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久雨初晴，春光已老。但我们一行人在赤山埠的一座半山上的住宅里看到陈学昭同志的时候，她还穿着棉鞋，她从事写作的房间里，火炉还没有拆除。
这些天，在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已闭幕有日。我们到杭州时，浙江省政协正在开会，但是当我们试探地问起作为浙江省会杭州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气候条件时，她对我们指了指房间里的火炉，说是气候不好，这里正是霉雨季节，时暖时冷。
什么是这里的“气候”?
这是说，在这里党员对党外人士有宗派主义的情绪，而在党内，也还是有着宗派主义的鸿沟。陈学昭说，在做学问的事情上，是只应当实事求是的，不能因为你是党员便被压低一尺，以表谦虚，这样的谦虚，有点近乎伪，而同时也不能因为你是党员，又比别人高出三尺。党章里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在学术问题的面前，人人是一律平等的。
陈学昭是个专业作家，她朴素地这样认为：“我是卖文为生的”。但是在谈到繁荣文艺创作时，她觉得在培养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方面，省委的领导不能辞其咎。她说，全国人民代表邵荃麟同志到杭州来的时候，找过文艺界的同志开座谈会，有很多人基于热诚，都来参加了座谈。（记者按：这是浙江文艺界自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后第一次座谈会，有七十多人参加，揭露了一些矛盾，但是中共浙江省委的负责同志却没有参加。）荃麟同志走了，省政协继续讨论浙江的文艺工作，有一、两个会也开的还算好。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也比较关心这个工作。但这样的会的下文如何我便不知道了。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浙江，我开始认识了用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行政命令的权威思想来领导文学创作的可怕。一九五零年夏天，我下乡准备迎接土改，当时的领导立刻就来劝阻我不要到海宁去土改，说那里地方太小，也不是什么基点。这种好心是出于什么呢?是出于不理解文学创作，不理解一个作者有自己创作的打算和安排；一个作者总是尽量找自己熟悉的环境和语言的方便……。土改回来后，我写了“土地”，领导又压住稿件， 说这不能写，那也不能写；写这本书真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事情，我从原来的十三、四万字改成七万八千字。结果还是不讨好，书出来以后，被胡风分子打了一闷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版，二版便不印行了。
在过去，有人（这是浙江省的负责同志之一）说冀汸是浙江唯一的作家（按：这是个胡风分子）。陈学昭说，我当时在莫干山，因为一直和冀汸、方然的文艺思想不对头，便没有来参加在浙江省召开的文代会，我想：即使我和许钦文先生都不算作家，那么浙江的作家死的有鲁迅先生，活着的还有茅盾，无论如何，冀汸也不会是浙江唯一的作家。
面对了文艺界在浙江感不到温暖的现实，她说，在浙江，一切都还是那么难，简直是千难，万难!今年四月三十日的文艺界座谈会上（即有邵荃麟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我不能不说话了，因为我是党员作家，其他的同志们，特别是党外的同志们都在注视着党员作家在这样一个会上的表现。我决定在会上说了我的意见，随后其他同志对浙江省委在文艺工作领导方面也提了一些批评。但是，这个会以后，省文化局的某负责干部竟然说同志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批评“是些毒草”，“是出省委的洋相”。这几天，政协会上文艺界人士的情绪又低落下去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看，这些年来，人们在工作上挨闷棍的事情太多了。这伤害了大家的心，往往没头没脑地一记闷棍下来，使得人们不知道领导的意图究竟何在，同时还有些是人为的矛盾，以至造成离心离德。
浙江省弥漫着一种不正常的空气，在这种空气下，把文艺工作看成是与政治思想没有关系的最简单的东西，教条主义的看待文艺；看不起文艺，不尊重学术。更有的是不懂装懂，那就更造成文艺工作中的困难。
难!这是我们和陈学昭同志谈话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字眼。难在那里呢!难在今天怎样调动一切文艺界同志的积极性似乎成了问题。光是解决了浙江省文联的房子问题，经费问题，恐怕还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陈学昭说，这恐怕主要要领导上真正重视大家的工作，而不是空口说白话。这样才能使大家团结起来，积极起来，然后共同来参与这个工作。否则，大家没有信心，那又怎么来繁荣文艺创作，怎么来推动省的文艺工作呢?谈到这里，她说她还是有些顾虑的，因为在她的头上还是有个类似唐三藏赏给孙行者的箍。
在目前乍暖还寒，又晴又雨的气候下，文艺界的积极性是极难出现的，邵荃麟同志在杭州主持了文艺界的座谈会，他走了，大家那一股热情不知怎么一来便忽然冷却下来了。各人又都回到自己的老窝里去了。什么原因?陈学昭说，我不知道。总之，这是领导上值得很好地研究研究的问题。
作为一个作家，深入到地方上来，特别是在农村里，是会遭遇到一些困难的。作家写出来的是文章，不能为国家增加小米和大米，更不能增加国家的税收。在领导者的眼里看来，作家的劳动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是可有可无的。行政部门和党的文艺工作部门对我们是又管又不管，写文章了，就说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而一切党和国家的重大措施，一切重要的报告传达，过去都是从乡里，从农民那里得知的多。领导上把我忘记了。从今年二月起，这种情况开始得到改善；这是我向领导上提出不止一次意见后的结果。但是，最近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只通知我去听报告，没有把我编入小组，没有给我发言权，我没有去。（记者按：像这样一次重要的宣传工作会议中就没有文艺界的一席地位，连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也只能听报告。）
浙江省的专业作家只有陈学昭一个人。她回顾了初到浙江时的滑稽局面。因为在人们的习惯中还没有作家这种印象，以为这个人是了错误，所以才下乡来……。这都是言语难以形容的一些经历。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还是看重“官衔”的。到今年八月里，她已在杭州的农村中生活了八个年头。今天有些人也习以为常了，可是谁又知道，当初初来杭州市的时候，人人都侧目而视的情景呢?那种目光似乎表示着：“你是个什么东西?!”
直至目前，浙江省的文艺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什么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呢?她的看法是，最重要的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对文艺工作，对文艺工作者一直不够重视。她表示说，不是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要求十分特殊的待遇，党员作家不至于有这些非分的要求，非党的作家们、文艺工作者们几年来的进步也不会有这种非分之想。
作为一个作家是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的，例如她便需要图书和报刊。在陈学昭同志的工作室里，放着一部四部丛刊，和一些最起码的图书资料。她住的地方是杭州的郊区。目前她的外文资料除去订了一份法国人道报和法兰西文学报外，她没有取得其他外文书报的方便。而人道报到她手中时，她说那简直是在读历史文献。因为收到的太迟了，五月十三日才能看到三月二十八日的报纸。她说，“我今天才知道生活是艰难的，因为我目前过的生活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你要订一份报，取得一些必要的图书资料，人家就不会重视你的需要，比方我曾向杭州新华书店预定鲁迅全集，看到有的同志已得到了书，我就去买，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只来了三十部，卖给首长还不够呢，你也要!总之，一切是艰难的。
我看了整风指示中，对于领导同志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是非常拥护的，因为走出办公室，参加一下体力劳动连系连系群众，知道一下生活的艰难，便可以避免那么容易地、草率地批批公文的做法。如果一些领导同志也能和我一样地来过过那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他也许会懂得什么是生活，那他们在领导工作中也许更有群众观点一些!
陈学昭的居处是在龙井乡的一个安静的乡村里。她说，你们也许认为这里很安静，但是这里的生活是并不平静的。有很多事情不能叫人安静，有时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最近茶价突然被中茶公司无理的压低了，茶农的茶山，经常被人用一纸命令圈去，茶蓬限期拔掉，可又荒芜着不用，这些事情都迫使我去为他们“打官司”。我常管这样一些“闲事”，我在这里老管闲事，有时也把这些不平之鸣写到人民日报上去。这样给我带来了农民的友谊，我处在一个荒郊僻壤，可是是这些热情的农民弟兄帮助我渡过了去年大台风带给我的灾害!
“我是一个极单纯的人，一九二七年我出国去，那时才二十岁，一九三五年回国，抗战开始了，后来就到延安去了，这中间，我参加了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得到不少教育。可是到了浙江，我才受到了一些实际的锻炼。我觉得，我现在才真正开始懂得一点人，懂得一点生活，懂得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
五月十三日杭州（原载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