那是个形式，学校大大小小，什么事都得找党委。过去联系教授小汽车的问题，找到处长还不能决定，向慧君给彭瑞聪打一个电话才解决了。总务处的毛病最大，总是互相推诿，处长都不能作主，行政效率低可能有二个原因：①没有好的管理制度，干部都包下来，又都是组织分配，平时又没有考核制度，所以很疲塌，能推就推出去。像私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的美国有些管理制度是好的，而我们则是公文旅行。教研组主任处理事情的权力太小，只能起一种运动肌的作用，执行命令而已。其实有许多事情科内完全可以决定。例如进修生问题，非得在院长办公室，人事处等单位公文旅行三周，再来征求科的意见。如果这些权力干脆给科，问题早就可以决定了。②行政效率低的另一个原因：是考虑复员干部职位的高低要受他的资历的限制只能升级，不能降级。因而因人设事，讨论行政机构是二级制或三级制，把处级取消，另设许多院长助理，其实都一样，还不是人浮於事。对这次有一个顾虑：就是和风细雨压力还不够大，官僚主义还压不了。
对於“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王志均教授认为这次整风，最好要确立一些制度来加以保证，否则老是被监督，怎样监督共产党呢？老是党来管事。自然就要形成墙，一党专制墙当然到处都有，不同的只是厚薄而已。
希望领导干部体力劳动要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以联系主要群众。没有进过实验室的门，没法领导科研。
最后谈到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问题，两位教授认为过去土改经验证明意义很大，影响很好，那时的口号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看来你没有架子，精神上不是外人，就与国民党形成了显然的对比，土改能成功，与这个行动很有关系。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说：解放初期的干部真感动人，事事都征求意见，群众同意办才办；而现在可不行了。说明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很大。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是好的，但院长参加体力劳动，去耕地或拔草是没太大的意义的，而且示范作用也不大。认为院长劳动主要应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即便帮忙剃狗毛也是好的，这样可以密切所属主要群众的联系，密切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联系，没有进过实验室的门，是没法领导科研的。否则体力劳动就是有些形式主义。
漫谈会继续了三个多小时，大家都很满意地认为超额完成了任务。
来源：北京医学院出版《北医》，1957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